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美國開國元勛，第二任總統）曾為被指控參與波士頓大屠殺的英國士兵辯護，此事非常的著名。他說，這是他為他幫助建立起來的、羽翼未豐的共和國所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而今天這種精神已經不復存在了。」西巴里姆說。
美國最高法院的（「羅訴韋德案」的）裁決草案洩露事件是否表明，美國的（法律）機構發生了更廣泛的轉變？
今天，我將採訪亞倫西巴里姆（Aaron Sibarium），他是《華盛頓自由燈塔》的作家、曾任《耶魯日報》（Yale Daily News）的意見編輯。他一直在研究高校法學院是如何受到「覺醒派」意識形態的影響。
西巴里姆說：「他們要做的，就是從內部改造各種法律機構，通過法院和政府機構來推動一個實質性的意識形態議程。」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我是楊傑凱。
接上文：【思想領袖】美國如何受覺醒主義影響（一）
說實話，我懷疑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我擔心，如果人們表現得那樣，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因為他們要避開非常危險的事情，避開不符合（覺醒意識形態）的事情……如果所有孩子剛一開始就精神崩潰，從他們進入訴訟辯護狀態那一刻，嗯，那就太好了，他們就失去了委任權。問題是，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精神崩潰。
我認為，他們（「覺醒派」）要做事情的是從內部改造各種法律機構，通過法院和政府機構執行實質性的意識形態議程。另外，訴訟辯護原則的瓦解可能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它涉及到，比如說，對律師行業的道德要求。
如果你在審判廳的台階上做了一個不經意的評論，有人認為這是種族主義，然後向律師協會舉報你，你就會遇到道德投訴或其它方面的騷擾。有很多方法可以使（法律）這個行業對持（與「覺醒派」）相反觀點的人不那麼客氣。
我認為一個切實的應對方法，這體現在律師事務所就是，大律師乾脆不受理有爭議的公益案件，或者至少……他們可能會受理一些我們認為有爭議的案件，但是不會接涉及「撤資警察行動」這樣的案件。人們可能會迴避各種公益案件，比如說，有人告訴我：「願上帝保佑你！請你為『珍愛生命女權組織』（Feminists for Life，註：一個反對墮胎的女權組織）提交一份法庭之友簡報。」你會迴避。
要知道，還有各種各樣的訴訟案件，比如墮胎、宗教自由，越來越多的大律師事務所對此乾脆不碰，因為他們的年輕員工會對他們非常生氣，會問：「我們怎麼能代理X，Y或Z這種邪惡的人？」
另一個動態是，與事務所合作的企業會找到事務所說：「我們不願看到你代理這個有問題的人。」如果可口可樂暗中威脅要與你的律師事務所切割，他們可是一個大客戶，所以你不想失去他們。因此，還有一下經濟上的誘因也會迫使律師事務所避免有爭議的案件。
6. 美國法律制度前提：
每個人都應得到法律辯護權
這是一個問題，對吧？因為美國法律制度的整個前提是，每個人，無論多麼不受歡迎，都應該得到法律辯護權。約翰亞當斯曾經為被指控參與波士頓大屠殺的英國士兵辯護，此事非常的著名。他說這是為他幫助創建起來的新興的共和國所做的最偉大的事情之一。
而今天這種精神已經不復存在了，部份原因是這些外部公司甚至媒體施加壓力，但是也有部份原因是事實上，律師不再像過去那樣相信每個人都應該得到法律辯護權。其實，為被指控犯有比如說強姦罪的某個人辯護，這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儘管你自己認為他是有罪的。
之所以光榮，正是因為司法系統，只有在你知道是有罪的人理所當然地得到法律辯護權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但是，我認為，這需要你相信某些制度前提，而這些律師越來越不相信這些前提，而且認為正是這些，使各種不公正現象得以在法律系統中長期存在。所以這是個問題。
