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害怕真相的代價，而我現在只想問謊言的代價是甚麼？
——瓦列里·阿列克謝耶維奇·勒加索夫（Valery Alexeyevich Legasov）
7月底，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表示，他1月12日就發現深圳的一個家庭出現聚集性感染，意味著病毒人傳人：「我知道病毒傳染的效率有多快，可以伴隨著人搭乘航班到達數千哩之外的城市。」他立即向北京官員報告了這一發現，但新華社直到1月20日才發佈新聞稿，稱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確認中共病毒（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在這段時間差裏，多少帶病毒的人在不知情下將疫病傳播到四面八方？又讓多少被殃及地區錯失了應對的時機？
袁教授領導的團隊發表於《刺胳針，微生物（The Lancet Microbe）》的研究報告顯示，他們在3月初採集了452名從湖北返港之民眾的血液樣本，發現17人有COVID-19抗體。據此推算，截至3月初，湖北省5,810萬人口的真實染疫數字可能高達220萬人，為官方數據的32倍。而之前的李文亮等醫生被訓誡，之後的方斌、陳秋實、李澤華等公民記者被失蹤，除了李澤華於4月22日藉影片在社交媒體現身外，其餘兩人至今音訊全無。
雖然真相最終是無法被掩蓋的，但在獨裁專制的極權之下，尖銳的批評被消滅了，溫和的批評也不允許，就連沉默也被認為居心叵測，甚至讚揚得不夠賣力也是一種罪行！於是，方方的武漢日記也被圍攻。如此，被允許的只剩下一種聲音——謊言。如今全球都被COVID-19所累，即使你既不在武漢，也不在中國。這就是「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的道理，所以索爾仁尼琴說：「對一個國家而言，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
獨裁者，則因此而要消滅一切真話。今年3月有感於英美合拍的五集迷你連續劇《切爾諾貝爾（Chernobyl）》，以紀實手法逼真再現了震驚世界的蘇聯核事故，而寫下劇評《紅場上的那隻茶壺》：切爾諾貝爾釋出的最危險元素，並非銫或鈽，而是謊言；在巨大災禍面前，愛國從來是政客嘴裏的廣告詞，卻是升鬥小民的墓誌銘；沒有政府是可被信賴的，不受監督的政府絕對禍國殃民，甚而危害世界！
無論在劇中還是在現實生活裏，蘇聯科學院院士、切爾諾貝爾核事故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勒加索夫，都是以自殺作為最後的抗爭；篇首那句話，就選自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遺言。他在 1987年3月，出席國際原子能機構總部會議時，為了換取國家改進核反應堆設計缺陷的承諾而妥協，將事故原因歸咎於操作員違規；他沒料到，政府不僅未守諾，且要他繼續做偽證……於是，他不得不在審判庭上反戈一擊。
法官警告他：如果你認為蘇聯應對發生的一切負責，我必須警告你——你的立場很危險。克格勃也威脅他：當子彈洞穿你的頭骨，原因還重要嗎？只因為他太有名了，國家政權沒敢要他的命，還在名義上保留了他的職務和辦公室，但拿走了他的自由和工作，置他於不能與人交流的監視禁錮中。1988年4月26日，就在核事故發生兩年後的同一時刻，他懸樑自盡，殺身以成仁。
這一事件引起的國際震撼，迫使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另三座反應爐的控制棒設計缺陷被迅速確認、糾正。事實上，這個隱患早在1975年就被發現，但政府蓄意隱瞞，以致連核電站操作員也不明就裏；而蘇聯所有同類型核反應堆，都存在這一致命缺陷；直至發生核災變，仍脅迫勒加索夫欺騙國際社會與本國人民。1996年9月20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追授勒加索夫「俄羅斯聯邦英雄」，表彰他的「勇氣和英雄主義」。
有真相才有安全，有勇氣才有真相。勒加索夫在錄音帶中陳述：科學家都是天真的，我們過於關注對真相的追尋，卻沒考慮過鮮有人想讓我們發現真相，但真相就在那裏，不管我們是否發現，不管我們選擇看還是不看。真相不會在乎我們的需求或想法，也不會在乎我們的政府，意識形態或宗教，它會永遠在那裏等著被發現，這是切爾諾貝爾事故留下的禮物。
這個禮物也告訴人們：閉著眼裝睡，或睜一眼閉一眼的裝醒，都不是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安全選擇。COVID-19（中共肺炎）疫情，就是最新例證。《聖經》告誡世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這個道理，值得每一個人包括在位掌權者，思忖再思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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