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 第三章 暴力殺戮 惡貫穹宇（上）（2）

（接上文）

3）思想改造，無神論佔據學校

中共對知識分子精英的改造、鎮壓、剿滅也有著系統的安排。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等院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始於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對民國時期的教育專家和高級知識分子當然不放心。苦於沒有他們大學開不成，技術人才也無法培養，所以中共採取了所謂院系調整的辦法。它們直接取消宗教教會大學，因為宗教信仰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並改造私立學校，及取消原大學裏的哲學、社會學等院系，因為這些院系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對中共政權構成極大挑戰。同時中共全面照搬蘇俄教育系統，改變民國時期尊重思想和學術自由的教育系統，強迫進行思想改造，把高等院校師生都培養成聽中共指揮、只重技術、無神無信仰的一代。

從1950年到1953年，經過院系調整，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在高校中所佔的比重由1949年的24%降至1952年的11%。一大批歷史悠久的優秀綜合性大學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地位，被改為工科院校；新設工科院校劇增，「向蘇聯學習」得到了徹底的貫徹。

採用「美國模式」的人文學科，在民國期間，產出了一批有相當影響和水準的學者，歷史學、哲學、社會學都不乏人才。這些受「英美自由主義」影響、教育的人文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資產階級」的記號。非馬克思主義體系的那些人文學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會學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

院系調整的另一個目的是拆散民國留下的大學、大學各科系及其骨幹教師，割斷了原來教授與學校的歷史聯繫，也就大大有利於共產政權對知識分子的掌握和駕馭，從而有利於共產極權的建立和鞏固。

原北大校長馬寅初於1951年10月2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的調整院系，……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自覺自願地進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話，進行院校調整就是為了思想改造。

這次通過院系調整對教育專家，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後強迫知識分子就範的第一次行動。

4）鎮壓知識分子，強迫全民說假話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份傳統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中共稱「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言者無罪」，這些表演頗見成效。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章伯鈞、龍雲、羅隆基、吳祖光、儲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種弊端。但一夜之間，風雲突變，反右鬥爭開始，他們都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分子」，27萬人失去公職，23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飯碗被搶走，生命難以為繼，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

這一運動除了讓知識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也向全體中國人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誰說真話，誰就面臨悲慘下場。更有甚者，在歷次運動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須參與「揭批」，連人們「保持沉默」的權利都剝奪了。

說假話可以說是中共黨文化裏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惡行之一。中共通過多次政治運動訓練中國人用黨文化思考問題、處理事務，使世人習慣說假話，對一切虛僞、謊言、造謠、顛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趨之若鶩。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到處可見的假煙、假酒、假藥、假食品、假文憑、假結（離）婚等，無處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夠出現和氾濫，不能不說是從人們習慣說假話開始的，一旦放棄「真」這個道德底線，還有甚麽作假會讓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運動，是中共向徹底破壞中國傳統道德與文化邁出的重要一步。

隨著文化精英的消亡，共產邪靈截斷了中華傳統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綿不絕的傳承。此後的年青一代也就無從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鄰里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變成沒有文化的一代。

經過三反、五反、鎮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毀文化、殘殺各類文化精英的運動，中國鄉村、城市那些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毀。同時唯物論、無神論、黨文化培養的新一代已經成熟，他們帶著暴力思想、行為開始進入角色，進行摧毀神傳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5）將人改造為「非人」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發出，中共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毀壞傳統文化的運動，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份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的抄家、毆打、屠殺等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的「紅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評共產黨》一書中多有揭示，我們在此需要關注的是這些暴行從文化層面對中國人造成了何等的傷害。

僅舉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殺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毆打，有的是用鍘刀鍘，有的是用繩子勒死。嬰幼兒則一條腿被踩住，另一條腿被劈開，從而被撕成兩半。

這種暴行實施者的喪盡天良、人性滅絕自不必說，旁觀者也需要放棄「惻隱之心」才能忍受下來，也就是必須背棄中國文化中的「仁」的價值。

古人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種「非人」行為是中共所極力鼓勵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僅以廣西一省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兩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這一省，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在其後的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1999年開始的「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那些殺人多的、手段殘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質獎勵，乃至官位的晉升。最凶殘的指揮者，如羅幹、周永康，則被江澤民提拔到正國級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傭其殺人、毀滅道德和文化的「功勞」。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動用了傾國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還包括令人髮指的性虐待、嚴寒下的冰凍、酷暑之下的乾渴、超過人體極限的體力勞動、超長時間的剝奪睡眠、讓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子咬法輪功修煉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牟取暴利等等。

這些大規模暴行已經構成了「反人類」罪。換句話說，只要還是人，就有義務反對「反人類」罪行，而中共強迫所有人參與到它們的暴力殺人、迫害正教的罪行中來，或被動地認同或配合這些罪行，也就是讓很多人喪失了識別好壞、是非、善惡的標準，而變成助紂為虐的「非人」。

神來度人、拯救人，針對的是還能被稱為「人」的人。當中共強迫人變為「非人」時，就是在斷絕他們得救的機會，也就是在把人推入地獄。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讓人們實施暴力、殺戮世人時，告訴人們殺人是應該的，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共每一件惡行都在有意地為建立它們用以毀壞傳統文化、敗壞人們道德的黨文化添磚加瓦。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變成了共產邪靈的打手、殺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