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搞了四十多年了,中國社會的變化有目共睹。如果要人們回答中國是變富了還是變窮了這個問題,不同的群體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之所以答案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因為衡量貧富的標準不一樣。有一點是肯定的,很多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所使用的衡量標準都是建立在現下流行的價值和觀念基礎之上。比如說 GDP、人均GDP、收入、住房面積等。但如果跳躍性再大一點兒,從跨越時空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答案又會如何呢?

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時空觀講究天圓地方。五行六合陰陽與天干地支搭配形成時間和空間。一甲子六十年,周而不殆,無始無終。在這個循環的時空當中,我們周圍的很多事情,包括貧富,都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在運行。如果我們跳出眼前的表象,站在一個更大的輪迴軌跡上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會理出更為清晰和理智的思路。

比如說,如果把立足點放在二千多年前的周朝,用當時衡量貧富的標準來看今天的中國社會,答案會是甚麼呢?

老祖宗如何衡量貧與富

周朝的文化——周禮,是儒家傳統的核心。那麼站在周禮的角度,在我們的老祖宗們眼裏,貧與富又是如何衡量的呢?

站在周禮的角度,在老祖宗們眼裏,貧與富如何衡量?甚麼樣的善人才符合華夏的傳統精神?圖為宋代馬遠所作〈黃河逆流圖〉。(公有領域)
站在周禮的角度,在老祖宗們眼裏,貧與富如何衡量?甚麼樣的善人才符合華夏的傳統精神?圖為宋代馬遠所作〈黃河逆流圖〉。(公有領域)

《論語》裏說:「周有大賚, 善人是富。」這句話的意思是周朝把好人視為社會的財富。也就是說,社會裏的好人越多,國家就越富有。反之,如果好人越來越少,擁有的財富有多少,實際上國家都是越來越窮了。從這句話裏還可以看出,我們的祖先們早就清楚德與才兩者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德大才也大,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貢獻;德大才小呢,雖然做不了大貢獻,至少還是有益於社會的;無德無才的人,心眼兒雖然不好,但即使想幹壞事也幹不大;最糟糕的就是才大而缺德的人,這些人就是亂世梟雄,要禍亂社會了。

中國人由於過去百多年近代和現代史上內憂外患的特殊經歷,總是擔心國家不夠強。經常會在潛意識中把國家好(德)與國家強(才)混為一談,好像只要強了就一定會好。但實際上強和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您的鄰居,如果他見義勇為助人為樂,那當然他越強對周圍的鄰居們就越有益;可如果他貪污腐敗欺男霸女,那他越強周圍的鄰居們就越不安全。若他實在太強了,大家就只好搬家移戶,一走了之。

那麼回到周朝,到底甚麼樣的善人才符合我們華夏的傳統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女性說起。一說到女子的德行,很多人都會想起一句名言:女子無才便是德,認為自己的先輩們對女性不夠尊重。其實這句話的原意大非如此。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原話是「男子有德就有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意思是有德的男子才算有才,而女子只要有德就夠了。這裏主要講的還是一個德與才之間的關係。其中的男女差異是農業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造成的,並沒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

周王室祖上行善有德

我們中華文化裏將賢慧的妻子尊稱為太太,這個太太的稱謂就是從周朝來的。

周武王滅紂立周之前,武王的上三代出了三位傑出的女性: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親太姒。三位皆是任勞任怨相夫教子的典範,輔佐三代夫君為後來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和物質基礎。曾子在《大學》中論述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認為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先決條件。但從周朝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要想齊家治國平天下,除了自己修身之外,還必須有位賢內助。後世因為周朝這三位母儀天下的女性名字中皆有一個太字,所以就用「太太」二字尊稱他人的妻子。

周武王的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親太姒皆是任勞任怨相夫教子的典範。圖為太姒,清 焦秉貞《歷朝賢后故事圖》冊之〈麟趾貽休〉。(公有領域)
周武王的曾祖母太姜、祖母太妊和母親太姒皆是任勞任怨相夫教子的典範。圖為太姒,清 焦秉貞《歷朝賢后故事圖》冊之〈麟趾貽休〉。(公有領域)

算起來,周王室之所以能擁有號稱八百年的天下,也是祖上行善有德。周王室最早的先祖是唐堯時的農師,名叫後稷,以擅長種植而聞名,是華夏的農耕始祖。因其教導百姓種植有功,受虞舜賜姓姬,這便是周朝姬姓一脈的源頭。後來到了夏朝的後期,政治衰敗,姬姓的後人便避世遷到了今天的甘肅弘化一帶。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看不慣,出國了。你們這些貪官污吏們自己慢慢玩兒吧,咱移民了。移到當時邊遠落後的戎狄之地,憑著祖傳的農業技術,耕種務農。

一代代傳到了太王,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由於不斷在當地振興農業和扶助百姓,漸漸受到人們的擁戴,開始有了王者之風。不料此時,狄戎等部落卻來攻打古公的地盤了。當時由於人民都非常愛戴古公,所以群情激憤,人人不惜一戰。若換做後世的統治者,民意如此可用,不開戰才怪。但古公卻說:「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意思是,老百姓之所以願意跟著我,不過想過過安穩日子。只要能有安穩日子過,跟著誰不一樣?我可不願意為了當君王而殺人。

為了不讓百姓為了自己而打仗,古公帶著家人親戚,悄悄地搬到了岐山(現陝西境內)。不料百姓得知古公遷徙的消息之後,卻寧願拖家帶口,集體前來投奔。領袖人物的善言善心對文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古公不但治國有方,齊家也非後世帝王所能比。古公有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歷。季歷有子姬昌,就是後來的文王。姬昌從小就有王者之風,受到祖父的喜愛。古公認為姬昌必能成就大業,有心傳位於姬昌的父親,即自己的小兒子季歷,這樣將來姬昌就能繼承大業。長子太伯和次子仲雍了解了父親的心願後,就自己出奔到當時極其落後的荊蠻之地,即今天的江蘇。成就了一段兄弟推位讓國的美談。後來武王立周後,找到伯父的後人封侯,就是後來的吳國。

縱觀周朝從先祖後稷、古公亶父、文王、三位母儀天下勤勞而高貴的女性,一直到武王立國的歷史,可以說身體力行地詮釋了善人是富的理念。那麼,如果用善人是富的貧富標準來衡量今天的社會,四十多年來我們是變富了還是變窮了呢?衡量的結果毫無疑問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答案因人而異。

其實答案是甚麼都不重要,但是慎終追遠,我們不敢忘了先祖們在天之靈的期盼。#

——轉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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