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進化假說使科學誤入歧途（上）

【大紀元2023年09月28日訊】（接前文）本章目錄：

第六章進化假說使科學誤入歧途

一、進化假說使科學深陷排神誤區

1.1 一場轟動的克隆人鬧劇
1.2 進化假說是沒有根據的偽科學
1.3 瀕死輪迴研究提示神存在的可能性
1.4 科學與信神並不矛盾

二、進化假說使科學失去倫理道德

2.1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2.2 血腥的中國器官移植產業
2.3 進化假說如何使科學忽視倫理道德

三、進化假說導致科學技術被濫用

3.1 傑西之死
3.2 賀建奎編輯人胚胎事件
3.3 病毒「功能獲得」研究
3.4 基因改造生物的危害
3.5 進化假說是過度追逐科技的推手

四、進化假說使現代西方醫學陷入困境

4.1 進化假說加強機械唯物生命觀
4.2 進化假說加強機械對抗的治病思路
4.3 被忽略的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

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故事講述了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用黏土創造了一個女人，名字叫潘朵拉（Pandora），之後把她送到人間去。潘朵拉來到人間之後，打開了一個本不應該打開的魔盒，結果貪婪、嫉妒、瘟疫、疾病等邪惡湧了出來，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這個古老的故事在今天仍然有著深刻的寓意。

現如今，宇宙飛船到了外太空，高科技處處可見。手機、電腦、人工智能似乎無所不能。科學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伴隨著人的成長，通過教育、科研、應用等改變著人的思想。

然而，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隨著科學技術給人類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人們越來越追逐科學技術；在科學技術發展的過程中，傳統和道德逐漸缺失。今天的地球，天災人禍、環境污染問題連綿不斷；道德敗壞、背離傳統，亂象橫生；焦慮抑鬱症、傳染病層出不窮。

人類面臨的科學帶來的各種問題，可追溯到進化假說的不良引導。

如前三章所論述的，在地球原始的條件下，要自發進化產生人類這樣精緻的身體與高智慧的精神活動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必然存在著更高智慧的力量，才能有序地設計並造出人類。而這個「有序」，用物理的觀點來看就是大自然的基本定律，或古人所說的「道」。

人類的存在與運作及其賴以生存的環境必然相容於這個大自然的基本定律，否則就不存在眼前的一切文明與發展。也許我們無法了解這個智慧設計的來源為何，甚至無以名之，但仍客觀承認這個有序的智慧設計的存在。

然而進化假說否定了這個有序設計的存在，也否定了相容於這個大自然基本定律的倫理道德，其結果也必然帶給人類與自然不相容的後果──誤入歧途乃至災難。所以，達爾文就像打開了一個魔盒，釋放出了進化假說，讓人們一步步背離傳統、丟失信仰，忽視了人的靈魂和道德，過份注重物質利益和技術進步，導致了人類的身體和思想的變異，給人類和環境製造了無盡的災難。

一、進化假說使科學深陷排神誤區

自古以來，我們人皆是父母所生，誰能想到，人類生兒育女的傳統程序，居然有可能被人們一向奉為圭旨的「科學」所改變？讓我們先從一個克隆人事件說起。

1.1 一場轟動的克隆人鬧劇

2002年12月27日星期五，法國前化學家、一個與外星人有關聯的邪教組織的教主兼克隆公司（Clonaid）的負責人──布麗吉特‧布瓦塞利爾（Brigitte Boisselier），在佛羅里達州荷里活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稱名叫伊芙（Eve）的第一個克隆嬰兒誕生了⁵³²。

此前一個月，2002年11月28日，意大利婦科醫生塞韋里諾‧安蒂諾里（Severino Antinori）也宣布，一個克隆嬰兒將於2003年1月出生⁵³³。

克隆人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嚴厲譴責的浪潮。2002年12月28日《衛報》立即發文《邪教科學家宣稱首次克隆人》，批評這些痴迷「克隆人」技術的「科學家」，呼籲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禁令。⁵³⁴

人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人類最受到尊崇的科學家，居然有一天能開發出這樣的生物技術，做出違背基本人性和倫理的事情。

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大家可能都看過1993年出品的一部叫做《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的科幻電影，裏面講述了某生物科技公司從包含在琥珀中的一隻蚊子體內提取出恐龍基因，通過生物技術復活恐龍的故事。

這個故事講述了關於克隆（Clone）技術的基本概念。簡單來說，克隆就是不用傳統的雌雄動物交配，而是用人工複製基因的方式產生動物後代的過程⁵³⁵。事實上，動物克隆技術的第一個案例，是1964年由英國科學家約翰‧格登博士（John Gurdon）首先成功地克隆出青蛙胚胎，他用的是一種被稱為體細胞核移植（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的方法⁵³⁶。

到了1996年，英國科學家做出名叫「多利」的第一隻克隆羊⁵³⁷，隨後，克隆牛⁵³⁸、克隆豬⁵³⁹等等越來越多的動物被克隆出來。儘管被克隆的個體往往早衰、短命，顯示這個貌似新奇的技術存在重大缺陷，可是那也阻擋不住科學家對如何克隆人（human clone）的研究激情。

終於，當一些科學家把這個所謂的生物技術移花接木到人的身上，就有了上面那場克隆人的事件。其實他們所聲稱的克隆人，並沒有得到證實，只是最後作為一場鬧劇草草收場。

克隆人的行為，一直是被全世界的科學家、政要和監管機構嚴厲譴責的對象。即使是生物技術發達的歐美國家，也對此明令禁止。美國前總統布殊、法國前總統西拉克都強烈支持立法禁止所有克隆人的行為；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認定克隆人是非法醫療行為。

這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常識，克隆技術無論怎樣發展，也只能複製人的肉體，而不能複製人的靈魂。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人，難以想像他能正常地活在世上。

克隆人行為的背後，與達爾文進化假說提出的人是猴子進化來的、排斥了神造人的可能而導致人們對生命根本的錯誤認知息息相關，它是給人類科技敲響的一記警鐘。

進化假說究竟如何讓科學一步步走入歧途甚至連克隆人這樣的事情也能被人想到？這裏面的來龍去脈，還得從頭說起。

1.2 進化假說是沒有根據的偽科學

「科學」（Science）一詞最早來源於拉丁語，通俗地講，是指解釋世界萬事萬物的知識或學問⁵⁴⁰。科學的本意是描述宇宙真理的知識和學問。

探索宇宙真理的方式可以有很多，有實證科學的方式⁵⁴¹，也有非實證科學的方式。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人們保持一個開放的心胸和求真的態度，採用不同的方法，都可或多或少地獲知宇宙的真相。

那麼被人們奉為真理、寫入生物學教科書的達爾文「進化假說」到底符不符合科學的基本原則呢？

我們在前三章已經論述了，進化假說存在13條根本的邏輯和事實錯誤。達爾文只要一想到眼睛，就覺得震撼。為甚麼呢？因為進化假說根本解釋不了眼睛結構和功能的精妙複雜，所以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這麼寫道：「如果以為眼睛是可以由進化而形成的，那就真是荒誕到極點。」

人們常常把眼睛的功能比喻成照相機，可是照相機需要專業人員精心設計，比照相機的功能還要強大得多、複雜精巧得多的人的眼睛，難道是隨機演化產生出來的嗎？不是精心設計的話，又怎麼可能產生得了呢？

由此可見，達爾文進化假說根本沒有任何支持證據，完全不符合科學原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科學，早就應該被從科學體系中剔除出去。

實證科學在認識世界的方法上，以分析型思維為主，講究「眼見為實」，常常「失去整體」。在19世紀中葉，實證科學尚處在幼年發展時期，達爾文充份利用了當時實證科學的侷限性和不成熟，把人從猴子「進化」而來的錯誤假說灌輸給人們，就這樣使進化假說堂而皇之地混進了科學的殿堂。

1.3 瀕死輪迴研究提示神存在的可能性

真正的科學始於對宇宙現象的真實觀察。觀察可以始於我們肉體感官在這個空間的體驗，也可以來自於我們的思維、意識對更廣袤宇宙空間的「觀察」和「體驗」。

在關於人生命起源的問題上，除了古往今來一直有多種方式的探討，我們在第三章也已經列舉了大量的證據，說明精妙複雜的人體不可能通過進化產生，只能是由某種智慧生命設計和創造的。

