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國際安全與防核武擴散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克里斯托弗‧福特（Christopher Ford）9月11日發表講話強調，華為給美國帶來的核心挑戰並非是技術而是政治和地緣政治挑戰。
福特在參加「有關敏感技術的多邊行動」（MAST）的會議時表示，他藉此機會，向盟友解釋美國特朗普政府將華為列入黑名單背後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慮。
考慮一：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充當中共的執行工具
美國商務部在5月份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令中共炸了鍋。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發文稱，美國的舉動是因為不想讓華為引領5G網絡技術，因而極力在世界範圍內打壓華為的發展。福特在11日的講話中澄清，對美國來說，華為所帶來的最重要挑戰根本就不是技術挑戰。
他說，首先要記住的是，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所帶來的挑戰最重要的並非是技術問題，「其核心（挑戰）是政治和地緣政治挑戰」。
他表示，儘管華為等中國公司是以私營企業的形式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營運，但他們並非是真正的私營公司，並非全部基於經濟和商業原因做出決策。無論是實際執行上還是法律上，這些中國巨頭公司都可以在某些重要方面或為了實現某些目的充當「國家的武器」，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充當「中國共產黨的武器」，因為中共國家機器就隸屬於中國共產黨。
福特說，不管其表面上是私企也好，其商業狀態如何，所有的這些公司都受到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一個「深入的、無所不在的體制的制約」。這種控制不僅僅侷限於在公司（中企和在中國的外企）的勞動力和管理結構中建立黨支部，而且還包括一個由國家和政黨可操縱的施壓和激勵措施。中共法律要求中國公司必須在所有事務上與中共官員合作。中共的安全機構從不害羞使用這種強制性工具。在中國，由黨操作的司法系統絕不會為任何黨反對的人士提供有效法律幫助。
福特表示，總的來說，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不是「純粹的私人行為者」，而是至少在最重要的時候充當中國共產黨執行工具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不僅將其作為賺錢的工具，而且也將其視為是實現黨國議程和其戰略目標的工具。」他說。
福特還解釋，中共之所以大力支持中企在海外擴張，也是為了使其最終成為幫助中共在海外實施地緣政治戰略的工具。他說，在國際業務中，華為等公司承擔的項目由（中共）政府提供大量信貸和長期貸款補貼，中共國有銀行給予寬裕的寬限期，以削弱（國際）競爭對手，更深入地滲入國外市場。顯然，這不僅是為了商業和經濟利益，更關鍵的是，這些公司要在海外擴張，以便作為中共地緣政治戰略的工具。
福特說，記住這一切非常重要，因為當這些名義上的私營科技公司受壓時，也就是，當中國共產黨當局真的想讓他們做事時，他們將幾乎肯定會行動起來，從這一方面來看，這些公司必須被視為中共國有企業的等同物。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些公司與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治理體系的不分離性，使他們成為黨的力量的推動者和工具。
因此，這些中國科技巨頭已深深陷入中共在國內的壓制體系及中共在全球日益武斷的戰略野心之中，這一點並不令人奇怪。他們作為黨的工具角色始於中國大陸，這些科技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現代化的獨裁警察國家模式。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的社會和政治控制依靠的是鼓動子女揭發父母、學生批鬥毆打老師、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召開公眾自我批評會議、群體監禁等形式。福特表示，相比之下，在當今的大數據時代，中共政權的社會監控技術「正變得越來越複雜，在某種意義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無孔不入。其目標是打造一個幾乎無處不在的監控狀態。」
福特認為，華為等被賦予中國「國家冠軍企業」的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技術使得這個壓迫性的警察國家成為可能。這些技術對中共打壓異己起著至關重要作用。
「這些公司幫助了中共黨國發展這些工具，它們正在與中國共產黨當局合作，測試這些用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冷酷方法，並通過他們的外國參與，將這些技術出口，從而作為北京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和擴大其自身鎮壓治理模式的一個關鍵部份。」他說。
幾年前，中共官員開始越來越有興趣將其獨特的鎮壓性「操作系統」作為一種治理模式，以便和全球範圍內的西方式自由民主進行競爭甚至取代它們。中共將其稱為是中國的「和諧世界」夢想，實際上就是在全球推廣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宣稱的「和諧社會」的模式。
目前，中共在尋求塑造一個與其專制模式相一致的世界，以獲得對其它國家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決策的否決權。
福特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華為，騰訊，中興，阿里巴巴和百度等科技公司「代表黨國開發，打造和維護」統治中國的技術。這些技術有助於中共打造「技術推動的監控和社會控制」。
