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談政治講真話是社會良心

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張燦輝認為，不談政治違反哲理，可笑又難過。知識份子要拿出一個社會責任來出聲，當更多人都願意講出真話，大家便會知道真相。（大紀元《珍言真語》製作組）

日前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撤回〈大流行緣起武漢〉文章，引發譁然，香港日漸限縮的言論自由再次受關注，「政治」已成中共噤聲言論的慣用藉口。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表示，「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只有在極權之下，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張燦輝說：「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關心的事。如果有人說我們作為教師，在學校裏教學不涉及政治，這說法根本令人難以想像。」

他引述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主張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一個自由的人、做一個好公民」，「他曾經說，有哪一個人說自己不參與政事、不參加討論城市裏發生的事，他就沒有資格做雅典人。」

而國父孫中山先生也主張「政治」，「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張燦輝說：「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孫中山先生說這叫『民權』。在西方國家也講人權以及政治自由問題，就是說所有人一定要參與政治。」

他還引述德國哲學家、海得堡大學首位校長雅思培所說，「大學是社會的良心」。「如果我們不參與政事、不去監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學如果叫我們不關心政治，就完全脫離了現實。」

袁國勇撤文風波後，3月26日凌晨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區議員鄭麗琼遭警方拘捕。張燦輝十分感慨地說：「這是一場很長時間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來。」據悉，鄭被捕與她轉載一則起底防暴警員的貼文有關。外界批評港警公報私仇、濫捕濫告。

儘管白色恐怖籠罩香港，張燦輝拒絕默聲，「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裏讀書、研究、教導人，我知道大學教授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我們廣大民眾的責任。」

他提及一段歷史。德國納粹黨時代，學者們關在大學的象牙塔裏噤若寒蟬不發聲，眼睜睜看著政權慢慢的被獨裁者、納粹所掌控。而恩師、教育家勞思光的教誨也深烙張燦輝心中，「他說，要和良心對話，在面對不公、不公義的時候，我們要發聲。」

「現在中共鋪天蓋地的造謠宣傳，控制住了大多數的輿論，大家都不敢吱聲。當一個謊言說一千次、一萬次，大家便相信了。」他希望自己站出來講真話能帶動更多人勇於出聲，揭穿謊言。

「當一個人說皇帝沒穿衣服，大家覺得他可笑；但當二個、三個，很多人都說出來時，更多人會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的皇帝沒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願意說出來，最後大家便會知道真相。」張燦輝說。

「自由像空氣，我們沒有空氣會慢慢窒息，如同我們在瘟疫中慢慢覺得危險，（只有失去了）才覺得自由可貴。」他鼓勵港人齊心努力爭取自由，改變香港現況，「我相信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

以下是訪談內容整理。

政治是眾人管理之事史上中西哲人同見解

記者：袁國勇教授寫了文章後撤回，他說「我不想捲入政治中」，香港很多事情都已經被政治化了嗎？

張燦輝：這是一件又可笑又難過的事。有人說我們作為教師，在學校裏教學不涉及政治，這說法根本令人難以想像。道理很簡單，中西方的哲人，比如亞里士多德說過，一切的教育都有目的。目的一，教我們做一個自由的人；目的二，教我們做一個好公民，即是任何人都參與城邦裏的事。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有哪一個人說自己不參與政事、不參加討論城市裏發生的事，他就沒有資格做雅典人。

100年前，1920年孫中山先生在一個演講中開宗明義的說民權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生、民主、民權」，在民權裏頭他說了很多的民主，開宗明義的說「政治」，「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關心的事。如果有人說自己不談政治，第一他可能不理解一百年前國父孫中山所說的東西，更加不知道學術界中，怎樣去理解一個人的價值。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一方面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動物。正如剛剛所提到的，我們一定涉及到政治的事，只有所有人都去關心城市裏發生的事，才可以正確的理解（管治者）應怎樣去統治或管治人民。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一直以來在政治中，我們的權力如何分配？我為甚麼要給人管治？以前是皇帝說了算，我就是法國，法國就是我；我就是朕，即是天下。天下即是朕的話，所有事都是皇帝說了算。

事實上過去二三百年裏，西方（國家）的變化，以及後來我們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裏，其實不是「皇帝說了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孫中山先生說這叫「民權」。在西方（國家）也講人權問題以及政治自由問題，就是說（所有人）一定要參與政治。如果有人說不參與政治的話，我根本想像不到這是怎麼可能會發生的。

再說另一例子，在一個學術被嚴重打壓的時代，明末清初，有一個很重要的儒家黃宗羲，在他（所著的）一本很重要的書《明夷待訪錄》裏說，皇帝應該怎樣做、臣子應該怎樣做。接著他也說到學校，學校裏的知識份子是需要參與政事的，要給皇帝一些意見，他說不可能不參與。所以看到現在我們的大學不理會政治的話，其實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