如果人們相信，在存在嚴重的道德危機的情況下，你可以擱置法律制度的所有規範，而人們相信，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等等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當前的、持續的道德危機，遍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這基本上等於贊同放棄所有使法律制度按其方式運作的規範。很難想像那會是甚麼樣子，但是肯定與我們多年來擁有的法律制度不同。
楊傑凱：那麼，事情已經走到甚麼地步了？
西巴里姆：實際上，事情已經走得相當遠了，但是從長遠來看，還是有理由抱有希望的。我確實認為，就在前幾天，我看到邁克爾鮑威爾（Michael Powell），他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他發表了一篇關於體育運動中跨性別女性的文章，我認為他對利亞托馬斯（Leah Thomas，環保活動家）是尊重的，但也對她和一些案例持批評態度。
在我看來，有跡象表明，人們對這種意識形態有很多不滿。有跡象表明，特別是當11月的紅色浪潮（註：中期選舉共和黨大勝）來臨時，會（因民主黨競選失敗）出現（左派）政治上的相互指責，而且會有一種反饋機制來阻止意識形態成長，只是一場對於人們到底能多「覺醒」的長期的全力競爭。但是，我擔心，即使我們從長遠來看沒有問題，而且最終會有反彈，而這種體制最終會在其矛盾的重壓下崩潰，但在此期間它也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7. 年輕人接受了更嚴格審查 更不自由的價值觀
特別是對年輕人的傷害。你看到有人正在研究年輕人的信仰，研究他們對言論自由的看法。令人震驚的是，即將取代嬰兒潮一代和所有人成為所有這些機構的負責人的一代人，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贊同實行更加嚴格的審查，接受一套更不自由的言論自由價值觀，接受多樣性。所以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已看到了「覺醒運動」的頂峰。
我認為，這將最終取決於年輕一代「覺醒派」認證浪潮能否在其成本真正開始暴增之際驚醒，拋棄這種意識形態。我不認為……我們甚至還沒有開始看到真正的「（給警察）撤資」的結果是甚麼樣子。
你看到，在某些城市，所有這些「覺醒派」的白人自由主義者會說：「是的，給警察撤資。」然後驚呼：「哦，現在犯罪率上升了大約三倍，好吧，也許我們不應該那樣做。」當這種事情在每一個機構同時發生的時候，就真的會形成一代人的潮汐，你就會看到這種意識形態帶來的很多代價。我認為這些代價一定會變得相當可觀，非常廣泛的跨部門的人士都能感受到，並且對其重新加以考慮。
我確實認為，這最終會發生，但是有些人會說：「嗯，它最終會發生，亞倫，那麼你為甚麼要擔心呢？」嗯，蘇聯最終崩潰了，但在此期間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當它崩潰時，收拾殘局的工作也沒那麼順利。
我不認為，我們正處在蘇聯極權主義或者後蘇維埃俄國的那樣的風口浪尖。我沒有這樣說，但我的觀點是，僅僅因為某些東西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並不意味著它不會造成很大的破壞，也不意味著你不應該與之抗爭。
8. 如何反擊這種意識形態
楊傑凱：好吧，那麼我們來談談這個問題，談談反擊這種意識形態的建設性工具。你顯然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讓人們對此有所了解，那是你的應對方式。
西巴里姆：嗯，我確實認為這實際上是非常有效的，我很驚訝地看到很多機構在看到我的報道後做了重新修補，比如醫療官僚機構，甚至耶魯大學法學院。在我報道某個事件之後，他們做了一些損害控制。問題是，只有這麼多記者，不可能揭露一切。因此，為了產生真正持久的威懾，它需要更像是一項法律、或（德州州長）德桑蒂斯威脅會介入（對公司採取行動）。
因此，是的，我確實認為需要考慮激勵機制，而（德州州長簽署的）《反CRT（批判種族理論）法》有可能是改變激勵結構的一種方式，雖然，我認為它們有滑坡的問題，也不確定它們真正的作用有多大，因為教育機構被「覺醒派」控制得很嚴重，實際上一個「覺醒派」教師會找到方法繞過這些法律。
楊傑凱：這是因為，批判種族理論（CRT），它並不只是教導說「嗯，有這麼個理論」，它是實踐，是在執行的。
西巴里姆：沒錯，非常正確。老實說，人們經常談論那些非常瘋狂的反白人的「多樣性」培訓。當然，這些培訓很糟糕，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更糟糕的是，我懷疑，更多的孩子真的相信了，那就是當你介紹美國歷史時，只強調其壞的一面、而不強調其好的一面的方式呈現。
