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李一哲」炮打文革的鬧劇

今天的中國人都明白，與中共謀民主無異於與虎謀皮。但能認識到這一點，很多人是付出過血的代價的。

在文革中，敢向中共公開表達民主與法治思想，確屬難能可貴。一些人儘管歷經磨難與瘋狂，本性上依然質樸純真，「位卑未敢忘憂國」之情懷悠然，依稀可見。但歷史無情地告訴人們：對中共希望有多大，失望和受害就有多大。

文革後期，喧噪海內外的廣州市「李一哲」炮打文革無法無天大字報事件，向人們訴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則真實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之一叫李正天。

李正天迷信中共的大民主

「李一哲」中的「李」——李正天，如今是個哲學藝術家。常年穿長袍，光頭且蓄鬍鬚，有點藝術家特立獨行的風格。如今的他，基本不關心政治問題。

但四十年前的李正天，是個熱衷聽中共號召、迷信群眾運動救國的熱血青年。

「『文革』爆發時，我是廣州美術學院四年級學生，當過廣州紅色造反司令部『吶喊』兵團的頭頭。那時，我反對林彪、康生、黃永勝這夥人，寫過一張大字報《炮打黃永勝是對他最大的挽救》。因為這事，1968年夏，我被通緝，從武漢抓回廣州監禁。」

「九一三事件」後，李正天因反康生的「罪行」，被押送到廣東省人民藝術學院邊勞動邊審查。1973年底，中共的四屆人大召開前，李正天和廣東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等人，合作寫了《九個問題》、《反態度定性論》、《反執法唯我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等文章，他們準備把這些文章以及對海南島等地在「文革」中大規模屠殺群眾的調查材料，寄給毛澤東和全國人大，結果被扣查，定為「反動油印品」。

按照李正天自己的話說：「我不安份，只要有一點點自由，就開始活動。我和（當時是）幾個人經常在一起討論社會問題。我們都認為，當時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很危險，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剝奪誰的權利就剝奪誰的權利，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很可怕。民主與法制，這個飽含著『血和淚的命題』一定要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上書。」

「『文革』初期，我迷信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迷信所謂的『大民主』。」

江青怒批：最反動的文章

1974年11月10日，廣州鬧市區北京路口張貼了李正天與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人共同書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大字報。大字報共67張白報紙，長達2.6萬字。大字報署名「李一哲」，從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個名字中各取一字而來。

大字報圖文並茂、文字書寫具有美術功底，依據文革迫害調查事實材料，引經用典，有理有據，對文革的非法手段和黑暗社會現實進行了揭露與控訴，同時提出頗具理論性的關於實現民主與法制社會的建議和主張，圍觀人群不分晝夜，有人挑燈夜讀，街頭巷尾人們熱議大字報、傳抄大字報語錄。

在「批林批孔」運動高潮中，李正天積極參與，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曾指示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任命李正天為該報「社會問題調查員」，大字報中的「僅廣東一省被殺害革命群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鬥的革命幹部、群眾上百萬人」是有調查依據的，曾在《南方日報》上陸續刊載，大字報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兩百多人的意見。這讓日後的批判者們大為尷尬。大字報引起文革中被壓制一方的群起支持，空白處寫滿了「說出真正問題！」「表達了人民的聲音！」「向李一哲致敬！」的讀者批語。

廣東美院領導緊急找到李正天問話：大字報中的「堅持頑固派的林彪主義」說的是誰？李毫不掩飾：江青他們！

事情很快傳遍廣東、全國以至海外，反對者與支持者同時受到震撼。廣東省上報中央要求定性，李先念親自披閱，批語「反動透頂、惡毒至極」。紀登奎親到廣州定性「李一哲」大字報為「反革命事件」，廣東省不得不下令批判。李正天被看管，陳一陽逃匿，王希哲「進京告狀」。

江青看到大字報，怒批其為中共篡政後「最反動的文章」。事情傳到了文革總後台毛澤東那裏，畢竟是到了文革的後期，毛澤東正尋找文革的替罪羊。毛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廣東出了個李一哲是件好事！」也因毛表態曖昧，從上到下，很多人對事件持騎牆態度，使得後面的批鬥會也極富戲劇性。

一百多場批鬥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關於廣東全省發動的李正天批鬥會，當時在北京、廣州和港澳地區流行一句話：「上面發了話，對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殺，讓他講話，看你們有誰能把他駁倒。」這就與文革先前流行的批鬥會表現出了諸多不同的戲劇化特點來：

首先是，武鬥時有「保鏢」保護。在100多場批鬥會上，70多場成了武鬥會，李因為不低頭、不認罪，一上台就遭到暴打，萬人群中有人衝上台對他拳打腳踢。廣東省委領導不得不派人來防止人被打死，通常有8個人「保護」著李正天。

其次是，批鬥會變辯論會，一邊批鬥一邊辯論。萬人會上，台下聲嘶力竭，台上李手持麥克風發表演講，常常是把批鬥者辯得啞口無言，批判者吃力時就關掉李的擴音器。各個單位要事先找省委預約批鬥日期，專車接送李。有的還要搞彩排，請人扮「李正天」，提前準備辯論應急預案。

