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廿四日這一天,北京每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已經達到了三位數。每天公安局和其他情報機構向上報告死亡人數。

八月廿五日 殺戮第二次升級

八月廿五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中中學的紅衛兵在校園中打死了三個人:語文老師靳振宇,學校書記江培良,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當日發生在崇文區的一個事件成為已經十分嚴重的紅衛兵暴力再次升級的藉口。

廿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到廣渠門內大街121號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從前曾是小資本家,產業早已沒有,他自住房子的房產證也已經在前一天交給了房管局。

抄家過程中,紅衛兵說他打了紅衛兵(文革後有紅衛兵承認說沒有其事)。李文波當時就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員警帶走。劉文秀在九月十日被法院判處死刑,兩天後被處決。文革結束後他們夫婦得到平反。

當日夜裏,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把該校校長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兒子痛心地說,他那時是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參加過抄家打人,沒想到自己的母親也被紅衛兵打死,他說為此「後悔一輩子」。

第二天上午,在清華大學西大操場召開了全體「紅五類子弟」大會(與這個特別的詞語對應的「黑五類子弟「在文革中成為迫害的新對象之一。而北京的主體居民都不是「紅五類」,這是新一輪的摧毀城市文明的手段。這種分類法,後來在紅色高棉那裏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聲討反革命份子殺害紅衛兵的滔天罪行」。

會後,在清華大學附中立即開始更瘋狂地毆打所謂「狗崽子」和「黑幫」。高三學生戴建忠、鄭光昭等遭到毒打後繼續在抽打中「勞改」拔草。然後被罰每人寫一百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貼到各學校去。那天下午,團委書記顧涵芬(女,清華大學1960年畢業生,當時三十歲)那時已經被剃了頭髮,和副書記劉澍華(物理老師)跪在高二的教室裏被鬥。

顧涵芬的衣服被打得滿是窟窿(八月炎夏只穿單衣),她背部都被打爛了。特別嚴重的是她的左眼被銅頭皮帶打傷,眼睛腫大鼓出來,快有雞蛋大。她丈夫來把她背回家。他們上醫院時,需要有紅衛兵開的證明信,還有兩個紅衛兵押送去。

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已經刻了一個圓形公章。用在對被打死的人的屍體處理的信上。可見紅衛兵暴力已經相當制度化。她的眼睛從此失明。文革後「落實政策」,大學給她買了一副墨鏡了事。打她的紅衛兵,直到2009年也沒有向她道過歉。

八月廿六日晚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在五樓大教室召開鬥爭會直到深夜。劉澍華跪在教室前面,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和他一起被打的還有清華大學主管附中的教務處副處長邢家鯉和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鼇等人。會後,劉澍華爬上清華校園內的大煙囟,跳下身亡。

八月廿七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印發了《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其中第三點說:「目前,有些紅衛兵和紅五類子弟被反革命殺害了,對此,我們表示極大的憤慨,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階級兄弟報仇,堅決鎮壓現行反革命,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沒有說出是哪個紅衛兵或者紅五類子弟被殺害。2009年蔔偉華說這指的是李文波事件。但是李文波事件中根本沒有紅衛兵被打死,連受重傷的都沒有。清華附中紅衛兵這份傳單顯然是在說謊,為的是煽動起更殘酷的迫害。

從上圖可以看到:李文波死後第二天,八月廿六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一百人變為超過一百人。從八月廿五日到廿六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八月廿六日到八月廿七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數低下來,是因為那一天毛接見百萬紅衛兵,大批紅衛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對少了。

九月一日發生了北京殺戮的最高峰,一天內有228人被打死。那天以後數字驟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檔,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一個口氣並不嚴厲的書面指示,就立即發生效果。說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現在有人說暴行產生是因為「失控」當局無能為力。

區名按照和中南海的距離排列。可以看到,離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區數字最高。其他被打死人的很多區,也都是距離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僅一街之隔,該校紅衛兵在他們的校內監獄中就打死了三個人,一個退休老校工,一個出身不好的學生,以及附近一個擁有房產的老人。

八月廿七日,在北京寬街小學(在市中心),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時遭到毒打,兩天後死亡。連小學生也成為兇殺犯,可見紅八月暴行已瘋狂到何等地步!

八月廿九日,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發佈「第四號通令」,其中第七條說:「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准,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個「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國張貼公佈。直接後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佔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而且,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火車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農村沒有食物沒有住房,而且作為「階級敵人」遭到批鬥,很快死去。

1966年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一名軍人目擊者說,那裏的氣味和情景恐怖至極。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場的女教師說,那時候那裏還是滿目屍體,草地上擺得橫七豎八,排隊火葬。

中共中央炫耀 紅衛兵打死人戰果

篇幅限制,本文不能詳述八月發生在北京之外的暴行。實際上,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和鄉村學校中,都發生了類似暴行。在筆者所作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全國找不到一所沒有毆打侮辱老師的學校。但是相對來說,紅衛兵暴行在外地沒有北京那麼嚴重,在小城市也沒有資訊發達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廣州嚴重。這是因為這場八月恐怖,是在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領導下進行的,是在文革最高當局的指揮下進行的。

1966年九月五日,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其中說,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66年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出的《參考材料之四》,題為〈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紅衛兵打死1,700多人,沒收私房52萬間,作為紅衛兵的功績和文革的成果。

67年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了「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林彪為其題詞,展覽把八一八大會毛澤東佩戴的紅衛兵袖章當作革命聖物展出。展覽還高度讚揚紅衛兵在66年八月的「橫掃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這些是最高當局煽動、縱容和讚揚紅衛兵血腥暴力的鐵證。

換言之,發動青少年紅衛兵打死人的做法,沒收私人擁有的房屋,搜刮民間存有的黃金,驅逐近十萬人出北京城,都順利完成,幾乎沒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顯的是,不用這些殘忍的做法,這些「革命」目標也可以完成。這些手無寸鐵的中小學教員和房產主們,根本不可能對任何人構成甚麼威脅。所以,「紅八月」的殘忍暴行,完全是一種在革命名義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為。

文革結束後,66年八月的受難者們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點錢,標準的數額是420元。但是他們的悲慘遭遇卻一直不准許報道。

中國書店裏二十年來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動亂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對紅八月慘案只寫了一句:「據統計,在66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這個句子有意回避了主語,即打死人的兇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648頁的書中怎麼能只寫了一句話?這不是死了一群雞或者鴨啊。

對1966年八月的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僅僅是一個誠實地寫出歷史事實和理性地分析歷史因果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對人民的生命以及殘害生命的犯罪行動持有甚麼樣的司法和道德判斷標準的問題。(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