其實歷史上每個民族傳統文化中都有自己的創世傳說，各個民族的先祖們大多都相信神造了人和萬物。

因為我們人肉身的視力、聽力等知覺能力和感知能力都是有侷限的，如果人看不見神，不足以否認神存在的可能性。這時，唯有藉助謙卑的精神、保持開放的心胸、結合其它的方式探索，我們才有可能接近宇宙真相。

科學家對大量瀕死體驗的真實案例研究表明，當人在瀕死狀態下、靈魂脫離肉身的狀態下，可以具備很多超常能力。靈魂能進入另外空間，觀察到、感知到另外空間的更多真相。

例如出生時就失明、對數學和科學一竅不通的薇琪，從來沒有看到過光、樹木、花朵、人，可是卻出乎意料地在兩次瀕死體驗中見到了光，還看到了自己在人間的身體和醫護人員。另外，她在另外空間的狀態下，理解了微積分，知道了星球是怎樣形成的，找到了關於科學、數學、生命、星球、神等許多問題的答案，有一種被知識洪流包圍的感覺，也會了之前不懂的語言。⁵⁴²

有瀕死體驗者報告說，他另外空間的眼睛似乎能自動變焦，有望遠鏡般和顯微鏡般的視覺，可以看到幾英里之外的每棵樹的葉子上的每一條葉脈⁵⁴³；有的瀕死體驗者描述自己有360度的超常視野，可以同時看到所有方位⁵⁴⁴。

這體現了人的靈魂在脫離肉體之後，可以展現出包括超常視覺、全景視野、遙視等超常能力；那個狀態下，人的智慧是打開的，可以明白複雜而深奧的宇宙奧秘，包括人類起源的問題的答案。

例如，因吸進腰果果仁而窒息的3歲的凱蒂（Katie）經歷了瀕死體驗之後寫道：「我毫不懷疑，我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生物，我的存在歸功於創造我的那個生命。」（I knew without a doubt that I was a made creature, a being that owed its existence to this presence.）

包括一些醫學專家在內，眾多瀕死體驗者在瀕死經歷中看到了另外空間的高級智慧生命。

哈佛大學神經外科醫生埃本‧亞歷山大（Eben Alexander, 1953—）在昏迷的那個星期，靈魂來到了一個有粉白色的巨大雲朵的天堂世界，他還描述了感受到神的慈愛和天使的陪伴的經歷。⁵⁴⁵

美國放射腫瘤學醫生傑弗瑞‧朗恩（Jeffrey Long, 1954—）發表的著作《神與來世》（God and the Afterlife）中，對420例來自醫生、科學家、專業人士以及各行各業人士的瀕死體驗案例做了研究，發現在經歷瀕死體驗後，相信神存在的人數增加了86%，對神的信仰程度大幅增加。⁵⁴⁶

朗恩博士發現瀕死體驗者對神的描述具有顯著的一致性──一位散發著愛與恩典的至高無上的存在，而且對神的形像的描述也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神通常具有超越凡世的聖潔之光、無私無條件之慈悲大愛，通常住在美麗非凡的宇宙「天堂」。神與人溝通的目的，通常是幫助人們預見未來、啟迪人們向善。

與瀕死體驗者類似，進入催眠態的人也能觀察到另外空間的高級智慧生命。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精神病學家布雷恩‧韋斯（Brian Weiss, 1944—），當他用催眠的方法讓人們進入催眠態時，被催眠對象的意識常常來到一個高級生命（Master Spirits）存在的精神世界。他們醒來後對高級生命的描述也同瀕死體驗者所描述的相似。有一次，另外空間的高級生命還通過被催眠對象說出了關於韋斯家人的準確信息。⁵⁴⁷

日本婦產科醫師池川明（Akira Ikegawa, 1954—）研究了具有胎內記憶的孩子們，記錄了類似的情況，孩子們出生前待在雲彩上，與天使、仙子一起生活。他們在全世界找尋他們的母親，找到後就離開天上的雲彩，飛進媽媽的肚子裏。⁵⁴⁸

如果真正不帶任何固有觀念、遵循事實，至少可以總結歸納出，「神」是一種存在於另外空間的智慧生命，是需要人們去客觀面對的一個現象。

1.4 科學與信神並不矛盾

美國萊斯大學社會科學主席、社會學教授伊萊恩‧霍華德‧埃克倫德（Elaine Howard Ecklund）等在2014—2019年期間，開展了一項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關於科學家對信仰神的看法的國際研究，來自美國、英國、意大利、法國、香港、印度、台灣和土耳其共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兩萬多名生物學家及物理學家參與了這個研究。

調查結果於2019年發表在名為「世俗性與科學」（Secular and Science）的書中。研究結果顯示，全球各地的科學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科學家認為信仰神和科學並不直接矛盾。以具體數據來看，例如，英國有65%的科學家認為不矛盾，台灣為91%，美國為71%。⁵⁴⁹

這一調查反映出，在追求科學真理的道路上，科學家們普遍認為對神的信仰與科學可以並存，甚至有些無神論者也在他們的工作中看到了神性的存在。一些科學家認為，對神的信仰甚至可能成為激勵他們追求科學真理的動力。神可能是解釋自然和宇宙的關鍵。

人類歷史上的許多科學家在探索真理的科學研究中，也發現了神創造人和萬物的證據。很多成就顯赫的科學家都同時相信神或造物主的存在。他們認為，宇宙和生命的複雜性以及自然界的秩序和規律都是神存在的體現。

早在18世紀，被譽為物理學之父的英國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⁵⁵⁰（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的研究涵蓋了宇宙的運動和「萬有引力」。牛頓曾說，「我相信我越研究科學，我就越相信神。」（I believe the more I study science, the more I believe in God.）「無神論是如此毫無意義。當我觀察太陽系時，看到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剛好使地球得到適量的光和熱，這可不是偶然的現象！」（Atheism is so senseless. When I look at the solar system, I see the earth at the right distance from the sun to receive the proper amounts of heat and light. This did not happen by chance.）「不要懷疑造物主，因為單靠偶然就可以主宰這個宇宙──這是不可想像的。」（Don’t doubt the Creator because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accidents alone could be the controller of this universe.）⁵⁵¹

當牛頓被問到讓無數星球有規律運動的「第一推動力」從何而來的問題時，他曾用「神踢了一腳」來解釋。他認為他的科學成就不過是在追隨神、按照神的指引去思考而已。

傑出的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始人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認為宇宙中的秩序和規律是神的力量的體現。他強調，科學尚未能證明或否定神的存在，因為人類的感知能力和科學的範圍是有限的。

1992年，耶魯大學物理學家亨利‧馬吉諾博士（Henry Margenau, 1901—1997）和著名作家羅伊‧亞伯拉罕‧瓦吉斯先生（Roy Abraham Varghese, 1957—）綜合了62位世界級科學家（包括24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觀點，出版了《宇宙、生物、理論：科學家反思科學、上帝以及宇宙、生命和人的起源》（Cosmos, bios, theos: scientists reflect on science, Go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life, and homo sapiens）⁵⁵²。

這本書得出的結論是，對於自然界的統一規律、宇宙萬物的精密設計，「只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宇宙、萬物和生命只能由一位全能、全知的神所創造。

我們在前三章已經詳細論述了人體器官、系統、基因等的精妙複雜，如果不用造物主的設計和創造來解釋的話，根本無法理解。

美國著名分子生物學克里克博士（Francis Crick）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的理論，並獲得了諾貝爾獎。他曾表示，生命的起源似乎近乎是個奇蹟，因為要滿足這過程所需的條件非常多。

澳洲分子生物學家和微生物學家麥克里迪教授（Ian Macreadie）強調了生物的複雜性和遺傳突變，認為「很明顯，所有生物在起初時，都是被精心設計和創造的」。

世界上的很多學問都可以允許多個理論體系同時存在，而在人類和物種的起源這個重大命題上，當達爾文1859年提出「進化假說」斷言說人是猴子進化來的，直接否定了人和萬物被創造的可能性，卻似乎成為了唯一被正統醫學承認的、關於生命起源的理論。

