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傳「發動群眾鬥群眾」的「楓橋經驗」。中國經濟不斷惡化,中共面臨諸多困境,有分析認為中共很有可能將矛頭指向國內富豪,將他們作為第一批收割的對象。為轉移三年清零帶來的社會積怨,中共正在全面落實「楓橋經驗」。
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在11月22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聲稱要堅持和發展所謂的「新時代『楓橋經驗』」。文章稱,今年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提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也是中共現任黨魁聲稱要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20周年。
幾十年來,「楓橋經驗」已成為中共管治基層社會的重要工具;中共十八大以來,現任黨魁高度重視堅持和推進「楓橋經驗」。
中共黨媒求是雜誌旗下的半月刊《紅旗文稿》早前在11月15日就發表一篇與《人民日報》同名的文章。文中稱,中共現任黨魁11月6日在北京接見了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明確要求他們繼續堅持並推進「楓橋經驗」。此外,今年9月,中共現任黨魁前往浙江考察時,特地前往「楓橋經驗」發源地諸暨市楓橋鎮進行參觀。
所謂的「楓橋經驗」起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是中共在浙江諸暨縣楓橋區實施的發動群眾對所謂的「四類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經驗。「四類份子」即中共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等人的統稱。
鑑於這一經驗能夠強化中共的極權統治,將反對者扼殺在基層,毛澤東在1963年批示要求全國範圍內推廣「楓橋經驗」。
在中共後來多次政治運動中,這種群眾專政成為中共頻繁使用的手段,導致大量基層官員和所謂的「四類份子」在迫害中喪生。
旅美中國企業家孟軍11月26日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所謂的「楓橋經驗」實際上是一種人監督人、人整人的手段,中共將其用於加強對民眾的控制,讓民眾從內部相互監督。
他表示,「文革」已經過去數十年,而中共現在仍在推行這種手法,未來推出比「楓橋經驗」更可怕的措施都不足為奇。
孟軍曾經是一家橡膠產品公司的老闆,擁有一百多名員工。然而,一場瘟疫使得這一切付之東流。在中共疫情封控政策下,孟軍的企業破產,隨後他徹底關閉了公司,並解僱了一百多名員工,最終從廣州逃至美國。
青海省前政協委員、民營企業家王瑞琴也在同一天對大紀元記者表示,「楓橋經驗」就是用一部份群眾來監視和管理另一部份群眾,核心就是「群眾鬥群眾」、「群眾批群眾」,中共採用這樣手段讓每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中。
王瑞琴說,「楓橋經驗」的本質是濫用司法權限,中共給予基層人員過多權力,而這些基層辦案人員卻缺乏公檢法的資質和權限。例如,一個街道辦事處就可以簽發抄家令,甚至將人拘留。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這種手段替它減少了一些壓力,也便於它更好地統治社會,但卻使人們都陷入恐懼中,並且整個社會也完全沒有法制。
王瑞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青海民族大學擔任中共黨史教員。1988年海南建省,次年,她棄教從商,前往海南從事房地產生意致富,之後回到故鄉青海。1997年,王瑞琴成立中美合資企業東湖公司,成為當時青海省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之一,隨後她擔任西寧市兩任政協委員及第十一屆青海省政協委員。2020年5月中共召開兩會時,王瑞琴發表了一封呼籲罷免中共現任黨魁的公開信,隨後她在中國的家人和親屬受到中共有關部門的惡意騷擾,她的公司資產也被凍結。
