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馬克思親密戰友、摯友的恩格斯,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家境富裕的他為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大量經濟上的支持,與馬克思共同撰寫了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死後,他還幫助馬克思完成了其未完成的《資本論》等著作,並且領導國際工人運動。他的所為使他位列共產黨五大導師的第二名。

與馬克思相同的宗教信仰

恩格斯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父親是一名工廠老闆,帶有普魯士貴族血統。母親心地善良、遵守禮教、喜愛文學和歷史。在這樣的家庭長大的恩格斯,早年同樣信仰基督教。

據1986年出版的《馬克思與撒旦》一書披露,作為基督徒的恩格斯青年時期曾寫下了不少優美的詩篇讚頌上帝。但在讀了德國的神學自由主義者布魯諾‧鮑威爾(Bruno Bauer)寫的一本書後,恩格斯開始對基督教產生懷疑,他經歷了一番痛苦的內心掙扎。恩格斯曾寫道:「我每天祈禱,確實幾乎是每天祈禱,希望找到真理,自從我開始有了懷疑後,我一直這麼做,但還是感到無法回頭了。寫下這些話的同時,我淚如泉湧。」

鮑威爾最初也是一名基督徒,但後來成了《聖經》的激進批判者。沃姆布蘭德牧師在書中引述了鮑威爾於1841年12月6日,寫給他的朋友、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阿爾諾德‧盧格(Arnold Ruge)的一封信。信中寫道:「在大學裏,我都是當著大批的聽眾做演講的。當我站在講壇上嘴裏吐出褻瀆神明之辭時,我都不認識自己……在褻瀆神明的同時,我能想起自己是多麼虔誠的在家中寫一份關於對聖經和《聖經啟示錄》的懺悔書。不管怎樣,這是一個非常壞的魔鬼,每當我登上講壇,它就附上我,而我太弱不得不屈服於它……只有當我作為教授,被授權公開宣講無神論時,控制我讓我說褻瀆神明之語的那個魔鬼才會得到滿足。」

受到鮑威爾影響的恩格斯,在1842年於英國認識馬克思後,再也沒有走回對上帝的信仰中去,而是接受了馬克思所信奉的撒旦教。恩格斯曾在其作品《絕對威脅亦或對聖經的神聖救贖,或者信仰的勝利》(《The Insolently Threatened Yet Miraculously Rescued Bible. Or The Triumph of Faith》)中曾描繪了他眼中的馬克思的樣子:

「誰在追求野蠻的目標?一個來自特里爾(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暗之人,一個顯著的怪物。他不行、亦不走;他用腳後跟,伴著肆虐的狂怒跳起,似乎想抓住廣闊的天幕,再把它扔到地上。他在空中長伸雙臂,握緊邪惡的拳頭;他的狂怒從不平息,就像有一萬個魔鬼通過他的毛髮占有了他。」

不過,恩格斯對撒旦的危害顯然十分清楚。在《基督哲學家 Schelling》一書中,恩格斯寫道:「這種對主的漠視和冷淡,跟我們沒多大關係。不,它是公開宣言的敵意,現在,在所有宗派、團體當中,我們只有兩個陣營:基督和反基督……我們看到了眾人中的偽先知……他們走遍德國,企圖侵入所有地方;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他們背負著魔鬼之旗,在市集傳授撒旦的教義,誘騙可憐的青年,目的是將人們投入無底地獄的最深處。」

然而,恩格斯卻深深的被馬克思這個反基督的「怪物」所吸引,並成為其親密的朋友,給予其最大的支持。而恩格斯留著與馬克思近似的鬍子,符合撒旦信徒的外部特徵。

與馬克思的合作和對其資助

17歲時,恩格斯被父親要求學習經商,儘管他對此一點也不感興趣。後來,在父親的安排下,他到不來梅當了辦事員。當時的不來梅充斥著自由和民主的氛圍,恩格斯也深受其影響,並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

21歲時,恩格斯為服兵役來到了柏林,他在業餘時間去柏林大學聽哲學講座。1842年,恩格斯來到英國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紡織廠」當總經理。就在這一年,他結識了在《萊茵報》任主編的馬克思,並為其所吸引。

從前文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描述看,雖然恩格斯對於撒旦的危害了然於胸,但他還是決意與馬克思合作,以實現「共產主義要消滅永恆的真理,消滅所有宗教和所有倫理道德……」(摘自《共產主義宣言》)。他在《Anti-Duhring》中寫道:「對人的博愛是荒謬的。」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又說:「我們需要的是恨而不是愛……至少現在是這樣。」

從此,恩格斯和馬克思開始了兩人的親密合作,以及恩格斯對馬克思的長期資助。

1844年,恩格斯來到巴黎,與正在那裏的馬克思合寫了《神聖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哲學。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先後遷到布魯塞爾。第二年,兩人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其後,共同加入正義者同盟,並合作擬定同盟綱領,即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該宣言成為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南。1848年,恩格斯還與馬克思一起創辦《新萊茵報》,宣傳馬克思思想。

