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大淪為集中營

「文革」期間，三任北大校長被打倒。北大在「文革」中的「輝煌業績」不僅如此，還有如開全國集體打人之風、高校武鬥先河等，其中最為出名的是學生如何批鬥、折磨那些所謂「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教授。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其所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痛陳文革中的北大黑暗歷史。

「北京大學，這所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竟然變成了法西斯的集中營，變成了血腥暴徒們施虐的場所。在這裏，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鬥、批鬥、刑訊中致殘、致死。一位教師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覺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樓、服藥、割腕、臥軌、觸電甚麼方法都用過了，反覆自殺。一位反對聶元梓的學生，被用釘子釘穿膝蓋骨、用竹籤刺進十指指甲縫、用鉗子鉗斷手的指骨，還把人裝進麻袋中從樓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黨委書記、校長陸平被用鋼絲纏綑著兩隻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訊，讓其承認是『假黨員』、『叛徒』。著名哲學家馮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殺。以上這些，僅是例舉。『文革』期間，在北大，武鬥中打死三人，教職員工和學生被迫害致死六十餘人，其中包括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等諸多享有盛譽的一級教授。」

鄧榕在其所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不長的一段話，就已經讓人毛骨悚然，而這樣迫害自己的校長、教師、員工的北大倒的確擔得起「法西斯集中營」的名頭。在筆者的印象中，有著這樣名頭的世界知名大學基本都在中國大陸。而讓鄧榕發出如此尖銳之聲的一個原因是其全家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尤其是身在北大的鄧家長子鄧朴方所遭到的迫害。

鄧朴方跳樓自殺終身殘疾

1962年，鄧朴方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在班上一直擔任中共團支部書記。文革爆發後，作為擁有紅色血統的鄧朴方也滿懷熱情地投入到其中，還被選為系文革小組副組長。但是不久後，鄧小平也被打倒，而且是中共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家子女的厄運從此開始了。

鄧朴方以及姐姐鄧林和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並要他們「揭發」父親鄧小平。在苦悶中，鄧朴方喝上了酒，並能一口氣喝上半瓶白酒。一天，他與好友散步到頤和園，坐在山腰的樹林中，鄧朴方又喝了一通酒，並在酒後直言，文革打倒這麼多人，毛「必定要騎虎難下」，林彪、江青「不會有好下場的」。

後來，鄧朴方的言論在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被北大造反派掌握。鄧朴方被打成了「反革命」，並被祕密關押在北大東門外那座灰色的大樓裏。

一天，鄧朴方在北大廣播站播放的新聞中，突然聽到這樣一則消息：經查獲，「黑幫老大」鄧小平的兒子、我校物理系學生鄧朴方，與某某等人結為「反黨小集團」。這對鄧朴方是一個重大打擊，他決定以死證明自己。

2004年12月，鄧朴方在接受中共央視《面對面》節目的採訪中談到，自己實在不能忍受處處被作為「反革命」的情況下，抱著必死的想法而走上自殺之路的，死前他還偷偷寫下了絕命書。

之後，鄧朴方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推開一扇窗，從三層樓上一躍而下。結果，身體在空中被一根鐵絲於腰部攔了一下，之後翻了一個滾，背部先落地。其結果是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斷了。掉在地上後，他當場暈了過去。

據鄧榕回憶，鄧朴方摔傷後，「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們把鄧朴方送到一家醫院，醫生一聽是『第二號走資派』的兒子，竟然拒絕治療。此後一連送了幾家醫院都不收……後來聽說聶元梓急了，硬讓與她同一派的北醫三院收下了事。」

此後，鄧朴方下半身癱瘓，而他後來成為中國殘聯主席也是廣為人知。據說鄧小平對此事深感愧疚。

北大三任校長被打倒

鄧榕言辭中提及的原北大校黨委書記、校長陸平，是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1957年11月起任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在1960年，校長馬寅初被批判被迫辭職後，陸平還兼任校長，直至1966年6月。

畢業於北大歷史系的王曾瑜在《敬愛的馬校長和可悲的陸平》（選自《那時我們正年輕——北京大學歷史系校友回憶錄》一書）一文中提到這樣一件事：陸平來到北大後，要繼續反右傾，在壓力下，他增劃了大量新「右派」，並將矛頭指向時任北大副校長的鄒魯風。原來陸平和鄒魯風為了配合大躍進，曾派法律系畢業班組織一個調查組，結果調查報告的結論竟與彭德懷一致。反右傾開始，陸平就把調查組的右傾問題全盤推諉給鄒魯風，狠整的結果是鄒魯風自殺。

