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中共專家表示，今年，中國很可能會達到人口峰值，這意味著，中國即將迎來人口變化的第二個重要轉折點，（網站補充：繼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後，）人口總量也將迎來負增長，而這比中共官方和其它機構的預測，提前了很多年。另外，中共發改委也在近日下發通知，要求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尤其是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要在今年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那麼，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呢？這和中國的人口變化有甚麼關係呢？對中國的經濟又將產生甚麼影響呢？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些內容。

中國人口危機 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根據中共統計局的數字，2021年，中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4,100元，扣除價格因素後，兩年平均實際增長為4.0%，低於GDP的兩年平均增速1.1個百分點。

另外，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兩年實際平均增速只有3.9%，到了今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6.7%，但是，扣除價格因素之後，實際增長是4.9%。

也就是說，不管是用哪個指標，都顯示出，中國的消費落後於經濟增長。雖然1～2月的經濟數據顯示，基建投資顯著回升，出口繼續保持高增長，但是房地產投資低迷、消費疲弱都是不爭的事實。

而且，這兩者除了受到行業監管、以及疫情等短期衝擊以外，從長期來看，還受到一個共同因素的影響，那就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的加速到來，不僅減少了長期的購房需求，也對消費造成了負面衝擊。

《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中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全年淨增長，只有204萬人。專家認為，相對於中國14億的人口基數，這個淨增長數字意味著，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零增長」階段。

根據中共統計局1月17日公布的數字，2021年中國的出生人口是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進一步降到了7.52‰。減去死亡人口數後，中國總人口僅僅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低到了0.34‰。

據「澎湃新聞」報道，在上周的一個會議上，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中國人口完全有可能在2022年達到峰值，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口即將進入「負增長」階段。

那麼，如果中國人口今年或是明年開始負增長，就比中共官方（中國社科院）、聯合國、美國普查局的預測提前了很多年。根據BBC的報道，這三個機構分別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29年、2032年和2031年開始負增長。

人口學家易富賢，則在媒體訪問時提到，中國的人口危機超過中共官方和國際社會的想像，中國面臨人口雪崩。他還指出，這兩年的嚴厲抗疫政策，導致中國人減少結婚和生育的意願，造成兩年間少出生上百萬的孩子，這可能影響今後幾十年的經濟。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這樣。根據大陸媒體的報道，中共民政部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結婚登記數據為763.6萬對，創下36年以來的新低，而且，已經是連續八年下降；結婚率也從2013年的9.9‰，下降到2021年的5.4‰，也是連續八年下降。

而導致結婚登記人數持續下降的原因，包括年輕人數量下降、適婚人口男多女少、初婚年齡推遲、城市高房價和農村高彩禮，以及就業壓力大等等。由於步入婚齡的人口數量呈現了不斷下降的趨勢，可以預計，未來幾年中國的結婚登記人數仍然會繼續下降。

結婚率低，自然就會影響人口出生率，一手製造了這一切的中共，現在也是著急了，記得中共這次的兩會上，一位政協委員提議，允許中國年滿30周歲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不說，中共政府是否有這個權力去規定別人生不生育，單從社會道德導向上來講，也會成為導致倫理崩塌的催化劑。也有大陸民眾評論，這其實就是給中共官員的「二奶」生孩奠定法律基礎。

目前，隨著人口增長減速和老齡化人口增加，中國的經濟增長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人口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最突出的因素。

對此，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過去「三駕馬車」中，出口、投資起到主要拉動經濟的作用，今後需要轉向消費需求的拉動，要更加依靠消費。但是，人口峰值和人口負增長，都伴隨著消費收縮。如果應對不當，就會陷入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高負債的長期停滯或「日本化」。

那麼，有甚麼解決辦法呢？

總的來說，老齡化通過三個效應產生抑制消費的影響。

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增長快，消費就會增長快；人口負增長，消費也許就會負增長。二是年齡結構效應。老齡化趨勢的不斷發展，將會直接導致抑制消費的自然傾向。三是收入分配效應。收入上的兩極分化，會降低總消費傾向，就會發生過度儲蓄。

但是，人口總量、年齡結構已經難以改變，唯一可以有所改變的，就是收入分配。所以，蔡昉強調要通過收入分配，尤其是加大再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

甚麼意思呢？因為收入差距太大，高收入群體會得到更多的收入份額，但是它們並沒有那麼多可消費的需求；而窮人的消費需求又得不到充份滿足，因此收入差距太大，會導致消費的萎縮。

