藝術的敗壞並不僅僅侷限於作品的立意。由於意識和物質是一性的，所以當整體藝術思想出現問題的時候，作為承載其藝術思想的物質媒介本身同樣會出問題。這一點也是唯物主義者們所想像不到的。
科學的發展，使畫家們得到了材料成本更為低廉、價格更為便宜的顏料。原來需要從某些貴重的天然礦物中提取的色料，隨著科技的進步，通過化學的方式就能從廉價的材料中合成。
以群青（Ultramarine）為例，傳統的群青色由於來源於稀有礦石青金巖（Lapis lazuli），所以極其昂貴，高品質的青金石甚至超過了黃金的價格。這種以寶石為原料所製成的藍色顯得異常高貴、飽滿、莊嚴，色澤璀璨。而虔誠的古人認為應該用最珍貴的顏料來讚頌神，因此，傳統繪畫中聖瑪利亞（Saint Mary）的衣服就一直是群青色的。
18世紀初，當人們以近代化學的方式合成出價格更為便宜的普藍（Prussian blue）顏料後，不少畫家認為其近似的色彩能作為昂貴群青色的替代品，並在創作中付諸實踐——至於神聖與否，那早已不在此時人們考慮的範圍之內了。但是化學合成的產物如何能與真正的天然寶石同日而語？普藍顏料無論在純度、亮度、耐久度、耐光性等諸多方面都遠不及真群青，即使到了科技發達的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完美解決。尤其在化學還不發達的階段，因此而造成油畫的變色、發黑、開裂等各種麻煩隨著時間的流逝層出不窮。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一些其它顏料上，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
有關繪畫材料的改變還涉及到調色油的變化。歷史上原本用於主流油畫媒介中的乾性油類是亞麻仁油（Linseed oil）與核桃油（Walnut oil），這兩種乾性油在空氣中氧化後的結膜非常堅固，很適合於製作油畫顏料。但油類在繪畫上都有一個缺點，就是會隨著時間慢慢變黃。因此，一直有不少畫家試圖找到不會變黃的油。17、18世紀後，荷蘭、法國和意大利的畫家們越來越多地採用罌粟籽油（Poppyseed oil）來製作顏料，因為這種油變黃的幅度小於其它油類。
罌粟籽油在繪畫上的運用並不算某種發明，因為人們很早以前就已經了解這種油的特性了。但罌粟這種植物在文化上的象徵意義卻讓人敬而遠之，因為它在西方文化裏一直是睡眠與死亡的象徵。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中，罌粟曾被視為獻給死者的禮物。可想而知，這種不吉利的植物在相信鬼神的年代裏會有多麼受排斥。然而到了經過啟蒙運動洗腦的時代，科學化的思想讓人們更願意從實用角度出發，並將那些古代文化束之高閣。
其實不止西方如此，東方也同樣有類似的文化。中國清代的《右台仙館筆記》中闡述諸神以「鴉片煙劫」來清理道德敗壞的人類時，也曾提到罌粟內被灌注了無間地獄中罪魂的膏血。此書在卷二寫道：「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間，搾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煉，光色黝然。」
對鬼神之說嗤之以鼻的實證科學讓人迷信於親眼所見的事物，但人的眼睛卻有相當大的侷限，看不見的東西太多，而且只看到眼前與表面勢必會造成短視。從短期來看，罌粟籽油的確非常清亮透明，色澤很淺，但隨著油膜的老化，多年後它與亞麻仁油的變黃狀況其實沒有多大區別。然而從結膜的堅固程度上講，亞麻仁油明顯要比罌粟籽油優秀很多。同時，罌粟籽油乾燥非常緩慢的特性，始終讓色層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在傳統的多層畫法中，如果下層使用了罌粟籽油，就必須等待很多天，直到它乾透後才能再畫新的色層。但實際作畫時，一般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待乾的。而當底層還沒有徹底乾燥就畫上新的色層後，便會造成開裂。
這些負面情況出現的頻率非常高，以至於美術史上幾代材料學家，從18世紀出生的蒙塔貝爾（Jacques-Nicolas Paillot de Montabert，1771年～1849年）到19世紀的愛伯奈爾（Friedrich Eibner，1825年～1877年），再到20世紀的多奈爾（Max Doerner，1870年～1939年），都對罌粟籽油頗有微詞。愛伯奈爾甚至直言這種油完全不適用於油畫。但圈內的人都知道，罌粟籽油一直在被廣泛使用。為甚麼？因為很多生產管裝顏料的廠家喜歡不易乾的油，這樣，商品在沒賣出去之前就能儲存得更久；而且，顏料擠出來後，不泛黃的透明油感能讓商品的成色顯得更好看，自然能吸引買家。
可見，科學是發展了，但美術卻在走向衰敗。現代人發明了各種高級的顏料，卻很難再看到凡‧艾克（Jan van Eyck，約1390年～1441年）時代的作品中那種明亮、清麗、優美的色彩了。科學不發達時代的油畫可以保存六百年；而到了科學發達的今天，如果一幅油畫在五十年內不出問題，人們就可以稱讚顏料的質量了。眾所周知，所謂「先進」的科技時代從來也沒有造就出一位能比肩文藝復興大師那樣的藝術巨匠來。科學的進步只是表面的浮光掠影，而道德的下滑卻造成了人類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道德風尚與藝術傳承
公元前的古希臘人有在神像和神廟上著色的傳統。古代科技不發達，很多顏料來源於稀有的礦石，因此價格高昂。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類逐漸具備了某些昂貴色料的廉價替代品，但即使如此，我們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聖像畫上還是能夠看到大面積的真金白銀被貼覆其上。雖然時代變了，人群不同了，信仰的神不一樣了，但人對神崇敬、虔誠的心卻沒變。
良好的品格也體現在對美術事務的態度上。19世紀法國美術史家、繪畫材料學家達爾崩（Charles Dalbon）在他的著作中記錄了文藝復興時期根特（Ghent）畫家行會的一些嚴格的行規：為了保障畫作的堅固，如果規定了要使用某些高品質顏料（諸如青金石、鐵石英等），但畫家卻用廉價顏料調配出同樣的顏色魚目混珠，一經發現，便要處以價值十里弗爾的罰款（大約相當於當時一名車伕或隨從兩個月左右的收入）。同時，行會管事還會不定期到各個畫家工作室或家中突襲檢查是否存在顏料造假或其它違反行規的行為。類似的規定在當時其它一些地區也是如此。
這些行規有力地保障了繪畫材質的高端與穩定，使畫作可以長時期保存，讓我們在今天還能欣賞到數百年前的傑出作品。只是這些規矩隨著科學的發展而被廢除了。當以物質利益為準則、縮減成本、追求效率的思想充斥人們頭腦的時候，文化彷彿變成了快餐。科學與經濟的發展把材料方面的事情都交給了顏料廠，與材料緊密相聯的美術技法因此也逐漸走向下坡。今天的美術教育界都知道，學術理論與具體實踐可以說是脫離的。西方國家的美術學院基本上都不教美術材料與技法了，架上繪畫被大部份「藝術家」所拋棄，不少美術專業的教授甚至完全不會畫畫。（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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