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一生並不特殊,是同齡人的寫照。——任松林

2016年10月1日,任松林博士在三藩市灣區演講會上發言。(梁博/大紀元)
2016年10月1日,任松林博士在三藩市灣區演講會上發言。(梁博/大紀元)

人物背景

審判日本戰犯的首席檢察官任鐘垿(右)和妻子潘瑜。(任松林提供)
審判日本戰犯的首席檢察官任鐘垿(右)和妻子潘瑜。(任松林提供)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授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接受日軍投降。受降儀式在於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故宮的太和殿前廣場舉行。

受降兩個月後,第十一戰區於1945年12月16日成立審理日本戰犯軍事法庭。任鍾垿上校任首席檢察官。

任鍾垿,山西汾陽人,山西政法學堂畢業。抗戰前曾任山西河津和大同地方法院院長、縣長等職。抗戰初期日本侵犯山西,他在國軍第二戰區從事了一年多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山西淪陷以後,受到日軍的通緝,隻身逃出山西參加國軍,抗戰期間曾任職第五戰區、漢中行營,轉戰大半個中國。

抗戰勝利後,任鍾垿任職北平行轅軍法處和第十一戰區長官部軍事法庭審理戰犯軍事法庭,任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軍階上校,負責起訴和審判華北地區的日本戰犯和軍事漢奸,參與了一百多宗日犯和漢奸的案件審理。

1948年6月北平審理日本戰犯結束,退役成為執業律師。但是由於他的國民政府工作經歷,在大陸歷次運動受盡折磨,被判刑管制3年,後下放到北京第五建築公司當工地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以「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抄家、批鬥,失去工作,全家遣返山西汾陽老家勞動改造。1975年在貧病交加中去世,年僅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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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6日,北京到處都是紅旗、紅袖章、紅語錄本、草綠軍裝和震耳的「革命」口號。

15歲少年任春林被一條栓狗的鏈子套住脖子,拖在單車後面。「充滿狂熱革命情緒」的紅衛兵同學在前邊騎車,任春林在後邊跑。身後,是他剛剛被紅衛兵洗劫一空的家,家裏有他的外婆、姨媽、父親、母親和弟弟。

就像拉狗一樣,從西城趙登禹路,任春林被拖到北海後門的北京市十三中,接受紅衛兵同學批鬥。一路上,任春林上氣不接下氣,卻不得不保持這令人屈辱的姿勢,穿過無數大街小巷,穿過人群和各種各樣的目光。最讓他無法忍受的是,人群中有他初戀的女孩,還有她驚詫的目光。

從那一天起,任春林就彷彿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再也找不到自己。他曾和全家一起被城市驅逐、淪為鄉下的「小反革命」,後來上大學、擺小攤、炒地皮、開餐館、做傳銷、開公司,但是,無法治癒的抑鬱症和噩夢伴隨他一生,無形的鎖鏈仍然牽絆他追尋夢想和自由。當年打他的紅衛兵變身國企老總,他這個「狗崽子」無法得到任何「改革」的紅利。他奮鬥了,卻依然兩手空空。

直到2014年8月,他在太原到北京的高速公路上因車禍喪生,身體被烈火燒焦而蜷縮。

這是任春林留給人世的最後姿態,依然掙扎、扭曲,也給胞弟任松林留下無盡傷痛與悲涼。對任松林來說,兄長的猝逝,意味著「小時候身邊的親人全都沒有了」,只有他自己了。

他們相差2歲半,儘管成年後人生路徑迥異,但是,他們幾乎有著相同的童年記憶,尤其在10年「文革」期間,任家一家6口從北京被遣返鄉下「勞動改造」,兄弟倆一個15歲,一個12歲,在山西汾陽老家,一起吃苦受難,也一起經歷了4位親人的相繼離世。

第一個去世的是外婆。外公家是北洋時代的名門望族,外公曾做過段祺瑞政府地方法院的院長,教任春林和任松林兄弟從小唸古文、寫大字,因較早離世而躲過一劫。

文革開始時,外婆80多歲了,半身癱瘓臥病在床。即使如此,她也遭株連,被抄家的紅衛兵抬到院子裏,放到冰涼的地上審訊、毒打,到汾陽農村的第19天她就去世了。因為沒有錢買棺材,只得裹一塊破布草草埋葬。

第二個是姨媽。姨媽本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大家閨秀,不問世事,一直未婚,遣返農村後卻不得不嫁給一個不識字的村民,一年後,她也突然半身癱瘓去世,年僅56歲。

第三個是母親。母親潘瑜早年留學日本,1945至1948年間,她在國民政府十一戰區審判日本戰犯的北平軍事法庭,擔任口頭通譯,是少校通譯官,這是她一生唯一從事的政府職務,也使她在文革時成為「日本特務」和「歷史反革命」。

在汾陽農村,潘瑜頂著一邊有頭髮、一邊被剃得光禿禿的「陰陽頭」,承受飢餓、病痛、重體力勞動和無窮無盡的批鬥。1974年,她的支氣管炎因無錢醫治迅速惡化,以至臥床不起,最終去世。她去世時體重不到20公斤,卻由於一年四季吃野菜而四肢浮腫,無法穿進任何普通尺碼的衣服,只好穿著她平時肥大而破舊的衣服入殮了。

一年以後,父親也走了。父親任鐘垿,字節丞(1910~ 1975),山西汾陽人,山西政法學堂畢業,抗戰前曾任山西河津和大同地方法院院長、縣長等職。1945至1948年任北平行轅軍法處處長,在國民政府十一戰區審理戰犯軍事法庭,擔任首席檢察官、軍階上校,負責起訴和審判華北地區的日本戰犯和軍事漢奸。

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一段值得驕傲的歷史。但是,1949年以後,任鐘垿卻因國民政府的工作經歷,在歷次政治鎮壓中受盡折磨,曾被判刑三年,後來在北京第五建築工地當小工。文革中他又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抄家、批鬥、失去工作,全家遣返山西鄉下,1975年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時年64歲。

去世前一年,他已經神思恍惚,每天都步履踉蹌,走到妻子潘瑜的墳前。他一天比一天蒼老,看上去完全是一個暮年老農民的潦倒形像。這位曾經代表國家公審戰犯的首席檢察官、精幹威嚴的上校,已經找不到一絲一毫當年的影子了。

任鐘垿夫婦的功勳,是他的兒子任松林從代寫父母的「交代材料」開始的,因此,了解真實歷史、從被顛倒的世界裏尋找正確的邏輯,是任松林從未停歇過的熱忱探索。任松林12歲就被迫失學參加「勞動改造」,他依靠自學考上大學,1984年來美國留學,獲得物理學博士,曾在波士頓大學任教,後在科技公司就職。

他酷愛歷史。自由世界為他提供了大量資訊和獨特的視角,使他對祖輩、父輩和自己的經歷,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近年來,他以中國近現代史學者的身份廣為人知,對中國問題的分析被稱為「鞭辟入裏、精準到位」。

直到現在,任松林仍然記得當年領頭來抄家的造反派頭頭的樣貌,經常深夜被噩夢驚醒。雖然身在美國,他一直關注中國,那片土地上,埋葬著受冤而死的5位至親,遊蕩著他們不安的靈魂。

「哥哥的一生並不特殊,是同齡人的寫照。」任松林常常感慨。他在哥哥的遺物裏找到任春林去世半年前寫的回憶錄,回憶錄結尾更像他的最終遺言——「中國的民眾苦難深重,中國的大地悠悠空曠。霧霾何時可以散去?歷盡黑暗的人們何時才能看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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