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九評》，才能把共產黨全面、深刻、徹底地告訴人家它是個甚麼樣的東西。」 澳洲墨爾本《天安門時報》主編阮傑，在讀完《九評共產黨》（《九評》）這本書後，稱讚該書深刻洞悉共產黨的本質，揭開了共產黨的畫皮。
阮傑祖籍廣東，在廣西出生長大，1998年來到澳洲。22年來，阮傑一直投身於民主運動，創辦了《天安門時報》和「中國民主學校」，堅持至今。由於被中共列入黑名單，阮傑二十多年來再也沒能回過日思夜念的故鄉。
讀《九評》深刻認識共產黨本質
大學時代的阮傑，在當時大環境的薰陶下，慢慢開始接觸了一些自由的思想。
「研究生畢業後，我曾在廣西政府部門工作，後來又自己下海辦公司，然後又到外事部門工作，最後來到了澳洲。」
雖然過著順遂的生活，八九年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讓阮傑看到了共產黨的真實面目；而真正讓他看清共產黨、剝光中共華麗的畫皮，是在讀完《九評共產黨》這本書後。
《九評共產黨》是由《大紀元時報》於2004年11月19日發表的系列社論。該書獲得2005年美國亞裔記者協會頒發的網絡報道類亞美專題最佳獎。
阮傑坦言，通過讀《九評》，他才對中國和共產黨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
「雖然我們在中國大陸讀了大學，又讀了研究生，但是真正受教育還是來到國外以後。因為我們在國內學的很多東西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共產黨的宣傳來寫的，很多都是不真實的，」阮傑說，「到了海外以後，我們才真正了解到歷史，真正了解到甚麼才是真正的人類社會文明，甚麼樣的才是文明的，甚麼樣的制度才是符合人類社會文明要求的。」
「八九六四那場運動我們參與了，後來到了澳洲以後，我們接觸到了更多的信息，特別是從法輪功那裏得到了更多對中國的歷史、現狀還有共產黨本質的了解，特別是通過《九評》，我們對共產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九評》不但深刻揭露共產黨本質，也向人們揭示了血雨腥風的文革。對此，阮傑深有體會，因為他也是一位文革的見證者。
「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很多事情都在刺激著我。年紀小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它的原因，只不過覺得這種社會總是帶著一絲恐怖。」
「比如說文革的時候，我也就十來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有一個人就說了一句 『我覺得解放前比現在好』，就被民兵開大會批鬥， 當場就用木棍打死。當時我也在場，我媽不忍心讓我看到這一切，就用手遮住了我的眼睛。那個人被打死後就丟到河裏去了，這個給我印象最深。」
文革中發生的冤假錯案不僅怵目驚心，那些作惡遭報的事例更是發人深省。
「當時我們生產隊的大隊支書，在文革的時候他很是得風順水，所以他就公報私仇，動不動就批鬥別人，而且還鬥死了好幾個人。最後文革結束的時候，要清理三種人，他就被勞改了。整個村的人都很恨他，因為他文革時批鬥害了很多人，最後村裏人動不動就拿他兩個兒子出氣。兩個兒子都被打到殘廢，最後被打得神志不清，甚至癡呆了。」
「那個大隊支書勞改幾年回來後，大概是八幾年，那時候已經分田到戶了。各家各戶都有地有牛，但他回來時已經七十多歲了，他兩個兒子又是殘廢，精神也已經不正常了。他們家裏又沒有牛，他就拿兩個兒子當牛來犁田。因為周圍人都不理他，那時候我們家說想借他牛，很多人都阻止，說不要給他，他罪孽深重。」
「這個大隊支書回來以後住在一個地主家的房子裏，但後來鄧小平給地主平反了，就把這個房子還給地主了，就讓夫妻倆和兩個殘廢兒子到山上一個破舊的生產隊倉庫住。」
「最後他兩個兒子病死了。往往村裏邊有人死了，都會有鄰居來幫忙料理後事，抬去埋。可全村的人都不理他，他只得和他七十多歲的老伴兩個人自己抬兩個兒子。沒過多久他們夫妻倆也自殺死了，最後就地埋在倉庫那裏了。」