1849年德國工人暴動失敗後,恩格斯回到工廠工作,以便可以資助不斷需要經費的馬克思。他在工廠一待就是20年。期間他和馬克思多有書信來往,並在多份報紙上發表評論,涉及各個方面。

為甚麼馬克思需要那麼多經費?在《共產黨五大導師之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家境不錯,他的父親給他留下了大量財產,但除了揮霍之外,馬克思還在股票交易中損失了大量錢財。這使得他的生活日漸捉襟見肘。

1852年2月27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一個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再出門,因為不讓賒帳,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寫信向恩格斯傾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註:指女僕海倫)患有一種神經熱,醫生我過去不能請,現在也不能請,因為沒有買藥的錢。八至十天以來,家裏吃的是麵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夠弄到這些,還成問題。」

對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及時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據馬克思學院的資料,馬克思在一生中,從恩格斯那裏總共獲得了大約六百萬法郎。

不過,對親情、世人冷漠的馬克思對待恩格斯又是怎樣的呢?1863年1月8日,恩格斯把妻子病逝的消息寫信告訴了馬克思,而馬克思在回信中只是在開頭寫道「關於瑪麗的噩耗使我感到極為意外,也極為震驚」,接著筆鋒一轉,就說自己陷於怎樣的困境等等。之後也沒有甚麼安慰的話。 恩格斯十分生氣,於是在回信中發了一通火,最後乾脆寫上:「那就聽便吧!」馬克思在10天後承認了錯誤,而這極有可能是他無法失去恩格斯的資助。

甘心為馬克思「頂包」

除了給予馬克思大量的經濟資助外,恩格斯還甘心為馬克思頂包。在馬克思與女僕海倫私通生下私生子亨利而發生家庭危機時,恩格斯挺身而出,不惜自污名譽,承認自己是亨利的父親並將其寄養在一個工人家庭中,承擔養育費用。

在馬克思、燕妮相繼去世,自己也是疾病纏身來日無多時,恩格斯才下決心把真相告訴世人。可那時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說出話來。於是,恩格斯掙扎著用筆在一個盤子上寫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馬克思的兒子,托西把她的父親理想化了。」

托西是馬克思的女兒,在她的心目中父親是個聖潔高尚的完人,想不到竟會幹這種事! 當恩格斯告訴她私生子的醜聞時,她崩潰了,並選擇了自殺。而這段醜事,現在已經在東德的博物館裏展出了。

身體力行共妻制

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到要消滅家庭,實行共產制和共妻制。恩格斯更進一步闡述: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產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後堡壘,必將隨著私有制的滅亡而滅亡。到了共產主義,沒有了家庭,人們就有了最自由的性交方式。

有著這樣思想的恩格斯也身體力行,付諸實踐。他宣稱一生不結婚,不要家庭。1843年,恩格斯在英國曼徹斯特認識了瑪麗,並與其同居,其後,還與瑪麗的妹妹莉西還有她們的侄女同居一室。瑪麗姐妹都是愛爾蘭人,也都是恩格斯的紡織廠裏的女工。

雖然瑪麗接受了恩格斯這種混亂的生活方式,但她一直想成為恩格斯的妻子。在她臨嚥氣前,瑪麗最後一次懇求恩格斯給她一個妻子的名分,否則死不瞑目。恩格斯終於作了妥協,違心的答應了,且以瑪麗希望的宗教儀式舉辦了婚禮,於是瑪麗含笑撒手人寰。

瑪麗死後,恩格斯繼續與莉西和其侄女同居,她們從未得到恩格斯的任何婚姻的承諾,只能當了恩格斯一輩子的情人。

漠視生命 崇尚暴力

與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對於生命也是極端漠視,二者都對數百萬人的死亡無動於衷。馬克思曾寫道:「一個寂然、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社會中進行。革命不會在乎它毀掉的人命,就像地震不會在乎它毀掉的房屋一樣。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勢的階級和種族,必須被擊敗。」

而恩格斯在《馬劄爾人的鬥爭》(《The Magyar Struggle》)中也寫道:「下一次世界大戰將不僅導致各個反動階級和反動王朝、也將導致整體反動民眾從地球表面消失。那也是進步。」

《馬克思與撒旦》一書中寫道,對於在沙俄犯了殺人罪被處決的恐怖分子,馬克思稱他們為「不朽的烈士」或「驚人能幹的夥伴」。而恩格斯則寫到「我們進行的美味的復仇」。他還使用這種措辭:「(俄國)國內的進展多麼壯麗啊!謀殺變成了家常便飯。」「讓倫理道德問題靠邊站吧……革命者為達目的,無論採取何種手段都是對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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