你甚至不需要說美國歷史始於1619年。如果你每個月布置的論文題目是「X或Y受壓迫群體如何反抗他們的壓迫者」，談論那個話題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這是老師強調的唯一內容，孩子們對美國歷史的看法會非常扭曲。而我認為，這不是這些法律真正能夠解決的問題。
我之前提到過這個並確實認為，民權法對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都有約束力， 但是《第一修正案》只對公共機構有約束力，這種方式導致了存在（立法）結構上的不對稱。我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非常棘手，對吧？因為民權法實際上也是一種機制，也可以用來反擊這種情況。
你說：「嗯，看，《民權法案》的簡單解讀是：你不能以種族為由進行歧視。」因此，比如說在醫療領域的歧視，當涉及到分配COVID藥物時，你給有色人種加分，或者進行這些瘋狂的多樣性培訓時，你利用它來控訴白人，這時你也可以用民權法作為反擊的工具。
但是，我認為問題在於，這些不對稱（法律）措施的結果是，專門用於監督種族主義的官僚機構，比專門用於維護言論自由權利的官僚機構多，特別是在私人機構，比如在學術界、大學，因此如果不受《第一修正案》的約束，就談不上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9. 創建反「覺醒派」機構制約制度化的「覺醒」
因此，在理想的情況下，我認為你會找到一些方法，即使不是法律上的，那也肯定是通過協調的私人行動，激勵創建能發揮制衡作用的官僚機構，或激勵消減一些「覺醒派」官僚機構。理想的情況是，增加「覺醒派」官僚機構的成本。我的意思是，我們已經到了為他們提供補貼的地步，而即使你有很多DEI（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人員，也不會因此受到懲罰。
如果在大學校園和其它地方擁有這些龐大的官僚機構會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我想你就會看到它們越來越少。在（德州州長）德桑蒂斯真的對迪士尼等其它公司採取行動後，他們確實做了讓步。這一事實證明，他們可以有「覺醒派」員工，但是企業仍然不能完全忽視市場的需求。
我的意思是，當他們的底線真正受到威脅時，他們確實傾向於重新調整。因此，你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奪回「覺醒派」控制的官僚機構，或者創建一個反「覺醒派」的官僚機構，對制度化了的「覺醒」進行制約。
我想，我在這方面要說的最後一件事是：你需要一支由保守的技術官僚組成的專業員工隊伍，他們知道如何拉動槓桿。在某種程度上講，我認為這是最大的挑戰。不管你對自由派有甚麼看法，他們通常都很了解政策以及政府是如何運作的。而最有可能擔任這些官僚機構工作人員的人，他們正是自由派。
因此，如果你想對這些官僚機構的發展方向做一些改變，你需要在那些機構中有保守派人士，他們不僅僅是政治理論家。聽著，我喜歡政治理論，我在大學裏學了很多哲學。這很好，但它並沒有教給你技術專家具有的專業知識，用來管理或改革像疾控中心（CDC）這樣的機構。公共衛生項目可能都很糟糕，但是你確實需要有公共衛生部門。如果公共衛生部門的所有人員都是地道的「覺醒派」，你就無法解決問題。
因此，我認為，這裏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讓大批聰明的保守派學習如何成為公共衛生機構的管理者，以便使公共衛生等機構不至於完全被「覺醒派」控制著。而且我認為，如果你能在意識形態方面多多地「惡搞揶揄」（parody）（「覺醒派」），就會看到這些機構以一種更加合理、而且基本中立的方式行事。
楊傑凱：亞倫西巴里姆，謝謝你接受本節目的採訪。
西巴里姆：謝謝你的邀請。我很高興受訪。
楊傑凱：感謝大家收看本期《美國思想領袖》我對亞倫西巴里姆的採訪，我是主持人楊傑凱。
歡迎訪問Epoch TV，免費試看14天，網址是ept.ms/freetrialjan。◇（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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