一百六十多年來，被這個錯誤的進化假說思想長期灌輸的一代代科學家們，越來越淡化了人與神之間的聯繫，人類的倫理道德觀念也越來越被忽視，日積月累，居然用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工具，做出克隆人這樣違背傳統的事情。

二、進化假說使科學失去倫理道德

像克隆人這樣的事件，是科學技術使人類變異的直接表現，而且也體現了人對造物主的不敬。它是科學被進化假說帶到物質層面的表現，從根本上忽視了人的倫理道德，成為了生命科學亂象層出不窮的一個典型代表。

當提到倫理道德時，大多數人會想到區分正確與錯誤的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希波克拉底誓言》一直是世界各國醫生的重要行醫準則，其中一條是「首先不要傷害」（First Do No Harm）。

人們意識到，科學如果要保持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是需要倫理道德來約束的⁵⁵³。一個正規的人體臨床實驗，要通過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嚴格審查。如果審批不通過，就不能做。成立於1993年的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IBC），就是一個負責追蹤生命科學及其應用、確保尊重人的尊嚴和自由的機構⁵⁵⁴。

可是在近代科學發展過程中，在生物醫療領域卻出現了倫理道德的敗壞。一向以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生，是歷來被尊崇的職業。可事實上呢？讓我們來看兩個發生在近現代的真實案例。

2.1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塔斯基吉（Tuskegee）是位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一個小鎮，這裏坐落著一所1881年創辦的、歷史悠久的私立黑人大學──塔斯基吉大學（Tuskegee University）。

1932年至1972年，美國公共衛生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簡稱USPHS）與塔斯基吉大學合作，以免費治療為名，把亞拉巴馬州399名感染了梅毒的非洲裔男子當作實驗對象，其實是為了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而病人其實未被告知罹患梅毒的實情，只被告知他們得的是「壞血病」（bad blood），他們也未得到任何真正的治療。

梅毒是一種由梅毒螺旋體細菌引起的性傳播疾病，可引起口腔和恥骨周圍的潰瘍和皮疹。如果不及時治療，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併發症，甚至死亡。

1932年實驗開始時，梅毒是無藥可醫的絕症，但到了1943年，醫學界發現青黴素可有效醫治梅毒後，按照倫理學原則，應該給這些患者儘早使用有效的藥物治療。可是研究人員為了能夠繼續研究梅毒，讓這些梅毒感染者誤以為在接受針對梅毒的「粉紅藥」（Pink medicine）治療，其實只是給患者使用了阿斯匹林和鐵補充劑。

受害者中有128人死於梅毒或併發症，40人的妻子受感染，19人的孩子出生後確診患了先天性梅毒。

1972年，美國公共衛生局流行病學家彼得‧布克斯頓（Peter Buxtun）向媒體揭露此事，該實驗才終止。1997年，美國政府對受害者作出賠償及公開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Syphilis Study）嚴重違反人類醫學研究的倫理原則。當今很多非裔美國人受到心理陰影的影響，至今不願意捐血。

美國公共衛生部性病部門的主管約翰‧海勒醫生（Dr John Heller）曾說過：「總體來說，醫生們和公務員們只是單純履行了他們的職責。其中的一些只是服從命令，另一些則是為了科學的榮耀而工作。」（Some merely followed orders, others worked for the glory of science.）

可見，現代生物醫學似乎被帶入了一個漠視生命、漠視道德的誤區，醫生的「學術研究」可以變成一個冠冕堂皇的幌子，公然傷害被研究對象，即使重大疾病也不予有效救治。這已經違背了人的基本良心。

發生在黑人群體之中也並非偶然。種族主義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跟進化假說有關。在紀錄片《驚世海行記》（Darwin: The Voyage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劍橋大學的生物學歷史學家彼得‧保勒（Peter Bowler, 1944—）提到了達爾文認為的一種觀念，即除了白人以外的其它種族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都不具備成為文明人的能力，相對來說處於較早期的人類生物進化階段。⁵⁵⁵

2.2 血腥的中國器官移植產業

如果說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喪失基本醫學倫理的重大事件，那麼發生在中國的沒有道德底線的器官移植產業，則更是讓人怵目驚心的罪惡行為。

在器官移植行業，自願和知情同意是器官捐贈的先決條件，未經同意的人體器官捐贈──強制摘取器官，結果等同於殺害一個人，這種做法是對基本生命權的嚴重和不可容忍的侵犯。

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一直存在著生物倫理學問題，包括器官來源不明、沒有供者的知情同意等等，因此備受國際社會譴責。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一直不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對器官獲取途徑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且中共政府拒絕國際社會對該系統進行獨立審查。

中國人由於傳統信仰的原因，器官自願捐贈率極低；儘管1984年中國實施了允許從被處決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規定，可是，中國的死刑犯數量除1983年嚴打外，一直相對穩定，並有逐年下降趨勢。然而，2000年—2005年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卻令人奇怪的呈現出不明原因的巨大增長。

自2006年6月起，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王家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 1941—2022）和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 1943—）通過獨立調查取證，於2006年7月發布《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⁵⁵⁶，調查結論為，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⁵⁵⁷，唯一的解釋是來自當時被中共政府從1999年開始殘酷鎮壓的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報告中以「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形容強制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惡行。

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提供了約52種證據，包括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諮詢電話，詢問醫院能否獲得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他們的調查結果證實了中共強制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暴行的真實存在。

2016年，兩個大衛和美國記者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 1958—）經過十年的調查取證，共同發表的一份長達798頁的新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屠殺》（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顯示，中國醫生每年移植的器官數量在60,000至100,000個之間，遠遠超過了自願捐贈者提供的腎臟、肝臟和心臟的數量。⁵⁵⁸

該報告提出了令人不安的問題：這些器官是從哪裏來的？

報告通過列舉大量詳實的證據，包括醫院記錄、醫生的證詞、新聞簡報和公開聲明，證明器官主要來自於法輪功修煉者以及維吾爾族穆斯林、藏人和基督徒組成的人體器官庫，他們隨時面臨著可能被強摘器官繼而被殺害的命運。

2019年6月17日，英國倫敦的獨立人民法庭（Chinatribunal）在經過全球調查和聽證後做出裁決：中共一直殘害無辜，強制活摘器官，惡行至今依然猖獗，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中國（中共）有來往的國家應該承認，與他們打交道的是一個「犯罪國家」⁵⁵⁹。

據2021年6月14日聯合國網站報道，12位聯合國人權專家報告在中國存在對法輪功修煉者和其它信仰團體等在內的群體實施強制摘取器官的現象，他們感到極為震驚。⁵⁶⁰

聯合國專家表示，「根據收到的指控，據說從囚犯身上取出的最常見器官是心臟、腎臟、肝臟、角膜，以及不太常見的部份肝臟。這種醫療性質的販運形式據稱涉及衛生部門的專業人員，包括外科醫生、麻醉師和其他醫學專家。」

2022年5月5日，歐洲議會通過了緊急決議，嚴重關切在中國發生的持續、系統和國家准許的活摘器官的行徑，其中器官來源主要來自法輪功修煉者。⁵⁶¹

2020年6月，「追查國際」經過詳細調查中國891家器官移植醫院、9519名移植執業醫生、幾十萬份公開媒體報道、論文、醫院網站資料之後，總結髮表了730個調查錄音證據、2000餘個資料證據。其中包括中共官員明確承認或者直接指證活摘器官的錄音證據58個。⁵⁶²

來自不同調查機構的多方鐵證表明，中共以活摘大量無辜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為資本，建立起器官移植產業，打造出一條巨大的血腥的產業鏈。之後，中共的魔爪又伸向了大學生、中學生這樣的身體健康的年輕人。中國出現的越來越多的「人體器官黑市」的現象，現在已成為公眾最大的關注點之一。⁵⁶³

