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埋大地近一千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披露了被遺忘的一段中外文化交流史。這一遺忘是歲月流逝的無情結果。但很多遺忘則是人類出於偏見、仇恨故意為之。這類例子在近代中國歷史是屢見不鮮，甚至層出不窮。這裏舉一個我曾探究過的典型例子。這宗遺忘不僅涉及仇外偏見，而且還有馬列意識形態的顛倒黑白。

這宗被遺忘的故事主角是兩百多年前生活和工作在中國的一位天文學家。他任職中國皇家天文台（欽天監）35年，任監正（台長）28年。他對中國天象觀察、曆法計算貢獻極大。現中國北京古天文台清代八大古天文儀器之一的璣衡撫辰儀即是他與其前任監正先後共同主持設計製造。他在北京發現的一個彗星以他命名。他甚至還是第一個精確統計中國人口數字的數學家。他也是一位地理學者，曾為中國皇帝繪製獵場地圖，首次確定中國帝都北京的精確地理位置，計算出北京與俄國聖彼得堡經度差為5小時44分16秒或30秒。

這樣一位對中國科學貢獻甚鉅的傑出科學家，最後竟然被中國人忘得乾乾淨淨，兩百年來連名字都沒人提起過？

很簡單，因為他不是中國人，而是一位西方耶穌會傳教士。1703年8月27日出生於奧地利帝國在巴爾幹的城市萊巴哈（今天斯洛文尼亞的首都盧布爾雅那，當時屬於奧地利）一個日耳曼貴族家庭。他1738年抵達中國傳教，1774年長眠北京，葬於西洋教士墓地，現北京車公莊大街北京市黨校。他把一生獻給了中國的天文事業，但他的名字和功績卻被淹沒在中國歷史的塵土中。

雍正皇帝在1723年開始執行禁教政策，中斷了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其後約120年，雖然一直有西方傳教士供職於清宮廷和欽天監，但卻受到諸多限制打壓，除了郎世寧這樣的宮廷畫家尚為外界所知，凡雍正禁教後來華的傳教士，不論其工作成就有多大，在中國都成了無名氏。很遺憾，這位對中國天文學地理學貢獻甚鉅的傳教士不幸也是在禁教時代來到中國，所以就被中國人有意地隱其姓埋其名了。

這位西方傳教士在上世紀80年代再見天日，卻不是因為中國人良心發現要還他公道，而是他在歐洲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他在清廷乾隆朝任職欽天監時候，在歐洲已是知名漢學家和科學家，除羅馬教廷、歐洲的一些政要和皇室，他還與歐洲科學界一直保持書信聯繫，與維也納皇家天文台、英國皇家學會、巴黎和聖彼得堡的科學學會有書信來往，將他的科學研究發現及對中國的觀察傳到歐洲。西方稱他為「耶穌會在中國最後一位偉大的天文學家」。

他在中國的重新發現，另外兩個原因，一是他的祖國，即斯洛文尼亞的家鄉人對他在中國經歷鍥而不捨的追尋，二是中國與南斯拉夫關係解凍，這位傳教士在中國的經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後開展外交的資本。若非上述原因，劉松齡在中國的一生恐怕很有可能灰飛煙滅，隨風而去。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中國一個學術訪問團到前南斯拉夫考察，接待的斯洛文尼亞檔案館的官員問他們是否知道曾在中國做過官的斯洛文尼亞人哈勒斯坦（Hallerstein），這些中國學者一無所知。回國後，根據斯洛文尼亞檔案館提供的哈勒斯坦來華資料，他們委託清史檔案學者鞠德源幫忙調查。作為專家的鞠德源也不知，不過他知道日本人一定知道，於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閱日本學者矢澤利彥早在70年代就已翻譯出版的《耶穌會教士中國書簡集》，發現該書乾隆篇收有這位哈勒斯坦寄回歐洲的書信，並附有矢澤利彥撰寫的哈勒斯坦簡歷，指出他的中國名字叫劉松齡。自此「耶穌會在中國的最後一位偉大天文學家」才開始回到中國人的視野。不過鑑於目前中國的狂熱民族主義情緒，也只是低調正視其存在而已，並沒有像對待自家人那樣歌功頌德。

