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輝煌的文藝復興可謂是西方藝術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時期了,其影響之深遠,猶如歷史篇章裏的黃鐘大呂,震古爍今。

本次人類文明中的美術在文藝復興時期走向成熟,並對其後兩百年的西方藝術有著直接的影響。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之後的兩百年卻是各類相生相剋因素處於激烈而又微妙的衝突下,陰陽平衡被逐步打破的階段,所涉及因素之龐雜、其背後範圍之深遠,絕非筆者一兩篇文章所能講得清楚的。因此,本文只是根據個人粗淺的理解,從幾個方面簡單地談一談當時西方美術的大致情況,以及這段歷史帶給人的一些啟示。

15世紀最重要的雕刻家洛倫佐 吉貝爾蒂的浮雕《天堂之門》,佛羅倫薩洗禮堂的銅門。(Maksim /Wikimedia Commons)
15世紀最重要的雕刻家洛倫佐 吉貝爾蒂的浮雕《天堂之門》,佛羅倫薩洗禮堂的銅門。(Maksim /Wikimedia Commons)

意識與物質

藝術作為一種思想性很強的門類,其本身與意識、理念之類的因素聯繫密切。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往往都是先有一個藝術理念,再通過藝術技法的合理運用,以具體的物質材料將其表現出來。這一過程與唯物主義所推崇的「物質決定意識」的論點恰恰相反。事實上,一個人做甚麼,都是靠他的思想意識控制自己的物質身體去行動,他的思想意識才是起決定作用的。

當然,現今無論是科學界還是哲學界,都早已能證明意識本身就是一種物質了,這兩者之間其實並不是一種相互對立的關係。只是由於中國讀者在學校裏都學過唯物主義理論,所以為了破除這種謬誤的觀念,我們先假設性地把兩者分割開來看。

在中文的藝術史論類文章裏,最常見的學術研究一般都習慣於把藝術與經濟學掛鉤,讓人誤以為中國的藝術研究者都是經濟學家。這是源於唯物主義「物質決定論」的延伸觀點,即「經濟基礎決定論」,用大白話講就是從古到今有錢就能決定一切。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套理論與近代的祕密結社以及社會金融秩序關係密切,但由於不是本文所討論的中心,這裏不多作評述,只是從表面淺顯的道理上簡單地談一談。

那麼有錢能不能決定一切呢?且不談今天的經濟社會裏都不乏藐視金錢之輩,在幾個世紀以前的很多國家,一個普通人中的富商,無論有多少錢,如果他不是貴族或者僧侶階層,在上層社會都是沒有話語權的。

為甚麼?因為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人的思想觀念而不是金錢這種物質。古人的群體意識認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能因為一個人有錢就能與僧侶——遵循神佛教導的修行群體,或者王公貴族——君權神授群體,擁有同等的話語權。歸根結底,都是源於人對神的敬仰。

同樣道理,要想研究藝術,尤其是史上宗教信仰佔文明主導地位時期的藝術,不搞清楚各類相應的思想觀念,是難以明確藝術的發展軌跡的。歷史上的不少藝術作品都能體現其背後所隱含的信仰、理念和藝術觀。從世間低維的位置看,人類藝術的發展也是各種意識相互交鋒的展現,而意識本身是活的、有靈性的。藝術作品中的思想理念與表現它們的物質材料就像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講,意識與物質又是統一的。下面,我們就具體談一談這些因素在美術史上的部份展現。

主題禁令

文藝復興的結束時間在學術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但一般都認為從17世紀開始就已經不屬於文藝復興時期了。所以我們暫時將文藝復興之後的兩百年理解為一個概括的數字,即17、18世紀這樣一個大的範圍。

文藝復興盛期,大師拉斐爾(Raphael)1509年~1510年繪製的《聖禮的爭辯》(Disputation of the Sacrament),收藏於梵蒂岡宮簽字大廳。(公有領域)
文藝復興盛期,大師拉斐爾(Raphael)1509年~1510年繪製的《聖禮的爭辯》(Disputation of the Sacrament),收藏於梵蒂岡宮簽字大廳。(公有領域)

這一時期最明顯的特點,就是不同國家和地區對藝術題材的選擇所呈現出的巨大區別。這種差異源於16世紀的宗教改革對藝術產生的影響。相對於原有的天主教,新教由於教義上的分歧對藝術的態度與過去的傳統大相逕庭。

為了避免名詞上的混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漢語圈民間普遍用「基督教」一詞直接稱呼新教,這種叫法其實是錯誤的。基督教(Christianity)是一個整體的宗教概念,其中包含了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諸多分支派別,有兩千年的歷史。而新教(Protestantism),也就是很多中國人所稱呼的「基督教」,是16世紀西方宗教改革後所建立的一個基督教分支,成立時間距今將近五百年,兩者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新教強烈反對偶像和聖像崇拜,它與天主教對「偶像崇拜」的解讀不同,讓很多藝術作品直接被判了死刑。首當其衝的就是具有三維空間屬性的雕塑。教堂裏那些耶穌、聖瑪利亞和聖徒們的雕像很容易被定義為偶像崇拜,這一點激起不少狂熱的新教徒衝入教堂,從毀壞塑像、剷除浮雕發展到砸碎玻璃花窗、焚燒繪畫。因為對很多新教徒而言,上帝的神性無須通過符號或圖像顯示,一切炫耀浮華都會起到負面作用,所以不能留存。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新教教堂很多都被粉刷得白白淨淨,裏面沒有繪畫或雕塑,並將一切裝飾因素減到最少,力求簡潔。

由於文藝復興及其之前的美術都是以宗教繪畫、雕塑為主,歷代藝術家們所積累的創作經驗、藝術理論主要也都集中在如何描繪神與聖徒這些方面。但自從16世紀中後期的「破壞聖像運動」出現後,在新教控制的國家和地區,美術工作者們不得不拋棄傳統的主流題材,轉而尋找一些世俗或邊緣題材的訂單來養家餬口。不過,由於這些作品大多缺乏思想性,再加上原有的藝術理論被「自廢武功」,導致很多新教國家和地區的美術迅速沒落。比如在杜勒(Albrecht Dürer,德國畫家,1471年~1528年)與荷爾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德國畫家,約1497年~1543年)的時代之後,他們國家其他美術家的名字出現在藝術史書上的頻率明顯降到了低谷。

新教國家中相對「安全」度過這場藝術轉型危機的地方是尼德蘭。因為早期弗拉芒畫派(Flemish Primitives)在繪製宗教祭壇畫時有刻畫大量細節的傳統。為了使作品裏表現的故事情景顯得真實,畫家們不僅在畫中的主體人物身上精雕細刻,而且還會用非凡的耐心與精湛的技法描繪所有出現在作品裏的花草樹木、靜物景觀、飛禽走獸等一切形象。這樣一來,那片地區的藝術家們對這些動植物等各類形象都做過專門系統的研究。因此,當新教不允許藝術家表現天主教的傳統題材時,靜物、風景、肖像、風俗畫等題材便能支撐著荷蘭的藝術家們蹣跚前行。

然而,這種權宜之計也只能在一定的時期內維持當地藝術有限的活力與藝術市場短暫繁榮的表象,這種情況在17世紀得以體現。由於新教禁令,藝術家們不得不迴避那些神聖主題,包括古希臘神話題材也受到牽連,而只能在民俗、靜物、肖像等不需要太多思想性的題材裏鑽研,這讓藝術在許多人心目中貶值成了純粹的商品。(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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