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封府題名記》碑上刻著一百八十三位開封知府的姓名。其中一個名字已不可辨識，據說這是因為歷代來到碑前觀瞻的人們都因為緬懷與敬仰，不禁會用手指摩挲指點其名，天長日久，碑字竟被磨去，且沉沉凹陷下去，這個名字就是包拯。
這歷史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有他來世的一個目的或意義。譬如大宋仁宗朝的包拯，人們稱他為包青天，因為他不僅是一位清官，更儼然是為清官之典範與象徵。
雖然，包拯之前也有過寇準那樣彈劾官吏不避權貴的人物，包拯同時，也有范仲淹這樣敢言直諫哪怕衝撞皇帝得罪宰相的大臣，但的確只有包拯才真正做了一回青天大老爺。
這不僅是因為他下斷民訟，上彈權貴，更因為他的德行具足了一個執法者的一切必要之條件。
看看歷史上的人物，會發現忠直之臣往往首先是個孝子。包拯也不例外。他在史書上留下的第一筆就很突兀。
29歲的包拯，中了進士，卻因為父母的緣故，辭官不就家居十年。後來父母過世，直到39歲時，包拯才又出仕，做了天長知縣。
他在 53歲時彈劾當時的翰林學士李淑，認為李淑對他80歲的老母親「不盡侍養之責，妄馳仕進」。可見在包拯看來，孝是衡量德行的一個標準，而德行遠比才學重要得多。
自然，清官者首先是廉潔的。關於包拯清廉的佳話有許多。
北宋端州之地產端硯，為皇家之貢硯，但是當地州官卻要徵收十倍數量的端硯，以備打點送禮之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知端州，一革陋習，嚴格按貢硯所需的數額徵收，離任時，包拯沒有收過一方端硯。
對於「廉」，包拯的態度恰如其在呈遞仁宗皇帝〈乞不用贓吏〉中所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
對於貪官污吏，他主張永不錄用，使「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
此外，作為一個斷案如神的清官，必然要有洞察入微的機智。包拯知天長縣時，曾有農人告狀，說他家耕牛的舌頭被歹徒割掉。由於割牛舌無利可圖，包拯斷定歹徒的動機是出於報復，於是不動聲色令農人回家殺牛賣肉。
宋時，殺牛賣肉事屬違法。果然，不久割牛舌的歹徒前來上告農人殺牛。包拯破了案子，歹徒驚服。不過這還只是小的機智，而包拯的智慧不僅擅斷人事，亦能仰察天意。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遷監察御史。當年上清宮失火。包拯為此上〈請不修上清宮〉折，引《漢書》之言勸諫仁宗說：「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
他認為這場大火是天意垂誡，故而要「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答天變」，而不是重興土木，耗費民力，背道而馳。
除了德行、廉潔、智慧以外，對於一個執法者來說，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品質就是仁，或曰「忠恕之道」。
歷史上有很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多數是比較嚴峻，嚴峻過了頭就成了苛酷。而中華文化中有一種東西叫做中庸，有了中庸就不會走入極端。
王法自然有王法的威嚴，但執法者還要心懷忠恕之道，才能是一個不致偏激的中庸執法者，否則，王法很可能變成嚴刑峻法，雖有利於懲惡，卻無功於勸善。而包拯就能夠做得恰到好處，無怪乎元人脫脫為包拯做傳時，說他：「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
然而說起包拯的心懷忠恕，至少「看」起來並不太像。史書中描繪的包拯如同黑面判官，又說人皆以包拯笑比之黃河清，可見包拯一笑之難。如此一副石心鐵面，不近人情，如何能心懷忠恕呢？
其實包拯的不近人情，正是因為無私。一旦無私了，人就會覺得他不近人情。
在成為一個清官的諸多品格中，無私是最難做到的。包拯早年未出仕時，就拒絕與權貴之家交往，以免日後為官時有所拖累。
待到為官以後，他與故人親黨皆斷絕往來，平日居家時，衣服、器用、飲食一如布衣。包拯的叢舅犯法，包拯依法責罰，此後親舊屏息收斂，無人敢藉著是包拯的親戚而胡作非為。這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大義滅親的典範。
而他對家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一部家訓：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者，非吾子孫！」
所以在與親舊朋黨的人際關係上，包拯與寇準不同，能做到無所求於人；與范仲淹亦不同，能做到無所施於人。換言之，包拯心中所繫的只有國家之法度，普世之規則，天下之大公。
所以在二十五年的宦途生涯中，包拯是徹徹底底的心無所累，憑著一身正氣，如天馬行空，獨來獨往。而在他的刀筆下，彈劾過監守自盜的得寵宦官閻士良；彈劾過貴為皇親國戚的張堯佐；彈劾過當朝宰相宋庠。
影響最大的一次則是七次上疏彈劾當朝寵臣王逵，在最後一次上疏中，他直諫仁宗說：「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
其言激切剛直，朝野震動。有人說包拯遇上了一個好脾氣的皇帝，其實仁宗成就了包拯的清名，包拯何嘗不成就了仁宗的仁名呢！
正因為包拯執法守正不避權貴，在元、明時代的小說中，包拯化身為神通廣大的日斷陽、夜斷陰的下凡星宿。在後世百姓的信仰中，更化身為五文昌帝君之一，第五殿閻羅王，於冥冥中執掌著維護人間正義的權柄。
晚年的包拯權知開封府。按舊制，凡有來告狀者，不得直接進入堂下，要將訴狀轉由府吏呈遞。為防止奸吏藉機敲詐勒索，包拯下令大開正門，百姓皆可親至堂下，面呈訴狀，直陳冤屈，一時府吏肅然。
彼時，東京城內有惠民河溝通淮水。巨室公卿多有在惠民河兩岸修築園榭，往往侵佔河道，久之惠民河堵塞不通，漲水為患，嚴重時，壞官私廬舍數萬，包拯查知原因後，不避東京城內的豪門巨室，毅然下令，將侵佔河道的水榭樓台通通拆毀。
在兩岸民眾的觀瞻下，惠民河的湯湯之水向淮水奔去，河上曾經的畫棟雕樑泥沙俱下地被洪流淘盡，那一派勢不可阻的氣勢似乎在昭示著世間：滔滔天下唯公道，轉眼淘盡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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