究竟是甚麼因素讓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變成一把凶器？當然這與中共漠視生命、迫害信仰的極權命令直接相關，然而，在這個罪惡的事件發生的背後，讓科學工作者不敬神、背離道德、把弱勢人群當作動物任意宰殺，達爾文進化假說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理論上的幫兇之作用。

2.3 進化假說如何使科學忽視倫理道德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人有做人的基本道德觀念，可根據道德準則做出行為判斷。儘管人性中也有醜陋的東西──魔性，可是只要人性中善的一面作主導，人就不容易被魔性控制，人的道德就能保持在一個基本底線之上。

然而，進化假說提出人是動物「進化」而來，使人承認並放縱了自身的魔性，貶低了人的善良。

同時，進化假說「適者生存」的殘酷競爭思想認為，不管採用何種手段，只要一個生命能在殘酷的自然界中活下來，就是勝者。再善良的生命如果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就會被淘汰掉。為了勝利的目的，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可以踐踏、犧牲任何倫理道德原則。進化論思想的氾濫，就等於在衝垮人類幾千年來賴以維繫的道德護堤和根基。

任何東西都是物質的，包括思想體系也是一種物質。好的思想體系會改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比如人類文明中出現的傳統正教，或教人向善，或引導人修真，為人類能維繫正常的道德水平打下了基礎，也使人類文明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得以延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的思想，教化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維繫了整個民族的道德體系。

反之，一種壞的思想體系也會改變一個社會、一個群體。若無先賢聖者引燈導航，人類在動盪和為私中很容易陷於無德亂世，可能簡單的天災人禍就足以中斷或摧毀整個人類文明進程。

披著科學外衣的進化假說思想對人類所起的負面作用是明確的。進化假說思想最直接衝擊的對象就是人類的信仰和道德體系。

生命科學從1859年就開始受到達爾文進化假說的錯誤引導，影響了科學界尤其是生物醫學界一百多年。長期被這種錯誤觀念毒害的人，包括醫生、科學家，不知不覺中吸納了進化假說的毒素，敗壞了正統的道德根基。

三、進化假說導致科學技術被濫用

從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目前正進入第四階段，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石墨烯、基因工程、虛擬現實、量子信息、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以及生物技術為突破口，體現了各種科技方法的融合，使物理、數學和生物等領域之間的界限更難分清⁵⁶⁴。

科技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新東西，能讓人類的生活更加方便，可是，科技的高速發展和過度的應用，已經帶來越來越多的健康、環境和社會問題。科技在改變著人類的行為、思考問題的方式，甚至還改變著人體的結構和人類最本質的東西。

讓我們先從一個18歲男孩的不幸去世說起。

3.1 傑西之死

一名叫傑西‧基辛格（Jesse Gelsinger）的美國男孩，在2歲時被診斷出患有一種叫做鳥氨酸轉氨甲醯酶缺乏（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 OTCD）綜合症的罕見先天性疾病。他的肝臟缺失了一種胺基酸代謝酶──鳥氨酸轉氨甲醯酶（OTC），這會導致血液中的氨濃度增加甚至達到致命水平，他需要長期依靠限制飲食和使用特殊藥物來維持生存。⁵⁶⁵

1999年9月，心地善良的18歲的傑西想要幫助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人戰勝病魔，自願參加了一個基因療法的試驗。美國費城賓夕凡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和科學家將攜帶正常的OTC基因的腺病毒載體注射到傑西的肝臟中，以試圖讓他的肝臟恢復代謝氨的能力。

然而，作為基因載體的腺病毒引起了他的免疫系統過激的反應，傑西在接受注射的當晚就陷入高燒和深度昏迷，並且在4天後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幸去世。

於是，傑西的家人對賓夕凡尼亞大學提起了訴訟⁵⁶⁶。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叫停了賓夕凡尼亞大學基因治療的人體試驗，並開始調查美國正在進行的其它69項基因治療試驗⁵⁶⁷。

這場悲劇立刻讓當時科學家們對基因治療的研究熱潮冷卻下來。投資者撤資，初創公司倒閉，基因治療中心解散。之後的十八年中，基因治療研究幾乎一直處於停滯的狀態。

2017年，一種用於治療眼睛疾病的基因療法Luxturna在基因療法領域點燃了一點火花。由於這種療法只需要局部注射，對全身的影響比較小，最終得以成功上市。⁵⁶⁸

2019年，來自諾華公司的另一種基因療法Zolgensma也獲得批准，用於治療一種肌萎縮症的遺傳病⁵⁶⁹。

可好景不長，之後不久，基因療法又出現了接二連三的安全性事故。

2019年11月，在Solid Biosciences公司開發的一項針對治療杜興氏肌營養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的SGT-001基因療法臨床實驗中，一名受試者出現嚴重的腎臟和血液相關損傷，臨床實驗馬上被美國FDA叫停⁵⁷⁰。其實在之前的動物試驗中，三隻猴和三隻豬都出現了嚴重毒性反應，最終死亡。

緊接著的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安斯泰來公司在使用腺相關病毒基因療法來治癒一種罕見肌肉病變的過程中，導致了至少4名男孩死亡。⁵⁷¹

傑西去世二十年來，私人和公共企業已投資數十億美元，希望通過改變或替換我們的缺陷基因來治療疾病。迄今為止，這些努力只研發出了寥寥可數的療法。

接連出現的基因療法死亡案例令人們反思：為甚麼基因療法如此命途坎坷、總是伴隨著死亡事件呢？

基因治療的設計理念貌似吸引人：將目的基因導入到人體，糾正人體內不正確的基因，就可以治癒疾病。可是這種「治療」就像射擊：雖然瞄準了需要糾正的壞基因，可是如果沒有打中，反而會損壞正常的基因──這被稱作「脫靶事件」。⁵⁷²

這彷彿是在看不見目標的黑暗中開槍，具有未知、不可控的嚴重風險，所以這些無辜的孩子們也就不幸地成為了「基因療法」的犧牲品。

基因療法造成的致死案例，對當今的人類科技的發展是一個嚴重警告。

3.2 賀建奎編輯人胚胎事件

2012年，美國生物學家珍妮佛‧杜德娜⁵⁷³（Jennifer A. Doudna, 1964—）和法國生物學家艾曼紐‧查彭蒂埃⁵⁷⁴（Emmanuelle Charpentier, 1968—）共同發明了基因編輯方法CRISPR/Cas9。其中，CRISPR代表成簇規則間隔短回文重複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是指一種CRISPR 相關的核酸內切酶，類似「分子剪刀」，可引導RNA在指定的位置切割DNA。

雖然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了這兩位女科學家，但是這個技術的臨床應用存在很大的風險⁵⁷⁵。

CRISPR/Cas9是一個微小而強大的工具，就像一把精密的剪刀，被人們形容為「上帝的剪刀」。它可以在DNA中精確地剪切和編輯遺傳物質。儘管人體的DNA微小，但極其複雜，由32億個遺傳字母組成，而且它們之間可以互相交互作用。當人們使用CRISPR/Cas9進行基因編輯時，很難預測最終的結果。

然而，北京時間2018年11月26日，一個名為賀建奎的中國科學家卻高興地宣布，他創造了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兩個在胚胎階段就被進行基因編輯的女孩露露和娜娜誕生在中國。⁵⁷⁶

賀建奎以幫助愛滋病患者的後代為由，在沒有經過嚴謹科學論證和倫理學審查的情況下，使用基因編輯技術，貿然編輯受精卵的CCR5基因。他的這一不負責任的行為立即讓全世界科學界譁然，受到了道德倫理層面的嚴厲批評，他最終被送進了監獄。

即使純粹從科學證據上來談，賀建奎編輯的這個基因對愛滋病、其它病毒的感染風險的影響十分複雜，還可能對大腦有影響。賀建奎給這兩個嬰兒帶來的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一生的健康風險。

中國科學家的聯合聲明中寫道，「這項所謂研究的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形同虛設。直接進行人體實驗，只能用瘋狂來形容。」「此項技術早就可以做，但是全球的生物醫學科學家們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為脫靶的不確定、其它巨大風險以及更重要的倫理。」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了倫敦大學學院人類胚胎學教授喬伊斯‧哈珀（Joyce Harper）的話，認為賀建奎宣稱的研究內容「過早、危險和不負責任」。