阮傑很清楚，如果不是因為中共，那個大隊支書不會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場。文革這場災難不僅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也深深重創了中華民族的命脈。他知道，真正的中國不應是這樣千瘡百孔，真正的中國人本來亦是心醇氣和的。
面對中共暴政 要勇敢站出來說不
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威脅其它地方的公義。」阮傑對此頗為認同，他提起多年前讓他感慨的一件事：當你看到別人在遭受無辜迫害，但為了自保而選擇不發聲，那麼也許當你被迫害時，也不會有人為你發聲。
「2015年的時候，胡錦濤來澳洲訪問。我在澳洲國會裏組織了一個聽證會，我們幾個民運人士跟國會的議員代表，開了一個有關中國民主人權的聽證會，法輪功學員也來參加了。隔壁就是胡錦濤演講。 」
「當時有一個上海人從墨爾本跟我們一起去，他還寫了很多材料。他在中國投資幾百、上千萬，最後被中共官僚通過強拆的方式把它侵吞了，血本無歸。他就想讓我把這個消息轉達給胡錦濤，希望讓胡錦濤趁這個機會關注他這個案子。」
「然後我就跟他講，我們每個人受到傷害的時候，都希望有人來幫助我們。但是如果別人受到傷害的時候，你不幫人家說話，到你被傷害的時候，很可能也不會有人來幫你說話。 」
「我心裏很想問他：法輪功被迫害這麼多年，你有幫他們說過一句話嗎？你們現在受到傷害的時候，你就想讓大家都來關注你，『大家來為我說話』，都會有這種心態。我們要學會將心比心，如果說人家受到迫害的時候你不出聲，當你受到迫害的時候，也不會有人出聲。」
「我們現在很多中國人就是這樣，只要我能夠自保，別人怎麼樣我就不管。但是實際上我們要了解，今天它迫害這個人，明天就有可能害到你、害到我，因為這種風氣、這種制度、這種做法你不把它抑制在萌芽狀態，它就會蔓延。今天是別人，明天可能就會輪到你。」
「中國人這種整體意識和社區意識就不如西人。為甚麼西人他反對這種不好的行為，因為他知道如果你不制止這種行為，你讓它存在，有一天它就會蔓延，蔓延到有一天就會害到你了。每個人都有份，因為中共今天迫害法輪功，明天就很可能迫害你。」
這也是阮傑在聲援法輪功的集會上所多次表達的：反對迫害法輪功不只是這個群體的事，而是每個人的事！
「我有一個夢想」
「我有一個夢想，我這個夢想不是很偉大。我希望中國能夠早日民主、能夠早日文明，我能夠自由地回到中國，在我母親的墳前跪下，說一聲，『媽媽，我對不起您。』這是我最大的願望。每當想到這件事情，我都非常痛心。我們對中國都是很有感情的。我們都希望中國能走向文明、進步、民主。」
阮傑的聲音裏有對母親的思念，還有對中國未來的期許。
他說：「2000年左右的時候，因為我不能回國，我媽病了一年後去世了。我媽有六個孩子，我是老大。我媽過世的那一天，除我之外，五個孩子都圍在她身邊。」
「我媽去世那天， 她神志很清醒，不斷地問，『阿傑回來了沒有？阿傑回來了沒有？』而且眼睛總是往大門外看。我妹後來才告訴我這個情景。」
「我們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歷史，我們中國在亞洲也曾是最接近民主的國家。實際上1949年以前，中國是個很文明、很有正氣的民族。現在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起來說話、不發出聲音，每個人都是支持共產黨去做壞事，那麼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
「我們作為中國人，我們在中國還有兄弟姐妹、父老鄉親，還有生我們養我們的土地，我們還希望能回到那片土地去，也希望那片土地能走向民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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