他表示，隨著這些公司向世界其它地區出口產品和服務，與這種「中國模式」相關的安全和人權問題也隨之出口。據報，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和巴基斯坦已經成為這些公司的客戶。他們的技術能夠推動這些國家對人民進行壓制。
考慮二：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
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帶來了另外一層問題。
中共要求中國私營公司與軍方分享他們通過創新、購買或盜竊獲得的任何技術。中共在2015年宣佈的新軍民融合政策有效地要求所有私營中國公司為軍隊服務。這意味著與中國公司的業務不再只是業務。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說：「那些在中國從事高科技領域業務的人正在提升北京的軍事利益，無論他們的意圖如何。」
福特說，從技術轉移的角度看，不幸的是，軍民融合的意義十分明顯。
「如果任何特定的技術以任何方式進入了中國，那裏的官員就會認為，這對中國（共）軍隊和國家安全可能會有用，當下北京正在為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而做準備。可以肯定的是技術將被用於實現這些目的。」他說。
福特表示，就這些中國科技巨頭而言，問題更加嚴重的是，它們不僅僅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國內侵犯人權，向海外出口鎮壓治理模式，中共的「軍民融合」也意味著外國公司很難，在很多情況下無法既能與中國科技產業接觸，又不助長中共獲得發展武裝力量的尖端技術。
這些武裝力量的擴大本身與中國共產黨將當前的全球秩序重塑為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戰略議程密切相關。基於這個原因，華為等技術巨頭的參與必然會為這一議程提供一定程度的幫助。
華為還是北京正在進行的軍民融合活動中的重要參與者，旨在向中共軍方提供後者所希望的所有技術。根據中共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的國家軍民融合公共服務平台在2018年1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華為、騰訊、阿里巴巴、小米、聯想等公司的產品和技術已被用於研究、生產和修復中共軍隊的武器和裝備。
這些公司還為中共的軍事工業提供電子，航空航天，造船和武器等領域的支持服務。這些都恰巧是軍民融合所瞄準的關鍵領域，目的是加強中共國防科技部門的核心競爭力。
中共的軍民融合凸顯了政府、軍事現代化國家戰略以及正在執行和使這些戰略取得成功的科技公司之間，沒有明顯的分離。
福特說，雖然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公司也為自己的政府生產軍事裝備，但這些公司並未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戰略命令，要求他們在國外尋求他們自己無法生產的技術，以便將其轉用於軍事項目。在外國的公司也不被法律去要求這樣做。事實上，將民用技術轉為軍用，將會違反發達國家管理戰略技術貿易相關的終端用戶基本承諾。
考慮三：中國公司無力向中共說「不」
福特說，我們都應該擔心與中國大型科技公司合作的一個原因是，一方面，這些公司出口一種與我們的民主價值相悖的壓制性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這些公司被中國（共）用來推進其軍事現代化計劃，這與我們共同分享的安全利益相反。此外，值得強調的是，這些公司參與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國內鎮壓和其全球議程的程度是沒有選擇的。
華為、騰訊、中興通訊、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如果被中共官員要求提供幫助，比如獲取外國技術、訪問外國網絡、獲取外國商業交易對手的有用信息、窺視外國商業模式等，這些公司沒有任何能力向中國共產黨說「不」。
事實上，《國家情報法》、《網絡安全法》等多項中國法律要求公司無條件地與中國共產黨的安全機構合作。因此，如果一個中國科技巨頭可以訪問你的技術，你的信息，或你的網絡，一旦中國共產黨要求合作，該公司可以給出的唯一答案是「Yes」。不幸的是，這是在這個警察國家（現代中國）的一個事實。相比之下，如果美國政府要求谷歌或臉書提供他們用戶的信息，我們幾乎肯定會受到法律訴訟的挑戰，因為我們尊重私隱和法治。
福特說，華為，中興等公司與國家安全官僚機構之間的合作與協作均有記錄。僅拿華為來說，該公司與中共軍隊、國安部和中共國有企業的軍事研究機構都有合作關係。但華為隱瞞這些關係，並拒絕承認其員工支持與這些機構所進行的聯合研究項目。
比如，吳江公安利用華為820移動警務終端自2016年以來對逾45萬名中國市民、8萬多輛汽車進行了監察。發現並處理了100多名他們所稱的「非法人員」。華為等科技公司因此被用來加強政府的監督工作。
福特說，美國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實施受制於我們的國會以及我們獨立的司法機構的獨立監督，這確保了全面的網絡保護和多層次的監督。但在中國卻大相逕庭。
中共的系統性技術獲取和轉移戰略體現了中共政府與其公司之間的密切關係。這涉及到今天我們所有人面臨挑戰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公司濫用技術貿易，幫助中共政府在軍民融合下為軍隊開發軍事裝備，提供技術來使中共能夠加強其現代監控。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早在2013年，一家華為子公司向中共軍隊總參謀部、北京軍區、國家安全部以及解放軍第二砲兵部隊提供技術。從美國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一現象令人震驚。
華為還與一些涉及軍事生產的國有企業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如中國船舶工業集團的「719研究所」。事實上，中共的「軍民融合」文件特別讚賞了華為的5G工作支持中共推動發展軍事工業能力。該文件還提到了騰訊、阿里巴巴和百度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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