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進也是一個連考二十餘次,已經「花白鬍鬚」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裏無米下鍋,他只得抱著正在下蛋的雞到集上去賣。聽到中舉的消息,他起初不敢相信,後來拍手發笑,昏倒在地;接著又滿街亂跑,「一腳踹在池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他的丈人胡屠戶見他高興得發瘋了,狠狠打了他一個耳光,才使他清醒過來。

從此,他由一個原來處處被人鄙視甚至憎惡的可憐蟲,一下子變成了人人討好獻媚的對象。而范進中舉以後,則開始墮落變壞,跟著張靜齋到高要縣去招搖撞騙。不到三個月,田產房屋、奴僕丫鬟便都有了。在這裏,作者不僅生動地表現了當時知識份子,被八股科舉弄得神魂顛倒、喪心病狂的醜態;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士大夫們熱衷科舉,並非追求知識學問,而完全是為了升官發財,爬上統治階級的地位。

那麼,封建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又是些甚麼人呢?中了進士而新任南昌太守的王惠,一到任就公開打聽:「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通融?」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為了這一目的,他魚肉百姓,草菅人命,搜刮民脂民膏,可謂無惡不作,「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裏也是怕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惡魔般的貪官污吏,在他的上司眼裏,卻是江西頭號能人,由此可見當時的官吏壞到了甚麼程度。作品通過對王惠這類貪婪殘暴的害民賊的描寫,有力暴露了清代中葉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

《儒林外史》在批判科舉制度和貪官污吏的同時,也猛烈抨擊了土豪劣紳的惡劣品行。文痞加惡棍的嚴貢生,嘴裏說「從不曉得佔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可行動上卻把鄰居家的豬佔為己有,鄰居來要,竟行兇打斷人家的腿。他根本沒有借給別人錢,卻硬向人家要利息。他訛詐船家,租船不付租金,反要送船家到縣衙門裏打板子。他的兄弟嚴監生,家裏「錢過百斗,米爛成倉,僮僕成群,牛馬成行」,可是平時卻捨不得多花一分錢,以致臨死時說不出話了,還因為燈盞裏多點了一根燈芯費油,「伸著兩根指頭」,遲遲「不肯斷氣」,直到家人滅了那根燈草,才一命歸天。在這裏,作者通過對嚴氏兄弟的描寫,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土豪劣紳虛偽、凶殘、吝嗇的特徵。

吳敬梓不是一味憤世嫉俗的冷酷作家。他在揭露當時社會陰暗面的同時,也頌揚了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為人正直,卻又淡泊名利、鄙視科舉的知識份子,稱讚了淳樸善良、自食其力、彼此幫助的下層人民。

《儒林外史》卷首載有一篇署名「閒齋老人」、寫於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的序文,大概出自吳敬梓本人的手筆。其中有幾句話,頗能概括全書的主題:

其書(指《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者,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者,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者,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由此可知,吳敬梓對其所描寫的人物持反對或肯定的態度,完全是以他們如何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而定的。他認為,只有那些「辭卻功名富貴」者,才是「品地最上一層」的「中流砥柱」。

因此《儒林外史》肯定的理想人物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即輕視功名富貴,講究做人的品行和學問。如滿腹學問、慷慨好施、輕視功名、孤標傲世的杜少卿;道德高尚、心地純潔、待人忠厚、才識過人的虞育德;不講任何條件、精心照料陌生路人的甘露寺老僧;朋友有難,視為己事、鼎力相助的鮑文卿等,都是作者無比同情和傾心歌頌的正面人物。這些人物形象,不僅與庸俗醜惡的儒林仕宦人物恰成對比,透露了作者鮮明的愛憎;而且擴展了作品的表現對象,從更多方面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社會真相。

《儒林外史》的藝術特色主要是諷刺。「諷刺」是以冷嘲熱諷的筆調來描寫人物和事物的藝術表現手法。在封建社會裏,許多知識份子受科舉制度的毒害,終日沉迷科舉仕進,狂熱追求功名利祿。這在當時都是人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事;有的人雖然有看法,卻不敢或不願說破。吳敬梓以敏銳的目光、難得的勇氣,從平常的事情中看出不平常的問題,並把它們加以集中、概括、提煉,用卓越的細節刻畫和恰到好處的誇張描寫,栩栩如生地畫出了一幅封建社會末期的儒生群丑圖。作品出版後,許多讀書人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對自己的命運悲歎萬分。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既奠定了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基礎,也代表了古代諷刺小說發展的高峰,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廣的影響。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都曾從它當中吸取了大量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