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銀前首席經濟師羅家聰：反映意識形態之戰

反送中運動近半年，雖金融界一向政治冷感，但寒蟬效應已不斷蔓延。有港版「末日博士」之稱的交通銀行（香港）前首席經濟師羅家聰，因日前接受外媒採訪大爆辭職內幕，一夜間成為焦點。他昨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自己被辭職登上外媒頭條，反映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戰。面對中資言論進一步收緊，他強調，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自己不願意屈服惟有離開。

自嘲「讀過兩本書」的羅家聰，擁有城市大學哲學博士、中文大學理學碩士和香港大學經濟系碩士學位，在交通銀行一做14年，由財資分析師做到首席經濟師一職。因擅長數據分析，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唱淡股市，以及多次看淡樓市，故有「末日博士」之稱，在行業有一定地位。

今年10月他突然辭職，日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首次大爆辭職內容，指因資方認為「港人不適合代表中資發言」，也反映中資行「逐步清除聘用港人甚至本地青年」的策略轉變。

大陸人代港人自由再收窄

目前待業在家的羅家聰昨接受本報專訪稱，自己「被辭職」受到外媒關注，相信是因受大環境影響，也都反映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之戰。

他指，以前共產陣營一個個倒塌，只剩下中國。中國過去幾年大國崛起，西方開始警覺。外資從大陸撤走資金、搬廠，「不用你這個世界工廠」，到中美貿易戰開打，也都是意識形態之戰。「香港代表資本主義陣營，大陸則是共產主義陣營，雙方鬥爭可以持續很久。大家理念、意識形態不同。」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已經慢慢被大陸化，「大陸人的比例越來越多，香港人的比例越來越少，這個現象一路都是的，漸進式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每逢社會動盪，言論空間不斷縮小，「你可以寫出來、說出來的範圍，你可以做的那些位置，現在變成不行，越來越多的不行，這樣情況下你就變得沒辦法做，那就慢慢的變成上班在辦公室坐著出糧，等收工這樣，這個沒有什麼意思。其實是去到這樣的時候這樣走的。」

至於是自己走還是公司炒？羅家聰沒有直接回答，說如公司炒人，要賠錢給員工。自己辭職馬上走人，「我是不用賠錢的」，暗示是自己主動要求離開。

反送中話題成評論禁忌

為何在中資做了14年，最終也要走人？是否因觸犯某些禁忌，政治不正確？羅家聰有些無奈：「我寫經濟、寫市，有什麼政治不正確，如你寫經濟寫市都越寫越政治不正確，即是個圈一路的縮小。就是在我來說，你純粹是寫經濟、寫市，我跟住數據、我認識的理論照說，如這樣出來都不行的時候，那你那個可以做事的圈是越來越窄。」

5年前傘運尚且有些言論空間，但羅家聰稱，今次反送中運動，整個行業都噤聲，不能評論。他自己的文章也不提這些，「如果你不信去Google（搜索）一下，初期有些是他漏了網，後來他全部封鎖了。」

羅家聰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曾舉了兩個例子，一是交銀管理層對他有一次在電台上發言尤其不滿。他在電台接受訪問時說，2003年的非典（沙士）疫情對香港經濟所造成的打擊，比起現在的示威浪潮還要嚴重。他說，他的評論被視為與北京力撐的特首林鄭大唱反調，林鄭經常強調，當今示威活動比雨傘運動對香港經濟有更大的打擊。

另外，他曾經將一條網上文章的連接鏈轉發給其他同業而遭到交銀上層訓斥，該文章內容被交銀管理層認為是對政府的批評。

他昨澄清該文章只是一篇涉及「金融債券」內容，而且是內部分享，並沒對外發佈，也被管理層認為有問題。「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明明這篇（文章）不是我寫的，當然不代表我的觀點，但是看到有些東西值得去看，我給大家看了。如果說有問題，我可以去爭辯，但我沒有選擇這樣做。」

至於和官方不同調，他舉例，現在官方要唱衰香港經濟，將事件政治化，但他看法不同，「比起98、08年匯率危機，股市股災，樓災來說，那些是嚴重得多。我是基於數據，現在經濟看起來並不太差。失業率還沒到3%，市（道）正在上升，樓價不用再跌。」他又指，即使政府內部對經濟的看法也是很奇怪，「充滿矛盾。」

中資設黨委極高層非本行

有沒有後悔進中資？羅家聰表示，「談不上後悔不後悔，當時找工作時只有他們請我，就入職，不知道的，就試一下吧。」中資早幾年靠高價挖角，這幾年大陸經濟下滑，中資生意難做，中資銀行股價不斷下跌也可反映此點。

最早中資入香港市場時，還特意請港人做較高職位，想要包裝成港資，現在經濟不景氣之下，加上大陸言論不斷收窄，現已逐漸將港人換成大陸人，「沒有錢賺時就很難發那麼高工資。那找大陸人來做，好處是（工資）就可便宜很多。假如是黨員，跟香港價錢差很遠。」

中資內部也很複雜。他指，最高層、握有領導權的人，「他根本可能就不是做這一行的。也就是搞個黨委來，這是很時興的，他不是這一行的，就是擺在這裡來監控你，這些情況很普遍。」

有人在中資工作選擇沈默或忍耐，但羅家聰最終選擇離開。他坦言：「我想這是個人性格問題，就是我上一輩人教導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香港來說，失業率不高，謀生有很多方法，每個人有自己生存模式。」

自嘲「讀過一些書」的他續稱，「象牙塔裡也有很多學棍，他都可以說或做一些很禽獸的事，但我做不出來。我們小時有學中國文化，人禽之别是懂得區分的。有些很基本的事不可能混淆是非的，指鹿為馬，黑白顛倒的事做不出來。」

「我們是用事實，按數據去講話。如果一個自稱國際金融中心的地方都居然做不出來，你覺得是不是很奇怪，很離譜，很諷刺的一個事情嗎？你出來講話，雖然說一家公司，一個棋子那麼一回事，但是你出來講話，有一個社會責任在那裡。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的，你不要硬是假裝不知道，或者明知是這樣的，硬說不是。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