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律】向海外公僕行賄同樣犯罪

☉黃覺岸

香港的反貪行動成功，是香港有資格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要素之一，香港的廉政公署與及防貪反貪法例制度，更是國際有名，爭相倣傚。情況看似完善的反貪制度，還是有一件案件上訴到終審法院，關係的是一個法律觀點，這個觀點就是貪污在香港作出之時是犯法，人盡皆知，但若然行賄的對象是海外的公職人員之時，是否同樣犯法？

是看簡單的一個觀點，但觸及的是原則問題，也是〈防止賄賂條例〉的立法原意的問題，筆者本人在1980年曾在廉署工作一年，熟讀法例，知道法例的精神是針對公務員的貪污，也是針對任何人對公務員的行賄行為，但法例是否包括香港以外的公務員，例如中國官員，所作出的行賄行為？一時之間，筆者也說不出來，自然也是沒有先例的法律觀點問題，這問題在終審庭的一件案件中被提出，要求終審法院作出裁決。

B V Commissione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2010] 3 HKC 118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201章）第14條，廉署被授權要求疑犯在宣誓的情況下對廉署人員作證供，並按指示提供廉署所要求要懷疑疑犯所管有的任何文件，廉政公署按這一權力發出通知（Notice），疑犯或任何人就要按通知出現及作證。首先這種做法是被批評的，因為違反無罪推定與具有壓迫性，亦不尊重證人的沉默權利。法例給予法庭按情況取消（set aside）這一通告的權力。本案正是這情況，上訴人被認為與案件有關及知情，被通知要為廉署作證及提供資料，上訴人要求高院取消通告，但不成功。上訴人提出另一法律觀點予終審庭，就是有關當賄賂是對香港以外地方的公職人員作出之時，法例還是否適用。

結果終審庭判上訴人敗訴兼付堂費。法律觀點是這樣的。

（一） 法庭認為，為香港或香港以外公僕行賄的做法，在本法例訂立之時已經有出現的可能性，立法者已經一併考慮了這情況（以筆者所知，〈防止賄賂條例〉是引入英國的同類法例而成，所以立法是更早於74年）。

（二） 按字面看，「任何人為他人工作」的「他人」包括在香港以外的人。

（三） 犯法的地點是在香港，即提供利益的事情發生在香港，而受益者工作則在海外，但合謀的地點在港之時，按〈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案件法庭有權審理（Triable in Hong Kong）。

（四） 按〈防止賄賂條例〉第14條所發之通告，地點是在香港執行，是香港司法管轄以內。

法官特別在判詞中強調，防貪是一項超地域的工作，香港有責任作出貢獻，加以合作，監控外國官員（officials）在本港進行的貪污受賄行為，有助防止貪污作為一項文化的發展。

終審庭的判詞中沒有提及香港以外的官員是與甚麼地方有關，筆者也沒有特別再研究。反正原則一旦確立，港人行賄中國官員只要是在港發生，香港的法庭會受理並判刑，這是十分重要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