德國哲學家雅思培主張大學是社會良心

記者：我們現在面對（中共病毒）疫情，或者早前在反送中運動中很多人和很多學者都選擇沉默，不想捲入政治中，他們的理由是甚麼？

張燦輝：這個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其實上兩次（訪問）我也有提及過，德國納粹黨時代，18至19世紀，他們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學問都是一流的，但是他們卻有一種態度，是甚麼呢？

在大學裏，他們有一個象牙塔，在象牙塔裏，他們可以討論甚麼都可以，但外面的事卻不關他們的事。我們看到納粹黨1933年掘起時，在大學裏的學者很多都噤若寒蟬不會發聲，因為不發聲，他們就慢慢的看著政權、人民政府慢慢的被獨裁者所掌握，他們當然是後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海德堡大學的第一個校長雅思培，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德國哲學家，他說過大學的目的不單單只是傳授知識，不單單要創造知識，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參與、討論及批評社會的事，他說大學應該是社會的良心。甚麼是良心？如果我們不參與政事、不去監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

所以大學如果叫我們不關心政治，就完全脫離了現實。只有甚麼情況才會這樣呢？只有在極權之下，我們不敢把話出來，就是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的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全世界正受著這次瘟疫影響，可以看到有一些世界領袖所說的話，令人感覺很「禪」。先不說我們那個只有9%人民支持的、770票選出來的特首（林鄭月娥）所說的話，我們來說另一個1,700萬票選出來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她的那一篇演講為甚麼會（令人）感動呢？

因為她用一個很誠懇的態度在說，德國是一個公開的民主（國家），民主是甚麼？德國政府一切的政策都是公開及開放的、大家明白的。她說，最重要的是當我們知道很多的市民住進醫院的時候，我們要記住這些不是Statistics不是一個統計數字，有多少人死亡了。

他們是你的爸爸、你的祖父母、你們的妻子、你們的丈夫、是你們的朋友。她說得很清楚每一個人都很重要。一個民主社會會關心每一個人，而不是只關心甚麼面子問題、甚麼經濟問題。她說在民主政治裏要去關心每一個人。

一個民主（國家）關心每一個人，是德國經過很多悲慘的經驗和歷史總結得來的結果。當看到納粹黨，人不是人，猶太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所以他們（納粹黨員）可以殺掉他們。當一個政府理解到每一個人都是人的話，是會完全不同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擁有人權，我們不單單要有生命，我們更加要有自由。

像美國獨立宣言一樣，我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權利是不可推翻、不可剝削的權利。在現代政治中，甚麼是憲法？就是被統治者為甚麼要給統治者統治呢？以前我爸爸是皇帝，天下江山是我打回來的；我革命成功了，當然由我來做皇帝，由我來指揮一切。這些（封建皇朝）已成過去，我們知道了一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不同了），當然這是經過很多人思考出來的。

18世紀（哲學家）盧梭，他提出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君臣之間有一個協議，這個（社會契約）已被落實了。在美國，華盛頓趕走了英國人後，他沒有做皇帝，他知道這一個憲法的原則，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有一個合約，在憲法裏要保障人民的權利，同時讓人民監察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說保障人民自由等等，但只講是不行的，要做出來才行。香港基本法也應該要保護人民，要管治政府，要控制政府，不然的話有甚麼意思呢？

中共政治宣傳謊言千次還是謊言

記者：關於（中共）病毒的源頭現在有很多的爭議，中共說這病毒是美國傳給它的，又說全世界都欠中國一個道歉，甚至說它現正援助很多深受疫情影響的國家，變成一個救世主的形象，為甚麼它會有這種定位呢？

張燦輝：只有這個年代才會這樣，在一百年前是不會這樣的。因為現在有不同的媒體，極權國家最要緊的是對媒體的控制。其實不用多說，Propaganda，在媒體的宣傳上，像納粹黨所謂「當一個謊言說一千次，一萬次，大家便相信了。」

當年納粹黨已懂得利用電影和傳媒作宣傳，現在中共鋪天蓋地的宣傳，控制住了大多數的輿論，所以大家都認同皇帝是穿了「新衣」，大家都不敢吱聲。

當然我們知道亦理解當中的理由，大家都害怕白色恐怖，敢出聲就會有後果，如果講錯了，出現問題的話會影響工作等，如果講對了，可能戕害整個國家。但是作為讀書人，會懂得如何分辨。

就算官媒說甚麼也好，你知道甚麼是真，甚麼是假。我覺得儘管在一個很封閉的社會裏，很多人民都會知道（真相）。比如過去幾個月裏，我在國內的朋友知道很多事情，他也翻牆看很多不同的東西，不是官方說甚麼都相信的。我們看為甚麼那麼多人相信（官媒）呢？因為那些人不敢說自己不相信，就算知道它們撒謊，也不敢站出來說它們在撒謊。

