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

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於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

我問：「吃驚甚麼？」

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

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

一年後，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誌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簡稱「聶檔」），全文十餘萬字。作者寓真，係山西省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

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

聶紺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於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為是從1962年開始的。也就是說，聶紺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通過身邊的人及時匯報上去，並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的。長年累月的告發檢舉，聶的問題性質日趨嚴重。

紀念聶紺弩的雕像。（網絡圖片）

依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後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鐘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後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由於坐探當得出色，到了1964年，聶紺弩的反動言行和寫作，就被頻頻蒐集起來，摘編成專政機關的簡報送到了高層。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見血，刀刀入肉。於是，就有了那個「王八蛋」的批示。羅瑞卿還批示道：「聶對我黨的誣衊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聶紺弩的「反動」言論已有上百頁之多。內容有關於寫作的，有關於文化的，更多的是對時局的議論。

像聶紺弩這樣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當代清流，即使發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聶紺弩只要與同類聚會，三杯酒下肚，那議論與牢騷就一起冒出來了。他思想敏感，獨具慧眼，在驚人之語中，有深刻，有調侃，也有偏頗。這是中國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釋放。

都是幾十年的朋友，都是頭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氣的文化人，誰防備誰？

1965年8月4日，幾個人在聶家一起吃晚飯。飯後，聶紺弩談興來了，大放「厥詞」。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紙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講，不管怎麼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甚麼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

我看得出來，寓真公佈的檔案材料是經過嚴格挑選、細心鋪排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異常激烈的言論，其實並未刊出。聶紺弩和我父親（編者註：章伯鈞）一樣，在私人聚會的場合，會直呼其名，會拍桌子瞪眼睛地大罵，還會講髒話。出語刻毒和文風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這才是聶紺弩。

聶紺弩怎麼會和這樣一些人往來？理由太簡單了：因為他只能和這樣一些人往來，就像反右之後我的父母只能和羅隆基等人往來一樣。

1961年，聶紺弩剛從北大荒回京。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訪老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兩包煙。隨後說：「老聶，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

因為都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刑，我與聶紺弩是難友。1978年我出獄後，在聶家有一次痛飲和暢談。我與他互相交換「案情」。

他問：「小愚，你是因為甚麼進去的？」

我說：「兩條，一是反動言論，二是寫反動日記。」

聶大笑說：「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樣的罪。我是說反動話，寫反動詩詞。」

我說：「我的反動話，主要是攻擊江青。」

聶大悅叫道：「李大姐（編者註：章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惡毒攻擊的是一個人！來，為了這個，我們要單獨喝一杯。」

我告訴聶紺弩：當時專政機關認為，章詒和光有別人檢舉的反動言論還不夠，要把她釘死在罪行上，還必須有文字。於是，指使劇團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記、札記、手稿，共17大本。他們終於找到所需的證據。白紙黑字，跑不掉了。聶紺弩也如此！

黃苗子既是識者，又是好友。「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

可惜，公安機關的人不懂詩，於是上面又指示：「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詩無達詁，古體詩含蓄、工整、優雅，內涵無窮的寓意。你可以從正面理解，他可以從反面來分析。大量的聶詩，找誰來破譯？公安機關負責人還是聰明，說：叫詩的提供者來當詮釋者。黃苗子也沒有辜負他們，把每首詩裏的「反意」都摳了出來。

有了言論，有了文字，罪證齊備，抓捕聶紺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是有預感的，鐘敬文也勸他焚詩，聶紺弩有些慌張，開始燒詩，還跟別人（如黃永玉）打招呼：「你就罵我好了。罵我甚麼也沒關係……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顧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聶詩），處於絕境的詩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用文化人監視、告發文化人，決不是我們這裏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不少審查官就是19世紀俄國作家。在德國，著名的海德格爾就對老師胡塞爾實施「無形」迫害。我們國家自先秦以來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則是朱元璋的錦衣衛。

極權制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於監視和控制，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翦除異己，以鞏固統治。

「文革」期間的告密行為是在「革命」「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只要能夠保衛紅色江山，無論怎樣告密，採取何種方法，哪怕是告發父母，哪怕是暗中竊聽，都是好樣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無負罪感。有關部門所網羅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長、有才氣、有成就，也有些名氣的人。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接觸到政壇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麼政治厄運就悄然逼近，自己還渾然不知。

這裏，我還要說一句，黃苗子永遠不知道，就在他監視密告聶紺弩的同時，也有一個文化人在監視密告他。

的確，聶紺弩平反後，依舊和告密者往來、吃飯、聊天、唱和。難道他不知道是誰出賣了自己嗎？不知道黃某人曾給自己注詩嗎？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

1982年10月25日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這樣寫道：「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注詩就是破案或揭發甚麼的。」

我是過來人，對此深有體會。比如預審員問：「你說過周恩來喜歡孫維世嗎？」一聽，立馬知道這句話，我是在甚麼場合、甚麼時間講的，又是誰檢舉的。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甚麼他毫不「計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個原因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鐘敬文等人的檢舉是在「文革」中聶紺弩遭關押後，被迫寫出的。另一方面是由於聶紺弩的超凡絕俗，大度豁達。但是，我認為他的淡然處之，是因其內心有著更深的痛與苦，不可對人言的痛與苦。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聶紺弩出獄後，常常突然不講話，一連數日向壁而臥。有一次，聶的夫人周穎來找我的母親，說：「你快去看看老聶吧，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了。」

母親帶著我去了。聶紺弩翻身起床，並打發周穎去買熟食。周離開房間，一直沉默的他劈臉問道：「海燕（聶之女）的自殺，你們為甚麼不告訴我真相？」

母親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遺言吧？」聶紺弩問。

「知道。」母親答。

「她在紙上寫的那句話，我會琢磨一輩子，除非我嚥氣。」

母親勸道：「老聶，你不要這樣，事情過去了。」

「李大姐，你怎麼也說這個話！事情能過去嗎？」他用手不停地戳著心臟部位，自語：「永遠過不去。永遠過不去！」

母親不做聲。

「你不說，我來說！她的遺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說海燕發現了甚麼……」母親聽不下去，伸出一隻手掌，斷喝道：「老聶，不要講了，我不許你講。」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面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很苦。

「聖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後，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後，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那裏面沒有一點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