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達爾文主義與墮胎沆瀣一氣

是的，事物從廣義上講會「演化」（evolve），即它們會改變並適應新的環境；病毒會演化，思想會演化，時尚會演化，如此等等。然而，全新的物種或全新的類別並不會通過這種演化而產生。儘管「新品種」（new strain）或「亞種」（sub-species）之類的術語掩蓋了這個基本事實，但它依然成立。

換而言之，裙子（skirt）不可能進化成蘋果派（apple pie）。提出這種說法聽起來簡直愚蠢至極。然而，坦白地講，認為一個物種進化成一個完全不同的物種，本質上也是同樣的道理。

除了缺乏直接證據證明新物種的產生之外，英國19世紀生物學家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年）提出的達爾文進化論（Darwinian evolution）通過隨機突變（random mutation）產生新物種的可能性極低（幾乎為零），化石記錄中中間物種（intermediate species）的缺失也極其巨大。科學家們以一種出人意料的、非按時間順序排列動物及其身體部位的方式，創作出一種類似達爾文風格的藝術作品。這其中充斥著大量的猜測和圖像藝術，但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物種演化鏈條。

當然，人們可以自由地相信自己喜歡的東西，但令人悲哀的現實就是，對達爾文進化論催生的偽科學的制度化信仰已經對我們的文化產生了深遠而改變人生的負面影響。

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對歷史的理解。看看北非埃及金字塔（Egyptian pyramids）那巨大而精密的石塊、中非國家加蓬（Gabon）那座擁有20億年歷史的核反應堆，以及西亞國家土耳其那座擁有12,000年歷史的哥貝克力石陣（Gobekli Tepe），僅舉幾例而已，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們之前就存在著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然而，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卻斷然否定了這種可能性，以便儘可能地延長其神聖的進化論（evolution）解釋時間，彷彿進化論能將我們從單細胞生物進化成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20世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那樣的人物。

如果沒有達爾文的進化論時間線，我們的古代歷史書籍可能會看起來截然不同，這要歸功於像格雷厄姆‧漢考克（Graham Hancock，英國當代另類考古學家）等許多思想開放的史前文明（prehistoric civilization）研究者的見解。

更為嚴重的是，當前主流社會對墮胎（abortion）的接受給人類生命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這是達爾文進化論結出的又一個惡果。

墮胎實際上否定了神作為造物主的地位，否定了人類是按照神的形象創造的這個普遍信仰，從而貶低了人類嬰兒的價值。一種精神責任感被個人便利所取代。

正如一位作者整整20年前在《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哈佛大學學生日報）上發表的題為「墮胎：時代的產物」（Abortion: A Product of Its Times，9/12/2006）的文章所說，「從達爾文的視角來看，墮胎可以被視為女性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增強對有限資源的競爭能力，甚至提高未來生育成功率的一種手段。」這位哈佛大學的作者揭露了達爾文主義所支持的膚淺的唯物主義觀點，在這種觀點下，墮胎得以盛行。

蘇聯在1920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正式認可墮胎的現代國家，這絕非偶然；這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是由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建立的。正如蘇聯著名科學家尼古拉‧瓦維洛夫（1887—1943年）所說：「我們現在正在將達爾文主義的教義提升到極致。」

美國墮胎倡導者和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簡稱PPFA，總部位於紐約市）創辦人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也是達爾文主義的忠實擁躉。她對達爾文主義的興起表示讚賞，並寫道：「達爾文科學粉碎了傳統神學的天堂。」

她也熱衷於優生學（eugenics），即德國納粹（Nazis）後來用來控制人類繁育的臭名昭著的理論。在桑格看來，墮胎是這種控制手段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1920年，她寫道：「優生學旨在探尋我們問題的根源，將人類視為一個動態的、進化的有機體，隨著世代更迭而變化，興衰更替，清除自身固有的缺陷。」基本上，作為達爾文進化論的產物，人類可以通過墮胎繼續進化——至少在桑格看來是這樣。

田納西州是美國第一個在1967年廢除學校教授進化論禁令的州，次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所有此類禁令違憲。與此同時，美國各州也於1967年開始廢除墮胎禁令。這絕非巧合。

許多女性在墮胎合法化之前就已經墮胎，無論法律如何規定。但是這種做法理所當然地受到譴責，就像今天殺害無辜成年人一樣。早在1821年美國第一個州頒布墮胎禁令之前，墮胎就已受到社會譴責，並且只允許在妊娠中期胎兒開始活動（當時通常稱為「胎動」/quickening）之前進行。

與此同時，去年美國估計有7萬個或更多的嬰兒在妊娠中期或之後被墮胎——很可能是在胎兒開始「胎動」之後。

也就是說，美國人的內心和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使他們願意接受以前從未允許過的事情——主流社會和法律接受墮胎，即使在妊娠三個月後也是如此。

改變現狀的很可能是達爾文主義和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指將查理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與現代遺傳學相結合而形成的生物演化理論體系）的興起。不去正視這些理論中存在的巨大漏洞，不僅僅是思想上的懶惰，這很可能是在助紂為虐，甚至可以說是在為謀殺提供幫兇。#

作者簡介：Evan Mantyk在紐約教授歷史和文學。他同時也是總部位於紐約的古典詩人協會（The Society of Classical Poets）的主席兼編輯。

原文：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Darwinism and Abor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