最具嘲諷意味的是，批鬥會無意間達到的「扛著紅旗反紅旗」的辯論奇效。李正天那時比較迷信中共，內心根本沒有「反紅旗」的意識，那為甚麼能把專家、教授駁倒呢？因為他熟悉馬列毛著作，辯論會上，他拿出的是共產黨紙上說的那面「紅旗」，批鬥者舉起的是現實運動中的那面「紅旗」，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今天這麼說，明天那麼說，本身就自相矛盾，虛偽至極，經李正天這麼一根筋一較真，批鬥會演繹成了共產命題證偽辯論會。

比如在一次中山大學組織的批判會上，當局邀請老工人憶苦思甜，控訴「舊社會罪惡」，回憶過去的「悲慘生活」。李正天因勢利導，站起來很沉痛地說：「老伯伯，我們貼大字報，搞批林批孔，正是要防止舊社會的悲劇重演。要是不將林彪體系批倒，中國人民又將回到舊社會中。」老工人連連點頭說對，搞得眾人哄堂大笑，批判會只好草草收場。

廣東省專門印發署名「宣集文」的批判長文，下發省委各單位，人手一冊，勒令要求大中學校「若批不倒李一哲大字報，不准畢業」。「李一哲」又先後發表了《反批判書》、《一評宣集文》、《二評》、《三評》、《四評》、《五評》、《25個問答》等系列文章，印發並公開貼出來。

這並不是中共真正的民主了，而是文革末期，中共借「李一哲」事件開始轉變鬥爭風向了。

文革結束秋後算賬

中共善於秋後算賬，這是那個年代一時還看不清中共真面目的人們，所始料不及的。

「李一哲」大字報對中共的四屆人大會提出了六點要求：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二、採取措施「限制特權階層」；三、採取措施保障「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的革命監督的權利」；四、制定條例嚴禁拷打、誣陷、草菅人命以及其它形式的「法西斯專政」；五、政府和黨的政策不要經常改變；六、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李一哲」表示，這些要求「絕不是異端於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外的東西，我們只不過是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去對林彪體系的影響、禍害所及作一番認真的清理罷了」。在「李一哲」的討伐檄文中，有一個代表正確革命路線的「毛澤東體系」，還有一個代表法西斯的「林彪體系」。「李一哲」說：「六年前林彪體系的確立，無疑破壞了毛主席的那一套。」

「李一哲」大字報將文革的殘酷和無法無道算在了「林彪體系」身上，無論是出於策略，還是認知有限，在當時是相對安全的，同時也是「李一哲」言論相對自由的現實基礎，在中共反右傾翻案風中，給鄧小平等人起到捧腳和站台的作用。「李一哲」思想本身，也得到趙紫陽的些許默認。

但「李一哲」大字報主張的民主與法制，起到的「扛著紅旗反紅旗」的作用，著實點痛了中共的敏感神經。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當作「文革」替罪羊而下台，那時，趙紫陽已經離開廣東。在清查「四人幫」運動中，「李一哲」問題反而升級了。1977年12月廣東省第五屆人大會上，中共公開宣佈「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罪行帽子是「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李正天被押往粵北礦區石人嶂鎢礦石坑井下「安全措施小組（搶險隊）」接受監督勞動改造，遭到輪番殘酷武鬥，血淚交加。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其他人或者被投進監獄，或者被監督改造，受牽連者達30人左右。

其實，「毛澤東體系」就是中共體系。林立果在「571工程紀要」裏是這樣評價毛澤東的：「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平反與內控

習仲勳接手廣東後，因有過「寫小說反黨」而被迫害的親身體驗，對「李一哲」多有同情，上任後第一件大事就是為「李一哲」平反。此前，幾位外國政要訪問北京時向鄧小平發出呼籲調查「三名前紅衛兵受囚禁事」，鄧小平答應調查。

1978年8月，李正天在獄中給習仲勳寫申訴書，並絕食一周抗議，8月15日被釋放出監獄。平反大會召開前，習仲勳兩次會見「李一哲」成員。廣東省委定於1979年2月5日在友誼劇院召開平反大會，李正天等幾人心有疑慮和不滿：「文革」中批鬥，開了那麼多次的萬人大會，定罪也是在一個全省大會上，平反怎麼能安排在友誼劇院這麼小的地方？再有，一把手習仲勳不出席平反大會，那幾個整過我們的領導以後有反覆怎麼辦？

儘管當時的「李一哲」們不能看清中共是一切動亂和冤假錯案的製造者，但對中共培養起的官僚的整人手段，都有著相當戒備的心態，直覺也好，經驗也罷，「李一哲」們感覺到，中共不可能就此善罷甘休。

習仲勳離開廣東後，對李正天的「內控」和封殺就全面展開了，「內控」自始至終是無法規、無紅頭（文件）、無白頭（講話稿），只有口頭（指示）。不准升級、不准評職稱，書畫作品不能公開懸掛，當年抓捕李的省市要員多次公開指出：「李正天這種人，在『文革』中從左的方面反對我們，現在又從右的方面反對我們。」內控指示一直執行到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