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
在大唐盛世之後歷經五代十國的紛亂局勢，唐代的樂舞已幾乎失傳，所以宋朝建立後，宋太祖趙匡胤即位後立即恢復「太常署」、「鼓吹署」兩署音樂專職機構，並置教坊修正五代的靡亂之音，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以十二安為官方樂章，以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意，象徵著宋朝崇儒尚文之風。
宋太宗趙匡義為太祖之弟，為人雅好音樂，洞曉樂律，親製樂曲：有大曲十八首、曲破二十九首、琵琶曲十五首、小曲二百七十首，又造新曲五十八首，總達四百餘首作品。即位後大興文教，禮樂之盛空前。
同時為了維護中華文化、守衛中原，楊家將登上了歷史舞台。第一代戰將楊業於雍熙北伐中殉國後，其子楊延昭力守雁門三關二十餘年，楊家男子先後投入沙場，佘太君、楊門女將巾幗不讓鬚眉，在義無反顧的西征後全數戰死滴淚崖，滿門忠烈英勇報國。
楊家將為國盡「忠」的犧牲為宋王朝爭取百餘年的和平時間，這段承平的歲月，為後世帶來稱羨的富庶而文明的時代。宋真宗在位時期特立雜劇，當時雖是一種歌舞隊，但其演唱的歌中帶有著故事情節，也就如此將楊家將英勇的事跡流傳後世。
在歌舞昇平的時代氛圍下，代表宋朝文化的果實「宋詞」也因而產生，詞是一種有曲可奏，有詞可歌的音樂形式，上至達官顯貴下及市井小民都能朗朗上口幾句。
真宗之後的宋仁宗對音樂亦相當喜好並有研究，當時社會承平已久，國力日漸衰弱，流行的歌曲已近乎庸俗，所以再次定雅樂，命音樂家李照、宋邢造詞配樂，又親做《元日御殿》樂章三曲，並命宮中、坊間教坊一同做新樂五十四曲傳唱。
《宋史樂志》
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聖中，帝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於聲技固未嘗留意，內外宴遊皆勉強耳。」張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豈知之，願備書時政記。」
天聖八年（西元1030年）宋仁宗召群臣觀看百姓收成，做觀稼樂，明道二年（西元1033年）宋仁宗親自耕田又做樂歌、景安曲十三首祭祀天地，隔年詔令教育家胡瑗修定雅樂，宋祁作《大樂圖》。
然而仁宗之後，宋神宗在位期間歷經王安石變法，新舊黨政爭不斷，北宋因此進入衰亡時期，幾乎禮崩樂壞，宋徽宗即位不久後博求知音之士，並建立大晟府專設官員重新建立樂制，隔年禮部員外陳暘上《樂書》指出當時流於世俗的音樂已經敗壞得相當嚴重。
《宋史樂志》
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唯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諮諏之意焉。」
崇寧四年（西元1105）所定宮廷雅樂已成形，宋徽宗下詔定名「大晟樂」，想傚法並回復上古時期先聖先王的盛世雅樂，同時也成立翰林書畫院，大興文教想藉此挽回衰敗的社會風氣，但天象的變化卻不如所願：宋徽宗在政治上任用奸臣，最後引發「靖康之禍」成了滅亡之局。
傳說宋徽宗的父親神宗，在徽宗出生之前，曾夢見前朝南唐後主李煜。李煜是一個精通詩、詞、書、畫的才子，宋徽宗就如同李煜般，是位藝術天才。或許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將畢生精力投注於藝術上而無心他顧，宋徽宗是個失意的皇帝，但卻是成功的藝術家。（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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