另外，基因編輯工具在人類中的應用可以十分廣泛，例如改變智力和相貌特徵、改變增加某些類型癌症風險的基因，而改變人精子的基因將使編輯後的基因能夠遺傳給後代。如果不能對基因編輯實施嚴加監管，可能會引起重大的倫理問題。

人類基因序列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作為這一物種被保留下來的最核心的東西。（Shutterstock）

3.3 病毒「功能獲得」研究

如果說上面提到的基因技術的危害還僅限於罹患某些特定疾病的人群，那麼接下來的這個話題涉及的範圍就不只是少數人了。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時，僅中國大陸以外，就有近七百萬人的生命被奪走。新冠病毒的來源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一直是科學界認為需要重點考慮的。

自2005年以來，科學家以為了讓人類更健康為由，嘗試用基因工程技術來製造重組病毒，做一些「功能獲得」（gain-of-function）研究等等。

例如，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把人類原本不會感染的一個蝙蝠冠狀病毒的一部份蛋白質基因插入SARS冠狀病毒骨架中，培養出致病性更強、導致更嚴重肺部疾病、可以感染人類的病毒。這種本來對人類沒有致病風險的病毒，被人為改造成能使人感染的病毒。科學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甚麼。他們還把這作為一種科學榮譽，該論文發表在2015年《自然醫學》期刊（Nature Medicine）上⁵⁷⁷。

研究結果一公布，美國羅格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和生物防禦專家理查‧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 1959—）立即對這種研究表示深切質疑，認為「這項工作的唯一影響是在實驗室中創造了一種新的非自然風險」（The only impact of this work is the creation, in a lab, of a new, non-natural risk）。⁵⁷⁸

可是這樣的事情屢禁不止。2022年波士頓大學的病毒研究人員對致病性很弱的omicron病毒進行基因改造，製造了一種新的病毒，也就是一種2020年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和Omicron刺突蛋白混合的新組合病毒。這種新病毒在動物實驗中達到80%的致死率，再度引起了人們的恐慌。⁵⁷⁹

2023年2月6日《科學》期刊報道，作為聯合創辦人之一的埃布賴特，和一群關注人類病原體研究潛在風險的科學家成立了一個非牟利組織，名為「保護我們的未來」（Protect Our Future），希望防止「實驗室產生的可能威脅人類生存的流行病」，倡導更嚴格的生物安全規則。埃布賴特和他的團隊認為，儘管缺乏直接證據證明中國武漢實驗室的病毒學實驗可能引發COVID-19大流行，但其對當前這場疫情大流行中數百萬人的死亡同樣負有責任。⁵⁸⁰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往往打著科學研究的旗號追逐技術進步。技術競爭成為主要目標甚至唯一的目標，這包括改變病毒基因，例如改造某些病毒的基因組，使其成為基因工程的載體。與此同時，預防傳染病大流行和促進人體健康反而被逐漸淡化，甚至無人問津。

但是必須承認，人們對很多病毒的基因和功能特性的認識仍然非常有限。病毒在被人進行基因改造的過程中到底會變成甚麼樣，可能連科學家自己也不曾料到。

那些以發展科學技術、研究疫苗為由的「功能獲得」研究，本質上是一種玩火自焚的行為。

3.4 基因改造生物的危害

20世紀70年代誕生後不斷演變的基因工程技術，是通過份子生物技術把某種需要的基因轉入到目標生物的基因組，從而產生特定的基因被改變了的新品種。⁵⁸¹

這種利用基因工程技術被改變遺傳物質的生物，被稱為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基因改造」生物。實際上，它們不是通過自然交配等自然方式而產生的新的生物。⁵⁸²

人們將這項技術應用於農作物，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改善食品的營養價值、提高產量、減少農藥的使用等。例如，將蘇雲金芽孢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抗蟲基因導入玉米、水稻、馬鈴薯等作物，使它們能夠產生一種毒蛋白來抵抗害蟲。廣泛種植的Bt玉米是一個例子。當害蟲嘗試吃Bt玉米時，這些毒蛋白會對它們的腸道造成傷害，最終導致害蟲死亡。理論上可以減少對玉米作物的害蟲危害，同時減少了對農藥的需求。

還有，將抗除草劑的基因（Roundup Ready）引入大豆，使它們能夠抵抗一種名為草甘膦（glyphosate）的除草劑，以確保在使用除草劑除草時，大豆不會受到損害。

可是事與願違。人們不斷證實了這些基因改造食物的不安全性。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基因改造作物遠沒有當初想像的那麼美妙，更沒有基因改造技術公司所承諾的那麼神奇。

目前，基因改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已經引起了多個國家科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至少有38個國家宣布禁止基因改造作物的種植，包括歐盟28國、亞洲4國、非洲4國和美洲2國。⁵⁸³

為甚麼呢？

首先，研究資料證明基因改造食品對人類多器官、多系統都可能產生危害，包括肝臟、胰、腎臟或生殖作用，並可能改變血液學、生化和免疫學。⁵⁸⁴

2009年5月，美國環境醫學科學研究院報告指出食用基因改造食品有嚴重損害健康的風險，包括不育、免疫問題、加速老化、胰島素的調節和主要臟腑及胃腸系統的改變，結論是：「基因改造食品和對健康的不利影響之間不是了無關係的，而是存在著因果關係。」

其次，基因改造技術還能帶來對環境的「基因污染」，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

基因改造作物與其近緣野生種間的基因交換，術語叫「基因流」（gene flow），又稱基因逃逸，是目前生物學界最為關注的基因事件。基因流在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大都發生在相同的種或同屬的物種之間。而當基因改造植物發生基因流時，會產生一些難以預料的嚴重後果，如產生超級雜草、超級害蟲及危害生物多樣性、誘發新病毒、影響非靶標生物，而對環境造成更嚴重的「基因污染」。⁵⁸⁵

在基因流的作用下，農作物經過改造的基因可以轉移到當地野生植物中，創造出一種抗除草劑的「超級雜草」。除草劑施加的巨大的選擇壓力可能導致當地野生植物的抗除草劑的特性迅速增長。具有抗除草劑能力的「超級雜草」的種子在發芽前可以在土壤中保留20至30年。因此，一旦基因改造植物產生種子，就幾乎不可能被消除。加拿大和阿根廷種植經過基因改造的大豆的農民，已經面臨抗除草劑雜草的嚴重問題。⁵⁸⁶

2013年美國《農藥行動網絡》報道，多種對所有農藥都刀槍不入的「超級雜草」在美國3260萬公頃農田中肆虐。這些農田都種植了基因改造作物，並且使用了美國農業生化公司──孟山都（Monsanto）的除草劑。這種雜草非常粗壯結實，連收割機都經常被它們打壞。⁵⁸⁷

愛荷華州立大學《2012年除草劑指南》也指出：「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基於除草劑的雜草管理將不可避免地失敗。」針對雜草的化學戰爭的升級可能只會導致更多產、更多的超級雜草，同時除草劑的使用急劇增加。

再以基因改造水稻為例，科學家希望讓水稻含有能抵抗害蟲的基因，這樣水稻合成的毒蛋白能殺死害蟲。但殊不知，害蟲本是生物鏈中的一環，它不吃水稻的葉子，就得吃別的莊稼或雜草。一旦雜草也通過基因逃逸帶了抵抗害蟲的基因，那麼害蟲只有加速變異以與人類抗衡。

其結果是，會出現「超級害蟲」，人類需加大農藥用量或研發新藥對抗新蟲，這樣下去，蟲害問題不但沒解決，還會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蟲害，甚至對人類生存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2006年5月2日《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報道了基因改造的棉花，這些棉花含有一種毒素，能殺死棉紅鈴蟲等。研究顯示，基因改造的棉花第一年確實可以減少殺蟲劑的使用。可是，到了第二年，該種棉花對這些特定殺蟲劑的需求在增加，而且，如果用基因改造方法控制某一些害蟲的話，其它的害蟲則變得更讓人頭疼。⁵⁸⁸

