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動態的經濟體系，會因應其需要來發展其人力資源。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分兩階段推行9年免費教育，正是針對由製造業走向服務業這個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對人力需求質量上的轉變，從而作出的人的投資策略改變。

到80年代，當香港再進一步朝向金融及專業服務中心發展，香港政府就加快擴大專上教育的招生比率，提升整體的人力質素，加入更多高層次的專業、管理、技術培訓課程，來配合經濟的發展與轉型。

到香港主權移交之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認為香港在面對與資訊科技及智能科學為主導的經濟方面準備不足，因而提倡要讓六成適齡的年輕人有機會攻讀專上學位；又推行了大幅度的教育改革，認為要拆牆鬆綁，鍛鍊學生的批判思維能力，培養年輕人的多元思智能，打破學科之間的分隔，加強不同學術領域之間的融會貫通，令香港有條件發展成為一個知識型社會。

當時有人認為特區政府推動教育改革的步伐過於急促，但教育改革的理念，卻得到不少人的認同，因為大家都知道，新世代的創意及港人多元思維的能力，對一個知識型社會有多重要，對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又有幾重要。

當下的這個知識型社會，資訊流通加快，知識更新急速，產業技術的提升也是日新月異，如果本地的人力培訓機制未能靈活應對，便會出現人力資源與經濟需求不對應的狀況。要為一個社會儲備人才，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從自己國民做起，提升當地的人口質素。

輸入海外專才當然也可以是一個選項，可以為解決一時間的人力缺口提供短暫的解決方案。但這一種解決人力需求的方法，顯然不是主流，也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更不可能由政府主動規劃。

當下經濟的複雜性，令政府任何主動規劃的意圖都不會產生構想中的效果，政府至多只能擔當促進的角色，以配合經濟體系中私營產業的需要。

如果回顧過去幾十年世界各地推行過的吸引人才政策，可以發現大部份都不是由政府主導去決定吸引那一些高端人才的。政府只能提供不同的渠道，讓投資者及僱主因應自己的業務需要，也因應當地的發展潛力及經濟機會，去引入各自需要的專才。即是說，政府能夠做的是開闊門戶，但由誰引入，及引入什麼人，主要都是要由經濟體系內分散的決策者來作出決定。

當然，不同的國家也曾經推行過一些吸引移民的計分計劃，但目標是要針對性定地輸入一些當地短缺的人力。例如在北美及歐洲部分國家，他們最缺乏的是各類人本服務的工作人員，例如醫護人員，照顧員，低技術的勞工，基層服務的從業員等等。所以，更常出現的情況的是引入基層服務的勞動力，從而為自身經濟的高檔次發展提供支援。

很多歐洲國家都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吸納新移民，例如瑞典、芬蘭、丹麥、荷蘭、德國……等等。但這些國家主要是因為自己國民的教育水平高，人口質素也高，大部份自己的國民在當地都能夠接受高階的教育及職業訓練，都在從事、或有能力從事一些高產值的經濟活動，造成的結果是一些支援性的行業及基本的服務行業缺乏人手。

北歐及西歐富裕國家，便從東歐、中東、中亞地區、甚至非洲，吸納大量基層勞工來提供基本服務，而他們的國民大部份都能夠在一些創意產業，高端行業裏面賺取更高的薪酬，過著更好的生活。

以德國為例，長期都重視基礎工業，在相關領域的質素也領先全球，德國的教育也重視職業能力的培訓。每一個德國國民在接受基礎教育時，都已經起碼掌握了一種高水平的工業技能，因而一般人都能夠在一些高產值的行業賺取較佳的報酬。

結果是德國幾十年來都要與土耳其合作，在土耳其引入大量基層勞工，填補公共交通、零售行業、一般性服務等等的底層低技術工作崗位。這些勞工也可以因為長期留在德國工作，而取得德國的正式國民資格，成為正式的當地勞動人口。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有些國家也可能真的需要吸引某些已經明顯是短缺的、短期內不能自行透過培訓來提供的、具有專門資格及經驗的人才，於是便要向具有對應專業資格的地方引入這類他們已經明確知道需要的「專才」。

例如30多年前，新加坡要建設當地的地下鐵路系統，又要進行大規模的、長遠的填海造地工程，便針對性地從香港及其它地區吸引一些工程師及具有相關經驗或資歷的人移民過去。

又或者如當下的加拿大，為了發展該國北面因為溫室效應而解除了冰封的大片土地，又要積極開拓北極航運路線，近幾年便刻意吸納世界各地的工程專才，填補該國現在便要即時面對的人力缺口。

上述兩個例子的吸納專才，具有十分明確的針對性，與今天香港政府推行的、漁翁撒網式的所謂「高才通」顯然是很不同的。

在現在的全球經濟大環境下，香港現在的處境相當有趣，也相當尷尬，也充滿了內在的矛盾。先不談現在的那套教育制度已經完全違反一個正常社會人力資源發展及智能開發的目標，現在由政府推行的所謂「高才通」，顯然只是一個為這幾年大量人才流失填氹的急就章。

吸引高才或專才，除了少數例外的個案之外，絕大部份不能靠政府主導推行，因為政府根本無法全面掌握及管控千變萬化，變動不居的動態經濟。在香港這一種對外開放型的經濟體系就更是如此。

因此，可以斷言，「高才通」計劃必然會帶來各種千奇百怪的後果，其效果也肯定不會很大，效益也不會很高。

日前，特首李家超還沾沾自喜地說，只是推出了大概半年時間，香港已經批出了超過4萬個「高才通」的簽證，比原本每年35,000個的目標還要高。他又樂觀地估計，到年底便可以翻倍達標。

現在已知的情況是「高才通」吸引不了世界各地的專才，只能吸引國內符合申請資格的人。這與政府原本宣示的要向全世界吸納專才已經是一個效果上的落差。

有報道指，有國內的申請人只是遞交了申請表三天便獲批，可見審批過程相當粗疏。而獲批的，有人是剛被國內金融機構裁員，希望借「高才通」這個門路來香港找就業機會的失業人士。

又有獲得簽證的，明言只是為孩子來香港入讀學費比國內更便宜的國際學校才申請，至於來港之後能否找到工作，他們自己也沒有頭緒。

有不少獲批「高才通」簽證的，其實只是從名單內那些國內大學畢業才幾年的學生。根據小紅書的資料，有個別在畢業之後的幾年，固定的工作都沒有。中國大陸去年有超過一千萬年輕人大學畢業，但只得兩成多上崗就業，另有兩成為了延遲找工作而考讀研究院課程。

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比率如此低，官方公布的整體年青人失業也有20.8%的時候，突然間他們就可以成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要歡迎的專才，相信他們自己獲得簽證的時候也會覺得好彩，也只有李家超及香港特區政府這種水平的官員，才會覺得有理由因此而自鳴得意。

當香港在「一國兩制」受到破壞，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越來越岌岌可危的時候，這樣的「高才通」計劃，究竟可以帶來什麼機會？又會帶來什麼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如果不去修補被破壞了的經濟基礎，這樣的「高才通」，除了為移民人口填氹之外，又可以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提供那一種香港需要的人才？

這一個問題，可能就連設計「高才通」計劃的官員都無法提供一個圓滿的答案。「年薪250萬」，「在指定的大學畢業」，就能夠說明是香港社會需要的人才？審批的官員，竟然可以在三天之內就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確定的答案。這不是一個笑話，還可算是什麼？◇

（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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