我覺得這個年代，一方面悲哀，一方面難過。為甚麼我們（香港人）在一個尚有自由的地方（生活），也不願意站出來，指出中共其實是在撒謊，不是講真話。

不忘勞思光教授教導知識份子要發聲

記者：你為甚麼這個時候選擇出來講真話呢？

張燦輝：我經常說在過去幾十年，我們（主權移交前的香港人）真是在一個很幸福、很自由的地方裏長大，英國殖民地給了我們法治和自由，但沒有給我們民主。我發覺過去那麼多年裏，很多東西我們沒有爭取過，這其實是可以爭取的。

同時最重要的是受到我老師勞思光教授的教導，他說「我們要和良心對話，在面對不公、不公義的時候，我們要發聲」，他是一個典範，他反過共產黨，他反過國民黨，他對香港97的問題發過聲。所以我覺得知識份子就是要出聲，知識份子不是在大學裏，在象牙塔裏只顧研究學術，享受著（自身）安全便算了，知識份子要拿出一個社會責任。

而我在這麼多年裏，因為看不過眼，（心裏）不舒服，所以我不吐不快，而且不只是我，我希望其他受過勞思光老師教導的同學，都可以來發聲。我知道，一個人說皇帝沒穿衣服，當然覺得他可笑，但當二個、三個，很多人都說出來時，很多人便會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看到皇帝沒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願意說出來，最後大家便會知道（真相）。

記者：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對於人類來說，面對著從來沒有見過的公共衛生的危機（中共病毒威脅），在這一種情況下，是不是可以表現出人性的光輝或醜惡，醜陋？

張燦輝：當然可以。我想最起碼我看到全世界，西方國家，德國、法國、比利時，我的很多同學都告訴我，他們如何去做。另一方面，默克爾（德國總理）說，「現在這個關鍵時刻裏，每個人真真正正要關心彼此」，當然不要親密的見面。

在各種（防疫）政策裏，我們要buy time（爭取時間），令醫學人員、大學裏的研發人員有時間多做一些研究，我相信這個疫情一定會過去的。

人類經過那麼多次，比如鼠疫、大瘟疫等等，都一定會過去的，但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時刻裏要反省人與人的關係，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反省每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些很重要，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孫中山民權理念在台灣實現

記者：自從你接受訪問後，大家對你有甚麼反饋，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張燦輝：我看到一些反應，對我的留言，有學生說希望我再講下去，因為我講出了他們的心聲。但我也提及過，我只是說出了一部份，我的朋友之中，應該有人比我說得更好。

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裏讀書、研究、教導人，我知道大學教授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我們廣大民眾的責任，所以說到要關心中國，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方面，不是一種對歷史的關心，而是當下就要去發聲。

我最近再看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說的事情，其實現在有沒有真真正正做到呢？兩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去拜會孫中山，很多人去了，但我發現很多人只是圍著看孫中山的像，忘記了他背後寫的字的含意。

就像美國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傑佛遜紀念堂），他把重要的信念寫在那裏。它（中山陵）全用繁體字寫了孫中山相信的自由、民權、選舉的事，沒人看的。

我的一個台灣的好朋友和我說，是的，孫中山是老廣，在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出生），他去了香港讀書，到全世界搞革命，死的時後安葬於南京，但是遺澤在台灣。他告訴我，孫中山的確創造了中國，可並不是在大陸，而是在台灣。這句話裏說的，台灣的政治是不是最好的？

但很明顯孫中山說的民權，例如選舉，的確暫時來說在台灣盛行。台灣每個人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她（台灣）尊重人權。而且在這幾十年裏，哪有人會相信有個華人地區可以一人一票選總統，而且還選了一個女總統，不可能相信的，但是台灣做到了。

台灣做到的事，為甚麼我們（香港）做不到呢？很明顯是權力問題。我們的當權者，沒有真真正正的理解到做當權者、做特首的權力來源，責任在哪裏。（林鄭月娥）777張票就可以成為最高權威，所以沒有人記得她。我再這樣理解，蔡英文得到817萬票，德國總統得到1,700多萬票，他們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我們？沒有。是（中共把）權力給我們這個（香港）政府，兩者當然很不同。

但無論如何，當有人說學校、大學任何的地方不參與政治，這絕對是一個無知的說法。當大家都參與政事、參與討論，那才行。

香港去年的區議會選舉，顯示出香港也有幾百萬人參與政事。我們參與管理，儘管是一個地區的事，也是重要的。多討論，多參與，民主裏不一定每個人都對，不是擁有權力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要去討論，透過我們的理解分析，才慢慢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最終我們最關心的是每個人的生活，不單單是我和你。我們要關心整個社區、整個社會、整個香港，我想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