基因改造作物還會影響相關食物鏈的上下游的其它物種，比如青蛙也可以吃基因改造超級害蟲，牛羊也可以吃基因改造超級雜草，這樣下去，最終受害最多的還是處於生物鏈頂端的人。

所以，以超級雜草為例，傳統的化學控制方法早已無效，物理除草方法成本過高，而生物控制方法如使用家畜或家禽也可能導致家畜或家禽生病或不能被食用。這樣一來，由人類基因改造技術引起的這場戰爭可能會擴散到何處？範圍不堪設想。類似的情況也適用於超級害蟲。局勢一旦失控，就會相當令人擔憂，可能會長期危害現代農業的基礎、長期破壞食物鏈和生態環境。

基因工程技術造成的橫跨不同物種之間的基因流，這種力量遠超過自然的基因流。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可能快速改變物種基因，從而對自然生物和人的基因帶來深遠影響，後果可能會不堪設想。

人們本來是以好的初衷來開發基因改造作物，結果卻製造了新的難題，變異了環境、危害了人類，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這提醒我們人類，無論農藥或養殖公司在研發上投入多少，他們都無法勝過大自然。如果要解決雜草、蟲害等問題，不能簡單地靠這種對抗性的「殺戮」理論來解決，還得要尋求其它的智慧。

3.5 進化假說是過度追逐科技的推手

是甚麼原因導致科學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基因改造的理念來改變人的基因，導致接受基因治療的孩子們死去、編輯人胚胎基因這樣的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呢？甚至擴大到改造病毒、農作物等的基因，出現了危險也停不下來、不知反思呢？

當人們靜下心來思考背後的深層原因，不難發現與進化假說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首先，進化假說灌輸的否認神造人，與對人的基因隨便進行無原則的任意改造關係密切。傳統文化中提到神創造了天地萬物，地球萬物的精妙複雜，讓人不得不驚歎這是造物主的傑作。

一輛寶馬車，如果輪胎壞了，一般人還可能自己修補修補換個輪胎，螺絲掉了可以再安一個，但是如果車的核心控制系統出了問題，一般人是不能隨便修理的，恐怕只能送回原廠維修。

人體這麼精妙複雜，比寶馬車的設計不知道要複雜多少倍。如果人體真是造物主的作品，有些地方，比如胳膊、腿壞了，人自己來修理修理可能還行，但是，有的情況恐怕不是人力所能為的。

基因是作為造物主創造物種時被保留下來的最核心、最關鍵的東西。基因控制著生物個體的所有，生命的一切蛋白質合成、細胞分裂、繁衍等重要生理過程都與基因有關。基因能夠精確、忠實地自我複製，確保物種的穩定。

基因就像是上天造物的分子密碼。現代科技儘管發達，但至今對基因還有很多尚未了解的屬性。

例如人DNA裏面有98%的DNA不具備編碼蛋白質的功能，這些非編碼DNA具有很多重要功能，只是人們尚未熟知。

2009年俄羅斯科學家彼得‧加里耶夫教授（Peter Gariaev）發表的論文中說，DNA可以吸收光子，具有能量場特性。他用一束激光照射放置於石英器皿裏的DNA標本，結果發現，DNA就像一塊吸收光線的海綿，把光吸收了。⁵⁸⁹

2009年《精神病學雜誌》（Journal of Psychiatry）文章提到，DNA的主要功能除了蛋白質合成，還可以接收和傳輸電磁能，可在生物電（光）和生物聲（聲音）信號傳導領域發揮作用。⁵⁹⁰

越是嚴謹的生物醫學工作者、遺傳專業者、基因工程技術研究者，越是知道現代科學對人體生命奧秘的整體所知很少，應當擺正自己的位置，心懷敬畏之心。

當生物科技突飛猛進的時候，人們更需要理性，不要盲目推進。生物技術越發達，風險性越大，人們越應該特別注意倫理道德原則。既然是「上帝的剪刀」，就不是讓人隨便使用的。

在各種基因改造生物的技術中，由於缺乏「上天造物」的敬畏之心，人們總想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用「生物技術」代替上天的造物功能，打亂了自然的次序，用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基因片段重新組織成一個新的物種。人類以為通過生物技術就可以在不同物種、不同生物界（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進行基因交流，殊不知這是嚴重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人類不可能不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個世界是在造物主的安排下有序地存在著；當人類只是從眼前的利益出發時，把這些改造過的病毒、農作物引進到自然的環境中，給人類以及周遭的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將是人類始料不及的。

第二，進化假說強調，為了生存競爭必須讓自己不斷發展壯大。在它的這個「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存邏輯的指引下，人們形成的思維定勢是，只有越來越強大，才能在這個充滿競爭壓力的社會中生存下去。

因此，人人為了生存不斷發展技術，不僅是科學研究，農產品、畜牧業、商業服務等等許多行業也變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現代科技社會就在人們追求所謂的不斷「發展」、不斷的競爭攀比中，被越來越推向片面追求科技進步的漩渦。

而越是過份陷於技術之中，就越容易使人忽視科技所涵蓋不了的、對人來說更重要的因素，比如人性、傳統、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目的等。

現代技術缺乏倫理道德的支撐，發達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失控。人的道德標準是數千年前祖先傳給人的，科學技術在飛速發展，人的道德沒有相應提升，甚至反而急劇下滑，偏離的差距最終會成為反噬人類的一把利刃。

當然這裏只是列舉了科學技術濫用的一些例子，其實類似的具有破壞性力量的科學技術還有很多。真正的問題是在生物技術、數碼科技或監控技術等貌似「強大而進步」的背景下，我們如何保持人的道德準則？我們如何在維持基本倫理道德的情況下駕馭這些科學和醫學技術的進步？

進化假說不但不能讓我們在保持道德良知的清醒意識下理智地運用這些技術，反而摧毀人的天性、傳統和倫理，讓技術的發展更加失控，逐漸使其走入主宰以致毀滅人類的險途。

四、進化假說使現代西方醫學陷入困境

進化假說的思想滲透到科學體系中，讓科學排斥對神的信仰、喪失倫理，讓科學技術被濫用，造成了種種危害。其中一個突出例子，就是現代西方醫學（下文簡稱現代醫學）。

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已經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醫學難題，包括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新型傳染病、細菌或病毒耐藥、慢性病、疑難雜症、精神疾病等等問題均無法解決，甚至陷入困境。醫學似乎走進怪圈，無法自拔。

4.1 進化假說加強機械唯物生命觀

現代醫學對生命的認識建立在機械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基礎之上，其發展水平與物理學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水平息息相關，具有「眼見為實」「失去整體」的缺陷（詳見第四章）。

當現代西方醫學工作者的眼中只有狹隘的物質層面的生命現象時，就已經把自己和科學所能探索的範圍束縛在膚淺的空間層面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也逐漸受制於科學的發展模式，與探索人的精神內涵、追求天人合一的傳統健康模式相背離。

而達爾文提出的進化假說，僅僅根據肉眼可見的形態和結構的相似性來判斷人的起源，這個思維邏輯進一步加深了唯物主義「眼見為實」「失去整體」的缺陷，使得西醫學的唯物思想更加機械化；再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滲透、發酵，對西醫造成的不良引導和負面作用越到後期越明顯，也越可怕。

例如，西醫學對疾病的認識強調找出「病灶」。這個病灶，一直侷限在人肉眼及其它工具所能探及到的物質世界層面裏，即器官、組織、細胞、分子。人們用組織病理學做切片、X光、CT和磁力共振等更先進的技術，其目的都是為了找病灶。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技術，都是圍繞著組成人的主要生物物質成份來做研究，越做越細。

問題是，病灶的根源到底在哪裏呢？現代物理學對物質範疇的研究迄今為止還未能窮盡，其實永遠也做不到，如果真正的病因存在於一個目前醫學方法還無法觸及到的地方呢？那麼何時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呢？

醫學上有一大類疾病，其發病原因不清楚，往往稱之為「原發性」疾病，例如原發性高血壓、原發性肝癌、原發性慢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原發性側索硬化等等等等。

