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寫過一篇文章《當起義成為敏感詞》，提到著名的蒙古民歌《嘎達梅林》改詞一事。嘎達梅林是20世紀30年代內蒙古草原的傳奇英雄，為捍衛蒙古牧民的牧場發動武裝起義，最後被軍閥張學良軍隊殺害，壯烈犧牲。這首歌頌起義英雄嘎達梅林的蒙古民歌在內蒙古草原已傳唱了八十多年，其中一句反覆吟唱「要說起義的嘎達梅林」，是這首吟唱史詩的主題。
因為嘎達梅林起義符合中共意識型態的政治正確，在中共上台後也翻譯成漢語，作為中國有代表性的蒙古民歌大力推廣演唱。不過我發現在最近的演出中，「要說起義的嘎達梅林」這句歌詞已被篡改為「要說勇敢的嘎達梅林」，顯示「起義」在當今的中國政治環境中已成了敏感詞。
「起義」一詞變敏感並非孤立的個案，連中共推崇的農民起義領袖也開始成為敏感人物了。最近看到新聞說，建於北京昌平西關環島30年，已成當地著名地標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的雕像被撤除，遷回了他的老家陝西商洛。與此同時，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領袖蕭朝貴在長沙天心閣景區的紀念雕像也被撤走。
自中國實行秦制的兩千年歷史，與其他國家相比，以農民為主體的全國規模武裝暴亂，即今天所謂的「農民起義」特別多，任何一個王朝一到末期，就會天下大亂，以農民為主體的暴亂四起，然後暴亂或被鎮壓或暴亂反叛領袖自己當了皇帝建立新的朝代，如參加紅巾軍反叛最後當了皇帝的朱元璋，但每一次全國性暴亂並未帶來社會制度的更新，只是換人做皇帝而已，改朝換代後又迎來新的天下大亂，如此循環往復，形成中國歷史獨特的治亂循環周期。
「農民起義」其實是一個新名詞。在中共上台之前，歷史學家對中國農民或底層民眾為主體的武裝暴亂一般以民變、XX之亂、暴動等中性或負面詞稱之，到中共上台，因為奉行馬列主義歷史觀，將農民或底層民眾為主體的暴力動亂全部上升到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革命高度，才改用「農民起義」一詞。比如殺人如麻的太平天國，按照毛澤東的解釋，不但反封建，還反對帝國主義，是一場偉大的農民起義運動。「起義」也，為正義而發動武裝革命也，之前中國人最熟知的起義就是推翻滿清皇權專制的「武昌起義」，農民起義從未聽說。但到中共開始寫歷史，「農民起義」就成為頻率很高的流行名詞。從此，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上，農民起義就是推動中國歷史進程的主要動力，而延綿不斷的農民起義就成為中國歷史的主線。我小學和中學時期學的中國歷史基本就是中國農民起義史，從秦末陳勝吳廣起義開始，西漢綠林赤眉起義、東漢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朝黃巢起義、元末紅巾軍農民起義，一直到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和清末的太平天國，把這些歷史事件背得滾瓜爛熟。
既然農民起義被老共定性為推動中國進步的歷史動力，因此被歷朝歷代否定的反賊、逆匪、流寇就成為救民於水火的時代英雄，受到中共的歌頌。紅朝作家姚雪垠曾寫了長達5卷本12冊150萬字的小說巨著《李自成》來歌頌流寇李自成，文革中我讀過部份，感覺寫得李自成就像是一位井岡山出來的共產黨革命家一樣偉大。究其實，李自成無非是一個想當皇帝沒有當成，最後失敗了的朱元璋。李自成1644年稱帝，建大順王朝，但次年即兵敗，逃亡途中被老百姓圍殺，大順皇帝只當了一年半。
當了明朝開國皇帝的朱元璋出生赤貧，討過飯，做過乞丐，按照中共的階級分析是真正的貧下中農，而且他是貨真價實的農民造反派，25歲參加農民起義軍紅巾軍而發家，頭頂上的階級光環與李自成一樣耀眼。我想要是朱元璋還沒當皇帝就死於元朝的鎮壓，今天在中共的歷史敘述中，也會被罩上農民起義領袖的光環，他的一生應該也會被後來的紅朝御用文人寫得可歌可泣，甚至會在安徽鳳陽他的家鄉為他塑像立碑。
在那個革命萬歲，造反有理的口號高喊入雲的時代，農民造反領袖的光環是不少人覬覦而不得的光環。湖南地主家庭出生本人還是右派的著名作家丁玲在文革受迫害時，為脫離苦境，竟異想天開地要與三百年前的農民反賊拉上關係，硬說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後人，她的朋友明史學者穆長青還煞有介事地去幫她作過考證。
紅衛兵在文革曾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為甚麼曾經光耀無比的造反現在成為敏感詞？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成為敏感人物？
首先是因為時移勢易，反賊當了皇帝，就怕人家造他們的反。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朱元璋出生反賊，但他當皇帝後最忌諱的就是反賊，最痛恨的就是以下犯上，所以對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將民權置於君權之上的儒家亞聖孟子大為不滿，竟然一度將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廟，並下令刪除四書中孟子所有民本思想的語錄。
反賊出生的朱元璋坐上皇帝位後，就千方百計要把造反扼死在萌芽狀態，因而實行了最極端的皇權專制，他廢除宰相，皇權獨攬，嚴刑峻法，大興文字獄，殺盡開國功臣，恐怖治國。他還推出最嚴苛的基層里甲制度，實行空前的社會控制。很多研究明史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朱元璋施行的是一種皇權極權主義政治制度。這種中國皇權極權主義起源於先秦時代商鞅變法時的秦國，到秦始皇滅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帝國時發揚光大，秦帝國被推翻後有所減弱，但朱元璋當了皇帝後，又將皇權推上高潮頂峰，他被公認是中國兩千年皇權帝制歷史中僅次於秦始皇的第二最專制的帝王。
一位農民起義領袖當了皇帝，竟然比其他所有皇帝還要獨裁，還要專制，還要殘暴。為甚麼？因為他當過反賊，深知在皇權專制社會中，皇權最大，權力無邊，人人都想當皇帝，都想造反取而代之。這時當上皇帝的當年反賊就會不遺餘力地鎮壓反賊，另外則把被反賊造反過的極權獨裁皇帝放上神台膜拜，而且越是專權越是獨裁，他們越是仰慕不止。
最欣賞暴君的就是毛澤東，毛澤東也是造反起家，上過井岡山，聚眾過延安，但他卻為暴君前輩翻案。明史學家吳晗在中共上台前寫的《朱元璋傳》對朱的暴政寫得比較多，毛看了不滿意，特地指示吳晗改寫，說要肯定朱元璋，最終改寫到毛很滿意為止。
現在反賊成敏感人物的第二個原因是，打江山已成歷史，現在是要保江山，「穩定壓倒一切」，如果歌頌反賊，人民有樣學樣，怎麼辦？所以不會鼓勵人民以反賊做榜樣。於是出現這樣一種非常詭異矛盾的現像，一個以馬列革命意識型態為正統，通過革命造反起家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歌頌帝王，歌頌秦始皇，歌頌康熙、雍正、乾隆，而且歌頌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前些年歌頌皇權的熱播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塑造的清初三個專制皇帝形象個個高大上、偉光正，就像中共宣傳中延安出來的革命救世主一樣，完全違背歷史真相。
皇帝可以歌頌，可以大講特講，大書特書，而造反卻成敏感詞，反賊成敏感人物，需要避免忌諱，這樣矛盾詭異的現象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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