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進也是一個連考二十餘次，已經「花白鬍鬚」的老童生。發榜那天，家裏無米下鍋，他只得抱著正在下蛋的雞到集上去賣。聽到中舉的消息，他起初不敢相信，後來拍手發笑，昏倒在地；接著又滿街亂跑，「一腳踹在池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他的丈人胡屠戶見他高興得發瘋了，狠狠打了他一個耳光，才使他清醒過來。
從此，他由一個原來處處被人鄙視甚至憎惡的可憐蟲，一下子變成了人人討好獻媚的對象。而范進中舉以後，則開始墮落變壞，跟著張靜齋到高要縣去招搖撞騙。不到三個月，田產房屋、奴僕丫鬟便都有了。在這裏，作者不僅生動地表現了當時知識份子，被八股科舉弄得神魂顛倒、喪心病狂的醜態；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士大夫們熱衷科舉，並非追求知識學問，而完全是為了升官發財，爬上統治階級的地位。
那麼，封建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又是些甚麼人呢？中了進士而新任南昌太守的王惠，一到任就公開打聽：「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通融？」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為了這一目的，他魚肉百姓，草菅人命，搜刮民脂民膏，可謂無惡不作，「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裏也是怕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惡魔般的貪官污吏，在他的上司眼裏，卻是江西頭號能人，由此可見當時的官吏壞到了甚麼程度。作品通過對王惠這類貪婪殘暴的害民賊的描寫，有力暴露了清代中葉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
《儒林外史》在批判科舉制度和貪官污吏的同時，也猛烈抨擊了土豪劣紳的惡劣品行。文痞加惡棍的嚴貢生，嘴裏說「從不曉得佔人寸絲半粟的便宜」，可行動上卻把鄰居家的豬佔為己有，鄰居來要，竟行兇打斷人家的腿。他根本沒有借給別人錢，卻硬向人家要利息。他訛詐船家，租船不付租金，反要送船家到縣衙門裏打板子。他的兄弟嚴監生，家裏「錢過百斗，米爛成倉，僮僕成群，牛馬成行」，可是平時卻捨不得多花一分錢，以致臨死時說不出話了，還因為燈盞裏多點了一根燈芯費油，「伸著兩根指頭」，遲遲「不肯斷氣」，直到家人滅了那根燈草，才一命歸天。在這裏，作者通過對嚴氏兄弟的描寫，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土豪劣紳虛偽、凶殘、吝嗇的特徵。
吳敬梓不是一味憤世嫉俗的冷酷作家。他在揭露當時社會陰暗面的同時，也頌揚了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為人正直，卻又淡泊名利、鄙視科舉的知識份子，稱讚了淳樸善良、自食其力、彼此幫助的下層人民。
《儒林外史》卷首載有一篇署名「閒齋老人」、寫於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的序文，大概出自吳敬梓本人的手筆。其中有幾句話，頗能概括全書的主題：
其書（指《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者，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者，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者，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由此可知，吳敬梓對其所描寫的人物持反對或肯定的態度，完全是以他們如何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而定的。他認為，只有那些「辭卻功名富貴」者，才是「品地最上一層」的「中流砥柱」。
因此《儒林外史》肯定的理想人物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即輕視功名富貴，講究做人的品行和學問。如滿腹學問、慷慨好施、輕視功名、孤標傲世的杜少卿；道德高尚、心地純潔、待人忠厚、才識過人的虞育德；不講任何條件、精心照料陌生路人的甘露寺老僧；朋友有難，視為己事、鼎力相助的鮑文卿等，都是作者無比同情和傾心歌頌的正面人物。這些人物形象，不僅與庸俗醜惡的儒林仕宦人物恰成對比，透露了作者鮮明的愛憎；而且擴展了作品的表現對象，從更多方面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社會真相。
《儒林外史》的藝術特色主要是諷刺。「諷刺」是以冷嘲熱諷的筆調來描寫人物和事物的藝術表現手法。在封建社會裏，許多知識份子受科舉制度的毒害，終日沉迷科舉仕進，狂熱追求功名利祿。這在當時都是人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事；有的人雖然有看法，卻不敢或不願說破。吳敬梓以敏銳的目光、難得的勇氣，從平常的事情中看出不平常的問題，並把它們加以集中、概括、提煉，用卓越的細節刻畫和恰到好處的誇張描寫，栩栩如生地畫出了一幅封建社會末期的儒生群丑圖。作品出版後，許多讀書人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對自己的命運悲歎萬分。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既奠定了中國古代諷刺小說的基礎，也代表了古代諷刺小說發展的高峰，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廣的影響。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都曾從它當中吸取了大量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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