基於現代醫學對物質概念的有限的認識，人們搞不清楚很多現象背後的原因，這反映了醫學理論體系的缺陷。如果連疾病的原因都沒有真正認清的話，治療方法和效果的侷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4.2 進化假說加強機械對抗的治病思路

一方面，被達爾文進化假說誤導的現代醫學把人體作為一個蛋白質和基因等物質構成的混合體來看待，治療疾病的基本思路是對症治療和切除病變組織。

另一方面，達爾文進化假說認為，物種為了自我生存下去而產生競爭，這種競爭思想和手段還體現在治療疾病的原則上。受到達爾文思想誤導的現代醫學將治療疾病比喻為戰爭。疾病被認為是敵人的入侵，治療的目標是開發「神奇子彈」──用藥物和疫苗的形式來消滅敵人。

這兩個思想都嚴重地傷害了西醫的治療體系。

4.2.1 治標不治本的對抗療法

大多數西藥治療只是掩蓋症狀，干擾器官或系統的自然運作方式，並沒有解決疾病存在的根源問題。

例如，當人發燒的時候，如果只是用退燒藥把體溫降下來，表面上不發燒，並不等於治好了病。只是把發燒的表面現象去掉了，但是並沒有找到背後的根本原因。比如引起體溫升高的原因可能是病菌感染、腫瘤生長、免疫系統功能紊亂等等。如果用退燒藥一味消除表面症狀，反而可能會導致病情更加複雜難治。

降壓藥並沒有妥善解決高血壓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僅僅是通過利尿或擴張血管藥物暫時壓制症狀；降糖藥也沒有解決糖尿病產生的根本病因，只是被用來掩蓋血糖升高的症狀。

腎上腺皮質激素類藥物是西醫常用的具有免疫抑製作用的藥物，常常被用於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過敏性疾病。可是，導致過敏或自身免疫系統功能紊亂的根本原因並沒有被找出來糾正。雖然症狀被暫時掩蓋了，但病根還在。一旦停藥，往往容易復發甚至導致更嚴重的身體整體功能的失調。

腫瘤切除了，但是長腫瘤的內環境還是沒有糾正過來，手術之後，腫瘤還可能復發。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抗治療（Allopathic Therapy）起到的作用往往只是解決症狀。如果認為僅僅通過消除症狀就已經解決了疾病的本身，這是錯誤的。一味針對症狀來對抗的治療思路，往往會讓病情變得更加錯綜複雜，更不容易解決，會導致疑難雜症層出不窮。

當今，在現代西醫充滿對抗思想的治療模式中，我們面臨許多疾病難以痊癒的情況，人們普遍存在過敏、睡眠障礙、慢性疲勞、焦慮抑鬱等現象，生活質量明顯降低。

建立在達爾文思想上的現代醫學治療疾病的策略，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而治本的方法則是應該解決產生疾病的根源問題。修復使疾病發生的根本問題，往往需要修復人體自身機能的失衡。

4.2.2 令人擔憂的西藥毒副作用

在這對抗性治療的思路指導下，西醫開發出來的藥物大多有毒副作用，又稱為「藥物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有些副作用相當於帶來了新的疾病，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外科手術、放射治療、化學藥物治療，在獲得表觀症狀改善的同時，經常製造新的健康問題。

在談到藥物毒副作用時，1957年至1962年間的「反應停」悲劇，就是令人無法忘記的一個沉痛的教訓。反應停（沙利度胺，Thalidomide）1953年作為鎮靜藥推出，後因被發現對妊娠反應的噁心、嘔吐、厭食等症狀具有顯著療效而用於治療妊娠反應，在全球46個國家銷售。⁵⁹¹

結果上市後不久，全球使用此藥的孕婦生下超過10,000例有嚴重先天缺陷問題的畸形嬰兒，涉及的身體部位十分廣泛，包括四肢（phocomelia，俗稱「海豹肢」）、臉部、眼睛、耳朵、心臟、胃腸道、腎臟和生殖器等；嬰兒死亡率高達40%。

「反應停」事件過後，世界各國紛紛制定嚴格的藥物不良反應申報程序。

痛定思痛，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反思發生「反應停」悲劇的原因。後來，人們發現沙利度胺可以誘導DNA突變、影響軟骨形成、產生神經及神經嵴毒性、抗血管新生等等。

其實，妊娠反應很可能是母親懷孕之後身體出現的一種自然反應，不應該去對抗。一般至懷孕三個月後便會自行消失，不需要吃藥也能自動痊癒；症狀嚴重者可以用傳統醫學的方法調理。而有著對抗思路的西醫偏要把它當作一個病去治療，忽視了胎兒的安危。企圖用藥物消除妊娠反應，是人類再次挑戰自然、逆傳統而行的一個慘痛教訓。

現如今，西藥毒副作用嚴重。服藥、打針引起的不良反應是在醫院天天都可能見到的問題。

1998年《美國醫學會雜誌》的文章綜合分析了1966到1996年的三十年時間內美國住院患者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率，結果發現住院患者中有6.7%出現嚴重藥物不良反應，有0.32%因藥物不良反應而死亡。按照這個比率來估計，美國每年住院患者中出現的嚴重不良反應超過221萬例，估計超過十萬六千人死亡⁵⁹²。美國FDA引用了原始研究的結果和估計的數字，並指出藥物不良反應已成為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⁵⁹³。

4.2.3 疫苗的盲目開發和濫用

疫苗作為一種特殊的藥品，主要用於預防而不是治療疾病，主要受眾是健康人群而不是病人，所以對疫苗的安全性監管應當比對普通藥品更嚴格，在評估利弊風險時標準會更高。尤其是現代社會，每個人一生中都可能會被強制接種多次疫苗，所以，疫苗安全問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藥物或疫苗被批准上市之前，需要做中長期毒性試驗和1～3期臨床實驗，所以傳統的疫苗從開發到上市，一般平均需要十年左右。而一些新開發出來的疫苗，比如新冠病毒疫苗，在缺乏足夠監管的情況下，以閃電般的速度研發，不到一年的時間、中長期安全性未經過充份驗證的情況下，就被急著推向全球幾十億人。

新冠疫苗未走完常規的開發流程就飛速上市，很多接種者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甚至死亡的案例已經被報道出來。這種盲目開發疫苗的現象受到了人們的廣泛批評。

截至2023年9月15日，僅美國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ccine Adverse Events Reporting System, VAERS）就收到人們自發報告的接種三種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的數量達1,593,415例。這其中包括209,910例住院、36,231例死亡、38,449例危及生命、67,812例終身殘疾、20,810例心臟病發作、27,522例心肌炎或心包炎、8,891例血小板減少和5,040例流產。這三種新冠疫苗分別是著名的輝瑞（Pfizer）疫苗、莫德納（Moderna）疫苗和強生（Johnson&Johnson）疫苗。⁵⁹⁴

2023年3月，來自美國醫學期刊《免疫炎症疾病》（Immunity, Inflammation and Disease）發表的論文，分析了COVID-19 mRNA疫苗接種後所報道的部份不良反應，包括17,636例心血管不良事件和284例死亡事件。這些心血管事件包括13,936例血栓形成、758例中風、511例心肌炎、377例心肌梗塞、301例肺栓塞和254例心律不齊。平均首次出現症狀的時間點，是在疫苗接種後的4.8～5.6天。⁵⁹⁵

這是現代科技的過度發展給人類帶來的悲劇。原本想「治病」，可是卻「致病」，導致了更多的疾病。為甚麼會南轅北轍？這裏面說明人類醫療技術發展的軌跡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

4.2.4 抗生素濫用現象日益嚴重

抗生素（antibiotic）又名抗菌素，是抑制細菌生長或殺死細菌的化學藥物的總稱。抗生素的濫用現象，也是在對抗性治療思路指導下出現的一個嚴重問題。

抗生素的發明歷史可追溯到1928年，蘇格蘭醫生和微生物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偶然觀察到金黃色葡萄球菌生長受抑制的現象，於是進行研究，突破性地發現了青黴素（Penicillin，盤尼西林）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抑製作用，從而開啟了抗生素治療的時代。⁵⁹⁶