劉松齡在中國其實是留下了很深的足跡，有關資料相當豐富，清政府的內閣、宮中、軍機處、內務府等都有劉松齡的檔案，但這些檔案在清朝時候不對外公開可以理解，但清亡後，中共上台，也是保密狀態，直到兩百年後才陸續公布。所以在此之前，有心研究者是無法觸及的。研究西方對華影響，比如傳教士來華的歷史是毛澤東文化專制時代的學術禁區，無人敢去嘗試。

其實在民國時代已有中國學者知道劉松齡這位傳教士，並在自己著作中提到過劉松齡其名。他的遭遇與劉松齡有相似處，在劉松齡在中國被遺忘之時，這位中國學者及其著作也被國人遺忘了。

這位中國學者就是西方史學者閻宗臨。他上世紀20年代赴法國留學，後在瑞士弗里堡大學任教，專門研究歐洲中古史和歐洲傳教士歷史，精通拉丁文和多種歐洲語言。他在民國時代的歷史學界很有名，抗戰後歸國曾在廣東中山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和歷史研究所所長。但到了紅朝時代，因他一生所學不合中共意識形態，被迫放棄其專業，改為研究中國西部歷史，後來還被迫放棄教學和研究，只能在山西大學做行政工作。最諷刺的是，四清運動時候，工作組竟然下令這位學貫中西，曾發表過《歐洲文化史論》、《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等重要學術著作的大學者去訪問貧下中農，編寫貧下中農家史，在政治高壓下，寫了《模範飼養員銀富元家史》這樣不入流的東西。現在看來相當可笑，也為受辱的閻宗臨感到痛惜，但當年這位大學者還覺得能得到革命領導信任而受寵若驚，不以為忤，反為可以偷生而慶幸。

精通拉丁文的閻宗臨在歐洲時候曾常親自到梵蒂岡查看檔案，因為次數多，給當時的教宗都留下深刻印象。閻宗臨在教廷傳信部檔案館查到乾隆18年葡萄牙國王派遣使節來華的記錄，其中一位重要參與者就是擔任葡使翻譯和接待工作的欽天監監正劉松齡，閻宗齡將他的研究寫在他的史學著作《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一書中，提到在葡使來華時，擔任翻譯和接待的是「欽天監正堂劉老爺——聖名奧思定，官名松齡，熱爾瑪尼亞人。」熱爾瑪尼亞人即當時日耳曼人的中文翻譯。可惜閻宗齡生前很多著作被束之高閣，與塵埃為伴。到政治氣候改變，他的一些著作能重見天日時，已是幾十年之後，他早已在1978年離世。

大陸學者丁東曾將閻宗臨與香港文化大師饒宗頤一生的遭遇做過對比。民國時代閻宗臨曾與饒宗頤共事，彼此認識，那時的閻宗臨已是民國學術權威，交往的都是大學者，而饒這時還是一個沒有名氣的普通學者。但1949年後，因為一個留在紅朝，一個移居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香港，兩人命運大逆轉。一個成為名滿天下的文化大師，備受社會尊重，而留在大陸的這位大師則被迫放棄終身所學，抑鬱半生，無籍籍名。據閻宗臨兒子所說，中共上台後，政治運動一場接一場，知識成為原罪，研究中西交通史，精通拉丁文的閻宗臨連《聖經》都讀不到。還被迫接受思想改造，文革時候甚至被紅衛兵批鬥毒打，差點喪命。

黑暗野蠻的毛澤東專制時代過去，隨著劉松齡的再發現，這位因為所學不合中共意識形態而被遺忘的西學研究者也重新回到中國人的視野。很不幸，如今種種跡象顯示，毛時代似乎並未完全過去，甚至還有捲土重來的的可能。◇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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