富人成第一批受害者
中國目前的經濟已呈現出急劇下滑趨勢,中共各級地方政府資不抵債,地方財政面臨嚴重困境,而外資也在大規模撤離中國。有分析認為,中國普通民眾已沒有多餘的資金可供中共徵收,因此中共正將矛頭指向國內富豪,將他們作為第一批被收割對象。為轉移眾多社會矛盾,中共正部署可全面推進「楓橋經驗」。
王瑞琴表示,中共將矛頭對準富人有幾個原因。她說,在中共的體制內,科級以上的人員實際上都是富人,但一般而言,人們通常將富人定義為工商業者和在各個領域取得成功的人。
她說,民間的富人通常是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目前的經濟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與狼共舞」,逐漸認識到中共的殘暴、官員的貪腐和社會的黑暗。因此,儘管他們賺到錢,但內心深處對中共並不懷有感恩之情。富人不會擁護共產黨,這是中共最擔心的問題。
「成功人士不跟中共一條心,這是一個核心因素。」王瑞琴說,「其次,成功人士有錢,中共可以從成功人士身上獲取財富,而老百姓則沒有這個能力。中共現在會先對富人下手,以及對有民主思想的人下手,一石數鳥。」
孟軍也表示,在中共看來,富人就像是隨時待宰的羔羊,中共現在提出「楓橋經驗」的目的就是從富人這裏收割「韭菜」。有些企業家將企業做得很大,賺了很多錢,在中共看來就是到了收割的季節,中共歷來都是如此。
富人已成被收割高危人群
近日有來自中國的爆料稱中共內部規定「三千萬人民幣以上富豪全部查」。類似的消息在一個月前已經在許多網絡媒體上傳播。消息稱,由於經濟低迷和財政壓力,中共地方政府通過「查稅」手段進行敲詐勒索。上海的一名工廠老闆爆料,中共官員透過銀行清查擁有3,000萬元人民幣(約423萬美元)以上流動資產的富豪名單,要求他們交出20%的財產,否則會嚴格查稅。
旅美中國企業家胡力任早前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對富豪和企業家實行勒索、劫財的行為早存在,只是現在這種行為變得更加公開化,而且規模更大。
王瑞琴告訴大紀元記者,她認識一個曾在陝西省寶雞市開桑拿館的老闆張先生,儘管這個行業存在一些不規範的地方,但張先生是一個吃苦敬業的人,他辛勤努力地創業,最終卻遭受全部資產被中共沒收的命運,他本人也抑鬱而亡,家破人亡。
王瑞琴說,事情發生在五六年前,張先生到陝西後包下一棟樓開始做桑拿館生意。「他與當地公安局的一個副局長進行所謂的打點,就是給他分錢。但他所遇非人,這個副局長把本該分給公安局眾人的錢私吞。而公安局的其他人看到這個企業賺這麼多錢,卻沒有從中得到好處,最後以涉黃、涉黑,資產是非法所得的罪名把張先生抓了起來。一旦被套上這種罪名,財產就會被全部沒收,三、四千萬(約四五百萬美元)的財產都被沒收了。」
她說,張先生被抓後,該名副局長翻臉不認人,張先生很快就被判刑並在獄中受到酷刑,最終抑鬱而亡。他的父親得了癌症,在兒子出事後不久也去世了;他懷有身孕的太太也流產。
「每次談起這個話題,我的心情都很沉重,這是我身邊見到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一個例子。」王瑞琴說,「這些企業家如果在海外發展會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中共體制毀掉了他們。」
孟軍也表示,不久前,江蘇常州的一名企業家因地方官員的調查遭到勒索,最終選擇跳樓自殺。他說,企業家跳樓的事情時有發生,也有許多莫名其妙的死亡案例,如果不配合中共的調查,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他說:「像馬雲、萬達的王健林、明天系的肖建華、安邦的吳小暉,他們這種有後台背景的人都已經被收割,被共產黨洗劫後有些人的下場很慘,甚至死了。還有大午集團的孫大午也是一個案例,大午集團原來有五十幾億(約7億多美元)資產,最後被中共用6億(約8,500萬美元)賣給一個不知名的企業,這不就是搶嗎?孫大午還被抓了,判刑18年。這種例子在中國比比皆是。在中共眼裏,你再大,也沒有黨大。黨管一切,這太可怕了。」@
記者寧芯對本文有貢獻 Xin Ning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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