青黴素是屬於β-內醯胺類（beta-lactams）藥物，β-內醯胺類藥物一直是治療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的一類重要抗生素。

而青黴素被發現不久，人們就發現一些金黃色葡萄球菌竟然對青黴素產生了抗藥性。甚至在青黴素上市之前，一些金黃色葡萄球菌就擁有β-內醯胺酶，可以通過水解的作用使得β-內醯胺類藥物失去藥效。也就是說，一些金黃色葡萄球菌產生了抗藥性（又稱耐藥性）。這種抗藥性的基因（β-內醯胺酶基因）可以在細菌之間迅速傳遞。

在過去近八十年裏，雖然科學家們一直在努力地研發出新的抗生素，包括頭孢菌素、單菌素和更強大的碳青黴烯類的數百種抗生素陸續被開發和銷售，但細菌對於新研發的抗生素產生新的抗藥性的狀況一直在重複發生，以致金黃色葡萄球菌能夠對幾乎所有這些抗生素都產生抗藥性，也就出現了醫學界臭名昭著的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的菌株。⁵⁹⁷

這是一場人向細菌發起的持久戰。新的抗生素才問世，不久就隨之有了新的抗藥菌株的出現。由於細菌變得更耐藥，人們就發明更強的抗生素，接下來細菌的耐藥性又「更上一層樓」，甚至出現「超級細菌」（Superbug）。到現在人們已經使用了至少五代抗生素，可是人類還沒贏。

除了令人頭痛的耐藥菌株大批出現的現象之外，「濫殺無辜」的現象也同樣令人擔憂。人體大劑量長時間使用抗生素，常常把與人體共生的正常菌群一併消滅從而引起「菌群失調症」（Dysbiosis），可造成腸道炎症性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腸躁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或癌症等。⁵⁹⁸

2016年，根據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數據，每年有超過200萬人感染了抗生素耐藥菌，超過23,000人死於這些感染⁵⁹⁹。

2019年CDC發布的《美國抗生素抗藥性威脅報告》（Antibiotic Resistance Threats in the United States），強調了美國抗菌素抗藥性的持續威脅，美國每年發生超過280萬例抗生素抗藥性感染，並導致超過35,000人死亡⁶⁰⁰。

《刺針》2022年發布的論文指出，2019年全球至少有127萬人死於抗生素耐藥菌，並且與495萬人的死亡有關。抗菌素抗藥性是全球緊迫的公共衛生威脅。⁶⁰¹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已經宣布，抗菌素抗藥性是人類面臨的十大全球公共衛生威脅之一。⁶⁰²

2019年美國醫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的報告說，利用抗生素與細菌抗衡的這場戰爭，人類正在走向失敗。⁶⁰³

有多種因素加速了抗生素耐藥的進程⁶⁰⁴：

1. 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的速度比人們研發新藥的速度更快。

2. 許多人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服用抗生素。例如大多數上呼吸道感染是由病毒引起的，患者無需使用抗生素，注意休息和增強免疫力就會好轉。可是很多人感冒上醫院，醫生就用抗生素來治療。

3. 濫用抗生素的問題甚至已經波及到人類食品工業。如今，抗生素被最廣泛地使用在農場中。

在畜牧業或養殖業中，為了增加動物（豬、牛、羊、雞、鴨、魚等）的產量，人們經常在飼料中添加一些抗生素。抗生素可作為治療動物疾病的藥使用，但在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並非藥用，而是因為它可以使動物長出更多的肉，所以經常被過量地濫用。而這些抗生素的使用將導致抗藥性病菌的出現，給牲畜和人帶來危害。

給動物長期使用抗生素添加劑，會導致動物體內的耐藥菌數目增長。如果動物生病，治療時使用的抗生素劑量越大，殘留在動物體內的抗生素也會越來越多。

這些耐藥菌主要經由飼養動物的環境擴散到人類的生活環境，以及經由動物產業工作者的直接或間接接觸甚至感染而影響到社區的民眾。如果這些耐藥菌轉移到人的身上，當人生病時，醫生使用抗生素的劑量也需要越來越大，病人也不容易被治好。

另外，如果烹飪食物的環節不能充份殺死細菌（例如半熟的牛排或魚生等），一些耐藥菌也可能會轉移到人的身上。但是因為大部份動物產品是會經過充份殺菌和烹飪的，所以這類傳播途徑並不常出現，因此，人們一定要吃充份煮熟的食物。

日益嚴重的抗生素耐藥危機，凸顯了進化論的對抗思路對西醫整體治療效果的負面影響。而沒有受到進化假說影響的傳統醫學，講究「治病必求其本」，則往往沒有抗生素耐藥問題。傳統醫學從根源上解決疾病的原因，幫助身體恢復正常、健康的功能。

傳統文化中給人留下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和行為準則，很多都是我們頤養天年、保養身體的好方法。可惜的是，這些大都被現代科學技術所影響的現代觀念和行為方式所代替了。

4.3 被忽略的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

俗話說「七分精神三分病」。人的精神作為一種獨特的物質，涵蓋了思想、情緒、情感、性格、道德等許多方面。無數科學研究已經有力地證明，人的精神不僅存在，而且還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的身體健康。

大量的醫學研究指出，人的性格特點、思想和行為，往往是影響人是否患病的關鍵因素。一個人如果能經常具有比較善良、誠實、寬容的心態，會增進身體的免疫力，促進身體健康。如果能經常思考人生的真正意義，樹立積極向上、符合傳統價值觀的人生目標，也可以增強免疫力，並減少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病死率，有助於長壽。（詳見第四章）

進化假說令醫學研究忽視了人的精神，認為生命現象只是單純的物質現象，甚至把人的思維、情感、記憶和心理活動都物化成神經細胞的放電反應或化學物質之間的反應，用這些物理和化學反應來解釋記憶、情感與思想。

這種對精神的機械、物質化的片面認知，導致醫學在疾病治療中忽視對人精神的正確引導。在達爾文影響下的現代生物醫學無法解決人的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鬱症、焦慮症等都無法用藥物根治。

正如第五章所提到的，一些患有長期焦慮症、恐懼症等精神疾病的案例，比如凱瑟琳的恐懼焦慮症、艾蘭的恐高症和慢性劇痛、丹的憤怒情緒，在西醫療法無法治好的情況下，都在精神處於回溯前世的狀態時找到誘發疾病的病因，才基本治癒。

這是因為他們這些症狀產生的根本原因不在這一生一世，而是來源於前生。試問，達爾文的進化假說能解釋這樣的超越時空的疾病的病因嗎？進化假說根本就不承認人的靈魂可以輪迴轉生。所以，現代西醫在治療這些疾病的時候幾乎無計可施，這也是在意料之中。

像史蒂文森、韋斯等精神病學家用嚴謹的科學論證，提供了人的靈魂和轉世輪迴的證據。史蒂文森教授提供的數千多個具有前世記憶的兒童的案例，讓任何一個有常識判斷力、相信客觀事實的人接受了人類存在輪迴的事實。人的精神和靈魂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同時又具有一些特殊的規律，並直接影響到人體的健康和疾病，有待現代西方醫學進一步去探索和認識。

綜上所述，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科學領域問題的背後，可追溯到進化假說對科學的不良引導。達爾文就像打開了一個魔盒，釋放出了進化假說，讓人們一步步背離傳統、丟失信仰，忽視了人的靈魂和道德，過份注重物質利益和技術進步，導致了人類的身體和思想的變異，給人類和環境製造了無盡的災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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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進化論」》寫作組

點閱【透視「進化論」】系列文章。

【前言，第一章：進化論是未經證實的假說（上），第一章：進化論是未經證實的假說（下），第二章：破除進化假說的經典迷思（上），第二章：破除進化假說的經典迷思（中），第二章：破除進化假說的經典迷思（下），第三章：分子生物學否定進化假說（上），第三章：分子生物學否定進化假說（中），第三章：分子生物學否定進化假說（下），第四章：進化假說未觸及精神世界（上）第四章：進化假說未觸及精神世界（下），第五章：瀕死輪迴學揭示生命本質（上），第五章：瀕死輪迴學揭示生命本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