那麼，要怎樣通過再分配增加消費呢？再分配主要表現為，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的提高，這就需要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比如戶籍制度的改革，因為戶籍帶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蔡昉提出，在不增加常住人口的情況下，僅僅是消除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別，就會產生巨大的效果。

比如，如果2.6億人可以從城市常駐人口變成城市戶籍人口，就可以讓他們在消費時沒有後顧之憂，據經合組織（OECD）估算，可能會提高30%的消費。 

早在2020年10月時，蔡昉就曾提出，中國有2.27億人口，常住在城鎮卻沒有取得城鎮戶口。而這個人群的主體，就是高達1.74億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如果把這些農民工轉換成城鎮戶口，即使工資沒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費。

放寬戶籍制度可以激發消費潛力嗎？

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中國對於城鎮化水平的度量，一直以來存在兩個指標：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2021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64.7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6.7%，這是2016年以來，兩個指標首次縮小差距，但兩者差距仍然達到18個百分點。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學院的院長易行健，把這兩個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稱為「半城鎮化率」，並把這一現象稱為「半城鎮化」。他認為，城鎮化沒有激發居民消費潛力，原因就在於「半城鎮化人口」。

因為2億多的農村居民，進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是，因為不能獲得城鎮戶籍，就難以享受和城鎮戶籍居民同樣的社保、醫療以及教育等各種公共服務，因此在城鎮的農村勞動力，他們的消費意願必然不足。

為此，易行健提出，要激發居民消費潛力，就需要推進戶籍管理體制改革，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真正的融入城鎮，讓農業轉移人口「願意消費」。

近日，中共發改委剛剛印發了一份文件，內容是關於中國「2022年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點任務」，文件稱，今年將把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

具體措施包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今年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加強農民工就業服務和技能培訓等。

目前，中國人口300萬以上的城市有30個，像是浙江溫州、廣東佛山、珠海、甘肅蘭州等城市，人數都在300萬以下。

有分析認為，中共官方急於對戶籍制度進行鬆綁，是迫於中國糟糕的經濟。比如，有大陸智庫中心的研究總監就表示，這是中央政府首度明確宣布詳盡的戶口改革計劃，鬆綁戶口制度，將會刺激三、四線城市的買房需求。

事實上，為了拉動消費，確實有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勵農民在城裏買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吉林省。原因就是，去年吉林的房價和商品房銷售額，都跌得很厲害。

但問題是，農民能買得起城市的住房嗎？

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在《瞭望智庫》的文章顯示，中國城鄉生活水平差別巨大。

比如，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倍差，在2020年下降到2.56，但從世界範圍來看仍然屬於較高水平。對36個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的研究顯示，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原來的計劃經濟國家，大多數都低於1.5。

而且城鄉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擴大。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從大約0.4萬元擴大到了大約2.7萬元，擴大了近6倍；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只有城鎮居民的一半。

此外，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居民社會保障水平，都顯著低於城鎮。

就連中共自己的官員，都認為農民進城買房不太可能。

比如，在3月2日的中共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中共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說，中國目前有大約3億多的「新市民」，他們沒有確定的工作，有的是個體工商戶，有的是農民工，這些人到銀行申請貸款都有困難。

另外，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提到，今後房價再怎麼降，也很難真正解決工薪階層的住房問題，特別是滿足普通老百姓、沒有積蓄的、進城務工、新市民這些階層的住房需求，未來是需要靠租賃住房來解決。

換句話說，中共即使放開戶籍制度，也不一定能夠促進消費，因為這取決於「新市民」的消費能力。如果農民工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自然就沒有能力消費，即使擁有城市戶口，也不會有所改變。

要想擴大消費，關鍵是要保持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增加勞動報酬，提高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佔社會總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但這也意味著要相應降低政府和企業的收入比重。而中共政府顯然沒有這樣做的動力，這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長慢、以及中國貧富懸殊的根本原因。

另外，戶籍制度本身，就是中共為了掠奪農村和農民設計出來的制度，為的是能夠幫助中共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但是現在，城鄉差別、貧富懸殊，已經導致消費整體疲弱，成了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障礙，所以中共才不得已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因為經濟下滑可能導致民怨沸騰，從而影響到中共的政權穩定。

但就像原來要實行計劃生育，現在又要鼓勵生三胎一樣，中共做事，從來都只是急功近利地從維護眼前的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全面考慮國計民生的長遠利益，這也就註定了任何這類改革，並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

財商經濟研究所
策劃：宇文銘
撰文：李松筠
編輯：蔚然、宇文銘
粵語配音：Ada
剪輯：曲歌
監製：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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