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殖民時代已經承繼了英國的議會政治傳統,在立法局及行政局(今日的立法會及行政會議)的議員的稱謂上加上「尊貴」(Honorable)這一詞,以示對他們的尊重。對於立法局議員,就算在未推行選舉,未有經選舉產生的議員之前,都已經是如此,因為他們始終背負著制衡政府、監察政府及向政府輸送民意的責任。

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除了是要透過定期的、普及的及公平的選舉產生議會代表及領導人之外,還要體現於在執政期間尊重民意。就算不流於民粹政治地完全依循,都要合理地回應民意,並要向人民解說政府的政策,減低民間的疑慮、對立與反感。

在政治倫理上,議會雖然是要制衡政府、監察政府,有時也確實會對政府官員及行政體系作出質疑,也不一定事事都會順應政府的要求,有一些政府的法案與撥款申請會被修訂、會被批評得體無完膚、會被發還再議,甚至會被否決,但這樣的操作卻會在效果上為政府的施政提升了含金量。透過議會的過程,例如動議辯論、政策及法案審議,議會最後的決定可以為政府的施政加強了民意的認受,提升了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所以,議會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政府施政的增益程序!沒有了這個增益的過程,或者當議會失去了監察及制衡政府的職能,政府在一時之間可能是少了掣肘,但卻變相挫敗了政府的公信力。缺乏民意的輸入及過濾,政府施政出錯的可能性也會大增;一旦犯了錯,也只能獨力承擔責任,不能與政治體制上的立法過程分擔失責之咎。

正因上述種種,執掌行政權力的政府也必須要對代表民意的議會表達尊重,要接受議會的監察。殖民地早期已是如此,就算議員是由政府委任,但議員在任內都要根據議員的權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任期之內,政府也必須服膺於議員根據議事規則及法定程序作出的決議。

作為議員,扮演好這樣的角色,恰如其分地擔當其職責是應有之義。在80年代之前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就算是委任,權力來源雖然在於委任者,但在公民社會壯大成熟,資訊流通,市民教育水平提升,政治訴求及公民意識也日漸高漲的情況下,尚且不得不以民意作為議政的其中一個主要依據。到80年代中期之後,立法局開始有民選的議員,委托式的代議民主漸漸形成。議員作為受到市民委托的代議士,背負著民意的交托及授權,一方面也執掌了某種公權力,只要不偏離制度的規範,便會得到人民的認受與尊重。其所謂「尊貴」,除了是政治禮儀之外,也是實質的尊崇。

當社會趨向成熟,意見及利益分歧的時候,不同界別的、不同選區的議員,都代表著社會上某一個階層或某一個社群的意見及訴求。定期、普及與公平的選舉產生的議員自然反映了社會上紛陳的意見與價值。議會過程作出的決議,就算不一定令所有人滿意,但只要根據相關的規程進行,就是協助社會作出決策;就算不一定有共識,也能夠為公共抉擇確立權威性。這才是文明社會應該為權力互動建立的遊戲規則。

所以,議會確實應該五光十色。問題是香港現時這個「被完善」了的議會及被扭曲了選舉方法,不但沒有令議會變得更公平或更均衡,還把由殖民地後期延續至今,越來越不適應香港社會發展的多元性,因而多年來引致紛爭不斷的那一個扭曲制度進一步扭曲。

這樣的選舉,不但不能令香港人有公平及均等的參與機會,連誰有資格參選都要被原本應該是被監察對象的行政官僚篩選。這種荒謬及違反政治倫理可以說是路人皆見。除了那些盲目依附權勢,或本身要透過一個扭曲的政治制度才能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尋租的那些人,又或者是根本思辨能力都出了問題,連如此簡單的道理都搞不清楚的盲從者,才會看不出這個制度的欺騙性。

香港人兩年前以積極進取的態度為當年的區議會選舉投下一票,大家都知道區議會的權力有限,但當時就是要向政府發出訊息,表達大家對這個政權及處理問題方式的不滿。但政權卻以粗暴的權勢把香港人清晰表達的意願否定。然後以這種扭曲的方法來塑造一個倒退半世紀的議會及選舉,難道還可以期望香港人踴躍呼應嗎?

如此選舉,從一開始便難以得到市民的認同。京官就算天天再向市民視訊發話,再把一個完全沒有政治效果的選舉說成是對一國兩制的踴躍支持,政府再在大小報章頭版出全版彩色廣告,都不能欺騙眼睛雪亮的香港人。把「色盲」、「偏見」這樣的空話狠話再講多一百遍,都不能欺騙世界各地投向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目光。這種制度只能選出未曾坐穩便忙不迭相互鬆踭抽水、邀功爭寵的建制派政冶爬蟲。特區政府也只會把這個議會視作施政程序的過場,議員也淪為權勢的幫閒幫兇。這樣的議會,也不會因為京官的加持而變得五光十色。在這議會裏面混一口權勢授予的政治飯的所謂議員,都只是千人一面被權勢認證的所謂「愛國者」,在制度上已經失去了民意的授權與委托,他們將來在那個完全沒有色彩的議會也只會扮演可笑的角色,還憑甚麼奢談「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