按照王曾瑜的說法，他們這個階段的北大人都對陸平存有惡感，因為他害了許多無辜者，耽誤了不少人的學業。

在反右傾中害了北大師生的陸平最終沒有逃過文革。文革爆發後，陸平從家中被帶走，據其女兒陸瑩透露，陸平在北大生物樓被吊起來打得很厲害，以至於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此外，還連續多少天不准睡覺，用強光燈泡照射眼睛。其後，陸平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被批鬥，胸前掛著大牌子，坐「噴氣式飛機」。在被連續批鬥之餘，陸平還不得不在校園從事除草、清掃垃圾之類的活計。之後，陸平被發配到江西農場勞改兩年。

陸平的家人自然也受到牽連，其妻子成了「與反革命份子劃不清界限」的頑固份子，被隔離審查。兒子陸征也遭到同學的批鬥，他「被用鐵絲綑了，裝進麻袋用馬車拉走了」，還被打成了腦震盪。大女兒陸微徒步一個月去山西絳縣插隊，二女兒陸瑩去雲南插隊。家裏就剩下10歲的小女兒陸昀，還被學校推出校門。

文革結束後，陸平被「平反」，但他很多年不能去北大，因為「見到未名湖就難受，是挨打挨批鬥的地方」。

除了陸平，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任校長的湯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任校長的馬寅初，也都沒逃過文革的風暴，沒逃過中共對其的侮辱和迫害。

學貫中西的湯用彤當年因一念之差留在了大陸，出任首任北大校長。1954年湯用彤出席《人民日報》主持的胡適批判會後，回家後即患腦溢血；此後長期臥床，再無學術新成果。1964年3月他因心臟病發作住院治療，5月病逝，終年71歲。

死後的湯用彤也沒被中共放過。文革爆發後，他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的兒媳、湯一介妻子樂黛雲，在某篇文章裏寫道：「我真是從心裏慶幸他已於1964年離開這個他無法理解的世界。」的確，如果湯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紅衛兵抄家、鞭打的厄運。

而他的兒子、北大哲學系教授湯一介則被打成「走資派黑幫」，並被中止上課資格，除了要接受批鬥，每天還要在校內勞動，或在廣場上拔草、或清掃馬路等。之後，他和樂黛雲、兒子湯雙，與北大兩千餘名員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

1973年，湯一介加入「梁效」大批判組，他很賣力，其中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個學者周一良編寫的。「緊跟」、「迎合」成為批評組成員唯一的選擇。文革後，湯一介談到自己的這段經歷時表示「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是以晚年「再不說那些違心的話」，試圖「恢復知識份子應有的骨氣」。

而因提出「控制人口主張」遭到毛和中共批判的馬寅初，於1960年初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隨後，他又被罷免了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只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此外，他還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權利。文革爆發後，馬寅初亦受到了一定衝擊，其撰寫的《農書》被付之一炬，但他依舊我行我素，並活到了文革結束。

被害死的北大教授

最早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大，也衝在了文革迫害的最前沿。

據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的回憶：「1966年6月18日上午9時，北京大學全體工作隊隊員都到教學區開會，學生們獨自在學生宿舍區學習、開會。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的學生利用工作組不在期間，在學生宿舍區先後鬥了40多名正和同學們一起學習的教師、黨員幹部和兩名學生幹部。以一、二年級的學生為主，在 39樓設了『鬥鬼台』，將墨汁倒在被鬥人的臉上，拿廁所的紙簍作成高帽子戴在被鬥人頭上，罰跪，少數人還扭打被鬥者。」

據北大校友王友琴紀錄，在「6.18」事件中挨打的人有六十多位，其中包括生物系黨總支副書記、講師胡壽文，他「被學生用一根繩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著就走。胡幾乎窒息昏死過去。他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套，才沒有被勒死」；還有中文系的總支書記程賢策、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

北大在文革中的「輝煌業績」不僅如此，還有如開全國集體打人之風、高校武鬥先河等，其中最為出名的是他們如何鬥爭、折磨那些手無寸鐵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教授。掛木牌、建「勞改隊」、關「牛棚」，這些都是北大學生的經典之作。

其中的「牛棚」，實際上就是非法監獄，就在今天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的所在地。在這裏，除了白天幹活，「牛鬼蛇神」們還有晨練，有晚訓，他們要時刻準備背誦「最高指示」，也要時刻準備接受管理人員的辱罵和毆打。很難想像，當年的北大學生可以想出如此惡毒的方法折磨自己的老師。

根據王友琴撰寫的文章，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過如此的折磨，如美學教授朱光潛、東語系教授季羨林、西語系教授吳興華等等。45歲的吳興華在「勞改」時被折磨致死。劫後餘生的季羨林在後來出版的《牛棚雜憶》中詳細描述了這讓人不堪回首的歲月。

許多被批、被折磨的教授、教師們不堪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選擇了自殺。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北大至少有71人自殺或「不正常死亡」。（王友琴《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