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一個星期，香港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罕見的暴雨及因此產生的水災。過程中，特區政府的反應及處理方式，顯然很有問題。造成這個局面的可能性當然很多，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很難否定，現在這個政府缺乏了民意監察，沒有了有效的議會去提醒及制衡，也因為扼殺了香港的公民社會，各方面訊息的輸入也受到嚴重的窒礙。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施政肯定容易出錯，也肯定會反應遲緩。中國大陸的情況就是一個例證，為何大陸年年都天災不斷？除了貪污腐敗，除了很多防災基建都是豆腐渣工程之外，沒有第四權監察、官本位的政治特色，都是天災不斷變人禍，天災人禍不斷發生的原因。
最好笑的是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連動員公營系統去處理災變都出問題，要把這一次水災說成是「五百年一遇」這種中共式詭辯。特首李家超在嚴重的洪災之後第二天中午才施施然出來面對傳媒，實在是窩囊透頂。
更為可笑的，是他在事後有一次談話中，說見到各界積極協助處理善後工作，感到十分之鼓舞，認為因此就可以判斷香港有條件成為「國際慈善中心」。
這個特首上任一年多以來，已經不只一次在公眾面前暴露他的思維邏輯混亂，語言表達也含混不清的才能。香港特區政府處理災情混亂，曾經被高高舉起的社區關愛隊在洪災發生的時候不知所終，他卻竟然可以為此而感到鼓舞。搞出這種局面，他還有那種想像力，說香港可以因此而成為「國際慈善中心」，不是更是令人失笑嗎？所謂「國際慈善中心」是甚麼意思，他也是語焉不詳。是說香港可以除了興辦香港本地的慈善事業之外，還有能力為全世界的慈善事業作出貢獻、協調各地的慈善及福利發展嗎？這個特區政府，看來連最基本的自知之明都失去了。
李家超成為特首之前，從來沒有涉足其它保安以外的政策領域，由他出來參選特首，以至任內這一年多，他已經充份顯露出對所有其它政策都是相當無知。這番話又是另一個例證。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香港的慈善事業早在香港開埠初期，即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不多久，已經逐步開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是蓬勃發展起來，連政府也要肯定慈善機構的獨特作用。在殖民地時代，當年的政府已經承認過，政府沒有可能主導慈善工作，而必須倚賴香港社會及各界的努力。
事實上，所謂「慈善」這個概念，在西方社會已經有幾百年歷史。最早期的慈善工作，都是由地方的教會、基層民眾的互助組織、及熱心的民眾共同努力，慢慢一磚一石地鋪展起來的。到工業革命之後，新興城市中產階層興起，結合傳統的地方教會及組織，興辦各種濟民的慈善工作及服務，也從社區募集經費，動員義務參與，從而發展出一個較完善的慈善服務體系的。
隨著政府角色及功能的轉變，公營部門加強了在體制、法制、政策及財政上對慈善工作的支援，也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慈善組織及機構的監管及撥款。香港的情況也是如此。
根據筆者多方面的接觸及仍然在部份機構的參與，過去兩年多，在基層組織及慈善工作方面，有幾方面的轉變實在值得留意。這裏先講講第一個問題，就是在當前政府財政緊絀的情況下，對社會福利服務所造成的損害及影響。
政府對慈善機構、基層組織、及非政府福利機構的撥款，近幾年已經越來越手緊。過去幾十年，這些機構及組織越來越倚賴來自政府的撥款，這一點並不健康，也不符合慈善服務發展的原有精神。為何會如此，留待下次再談。但在現在這個情況下，它們實在很依賴政府的撥款支持，這已經是難以推翻的現實。就算政府在20多年前推行了「一筆過撥款」方案，很多機構對政府的財政依賴，不但沒有減少，還越來越需要得到政府批出的服務承包合約。
政府作為慈善及福利服務的政策制定者，承擔起政策責任，但政府自己不能透過公營部門提供所有服務，唯有向非政府機構購買服務，以滿足市民的需求。因為由公帑支付，政府就定下了服務標準，要求𠄘包服務的慈善機構、福利組織及非政府機構滿足那些條件，才會簽署一份「撥款及服務協議書」。根據這份契約，在指定年期之內，政府要撥出標準化的金額向機構購買服務；承包的機構收了政府錢，就有責任提供指定數量及達到指定質素的服務。
那些標準是否合理．撥款是否足夠，暫且不談。但過去兩年多，因為政府財政緊張，去年甚至出現過千億公共財政赤字，政府便唯有以更少的撥款，希望起碼維持原有的服務量，以滿足市民的需要；甚至希望機構做得咁多，來追回一直存在的服務缺口。服務機構越來越倚賴政府，一旦落了疊，自主空間便越來越縮減，與政府商討的時候就越來越缺乏議價能力。過去兩年多，這個問題便變得越來越突出。原有的服務，在合約屆滿之後如果想續約，政府會提出更多要求，但撥款不一定相應增加。服務機構為了維持原有的員工編制，保員工的飯碗，也為了延續在區內的服務，有時就唯有啞子吃黃蓮，儘量遷就政府的索求，變相剝削了員工，加重了服務團隊的整體承擔量，甚至要以機構的其它資源來補政府撥款的不足。有時甚至要在服務質量上，及在慈善工作的人本關懷精神上作出妥協。
香港政府的公共財政已經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困難，這是難以掩飾的事實，過去兩年還在持續惡化。去年政府財政錄得超過千億赤字。今年政府仍然預算會有赤字，但政府原本以為財政赤字會逐步減少，但實際情況顯然不是這樣。這個財政年度第一季，政府已經錄得超過500億元的赤字，這是很罕見的，因為每年的第一季，都有大量收到的稅款進入公共財政系統。今年的財政變得如此壞，除了是賣地成績不理想之外，顯然各方面的稅收及各種非經常性的財政收入都在急速縮減。這個局面究竟是誰做成？
政府在實施了《國安法》之後，強調香港已經由亂及治，又不斷強調香港仍然充滿競爭力，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北京就口口聲聲說，全面落實中央管治權，香港就可以創造前所未有的繁榮。這些政治口號與實際情況的落差，香港人有目共睹。為何會搞到如此，大家也是心裏有數。
破壞了香港發展及賴以成功的根基，對香港的公民社會又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及破壞，對香港原有的政治及行政體制造成的倒退，也是與自殺無異。因此，就算完全取消了所有不合理的抗疫措施，香港的經濟仍然持續出問題，樓價繼續在跌，中環的甲級寫字樓仍然出現幾十年來少見的空置率，因為外資企業確實在持續離開香港。中國的經濟情況變壞，也令香港的出入口數字出現了前所未見的連續15個月負增長。
簡而言之，香港財政的根基受到的破壞，是北京長期錯誤的對港政策，加上錯誤地以「國家安全」之名來破壞香港體制、違反一國兩制的後果。
在這種破壞下，香港原本曾經發展起來的慈善體制過去兩年也越來越困難，原有的慈善事業及其精神已經在倒退。香港如果不走出這個困局，又憑甚麼可以成為「國際慈善中心」？現在的危機，是連維持原有的慈善服務都有困難。除了財政困難之外，對香港慈善事業更嚴重的損害，是來自公民社會受到破壞。下一次繼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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