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馬克思親密戰友、摯友的恩格斯，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家境富裕的他為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大量經濟上的支持，與馬克思共同撰寫了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死後，他還幫助馬克思完成了其未完成的《資本論》等著作，並且領導國際工人運動。他的所為使他位列共產黨五大導師的第二名。
與馬克思相同的宗教信仰
恩格斯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父親是一名工廠老闆，帶有普魯士貴族血統。母親心地善良、遵守禮教、喜愛文學和歷史。在這樣的家庭長大的恩格斯，早年同樣信仰基督教。
據1986年出版的《馬克思與撒旦》一書披露，作為基督徒的恩格斯青年時期曾寫下了不少優美的詩篇讚頌上帝。但在讀了德國的神學自由主義者布魯諾‧鮑威爾（Bruno Bauer）寫的一本書後，恩格斯開始對基督教產生懷疑，他經歷了一番痛苦的內心掙扎。恩格斯曾寫道：「我每天祈禱，確實幾乎是每天祈禱，希望找到真理，自從我開始有了懷疑後，我一直這麼做，但還是感到無法回頭了。寫下這些話的同時，我淚如泉湧。」
鮑威爾最初也是一名基督徒，但後來成了《聖經》的激進批判者。沃姆布蘭德牧師在書中引述了鮑威爾於1841年12月6日，寫給他的朋友、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阿爾諾德‧盧格（Arnold Ruge）的一封信。信中寫道：「在大學裏，我都是當著大批的聽眾做演講的。當我站在講壇上嘴裏吐出褻瀆神明之辭時，我都不認識自己……在褻瀆神明的同時，我能想起自己是多麼虔誠的在家中寫一份關於對聖經和《聖經啟示錄》的懺悔書。不管怎樣，這是一個非常壞的魔鬼，每當我登上講壇，它就附上我，而我太弱不得不屈服於它……只有當我作為教授，被授權公開宣講無神論時，控制我讓我說褻瀆神明之語的那個魔鬼才會得到滿足。」
受到鮑威爾影響的恩格斯，在1842年於英國認識馬克思後，再也沒有走回對上帝的信仰中去，而是接受了馬克思所信奉的撒旦教。恩格斯曾在其作品《絕對威脅亦或對聖經的神聖救贖，或者信仰的勝利》（《The Insolently Threatened Yet Miraculously Rescued Bible. Or The Triumph of Faith》）中曾描繪了他眼中的馬克思的樣子：
「誰在追求野蠻的目標？一個來自特里爾（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暗之人，一個顯著的怪物。他不行、亦不走；他用腳後跟，伴著肆虐的狂怒跳起，似乎想抓住廣闊的天幕，再把它扔到地上。他在空中長伸雙臂，握緊邪惡的拳頭；他的狂怒從不平息，就像有一萬個魔鬼通過他的毛髮占有了他。」
不過，恩格斯對撒旦的危害顯然十分清楚。在《基督哲學家 Schelling》一書中，恩格斯寫道：「這種對主的漠視和冷淡，跟我們沒多大關係。不，它是公開宣言的敵意，現在，在所有宗派、團體當中，我們只有兩個陣營：基督和反基督……我們看到了眾人中的偽先知……他們走遍德國，企圖侵入所有地方；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他們背負著魔鬼之旗，在市集傳授撒旦的教義，誘騙可憐的青年，目的是將人們投入無底地獄的最深處。」
然而，恩格斯卻深深的被馬克思這個反基督的「怪物」所吸引，並成為其親密的朋友，給予其最大的支持。而恩格斯留著與馬克思近似的鬍子，符合撒旦信徒的外部特徵。
與馬克思的合作和對其資助
17歲時，恩格斯被父親要求學習經商，儘管他對此一點也不感興趣。後來，在父親的安排下，他到不來梅當了辦事員。當時的不來梅充斥著自由和民主的氛圍，恩格斯也深受其影響，並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
21歲時，恩格斯為服兵役來到了柏林，他在業餘時間去柏林大學聽哲學講座。1842年，恩格斯來到英國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紡織廠」當總經理。就在這一年，他結識了在《萊茵報》任主編的馬克思，並為其所吸引。
從前文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描述看，雖然恩格斯對於撒旦的危害了然於胸，但他還是決意與馬克思合作，以實現「共產主義要消滅永恆的真理，消滅所有宗教和所有倫理道德……」（摘自《共產主義宣言》）。他在《Anti-Duhring》中寫道：「對人的博愛是荒謬的。」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又說：「我們需要的是恨而不是愛……至少現在是這樣。」
從此，恩格斯和馬克思開始了兩人的親密合作，以及恩格斯對馬克思的長期資助。
1844年，恩格斯來到巴黎，與正在那裏的馬克思合寫了《神聖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哲學。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先後遷到布魯塞爾。第二年，兩人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其後，共同加入正義者同盟，並合作擬定同盟綱領，即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該宣言成為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南。1848年，恩格斯還與馬克思一起創辦《新萊茵報》，宣傳馬克思思想。
1849年德國工人暴動失敗後，恩格斯回到工廠工作，以便可以資助不斷需要經費的馬克思。他在工廠一待就是20年。期間他和馬克思多有書信來往，並在多份報紙上發表評論，涉及各個方面。
為甚麼馬克思需要那麼多經費？在《共產黨五大導師之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家境不錯，他的父親給他留下了大量財產，但除了揮霍之外，馬克思還在股票交易中損失了大量錢財。這使得他的生活日漸捉襟見肘。
1852年2月27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一個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再出門，因為不讓賒帳，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寫信向恩格斯傾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註：指女僕海倫）患有一種神經熱，醫生我過去不能請，現在也不能請，因為沒有買藥的錢。八至十天以來，家裏吃的是麵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夠弄到這些，還成問題。」
對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及時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據馬克思學院的資料，馬克思在一生中，從恩格斯那裏總共獲得了大約六百萬法郎。
不過，對親情、世人冷漠的馬克思對待恩格斯又是怎樣的呢？1863年1月8日，恩格斯把妻子病逝的消息寫信告訴了馬克思，而馬克思在回信中只是在開頭寫道「關於瑪麗的噩耗使我感到極為意外，也極為震驚」，接著筆鋒一轉，就說自己陷於怎樣的困境等等。之後也沒有甚麼安慰的話。 恩格斯十分生氣，於是在回信中發了一通火，最後乾脆寫上：「那就聽便吧！」馬克思在10天後承認了錯誤，而這極有可能是他無法失去恩格斯的資助。
甘心為馬克思「頂包」
除了給予馬克思大量的經濟資助外，恩格斯還甘心為馬克思頂包。在馬克思與女僕海倫私通生下私生子亨利而發生家庭危機時，恩格斯挺身而出，不惜自污名譽，承認自己是亨利的父親並將其寄養在一個工人家庭中，承擔養育費用。
在馬克思、燕妮相繼去世，自己也是疾病纏身來日無多時，恩格斯才下決心把真相告訴世人。可那時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說出話來。於是，恩格斯掙扎著用筆在一個盤子上寫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馬克思的兒子，托西把她的父親理想化了。」
托西是馬克思的女兒，在她的心目中父親是個聖潔高尚的完人，想不到竟會幹這種事！ 當恩格斯告訴她私生子的醜聞時，她崩潰了，並選擇了自殺。而這段醜事，現在已經在東德的博物館裏展出了。
身體力行共妻制
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到要消滅家庭，實行共產制和共妻制。恩格斯更進一步闡述：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產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後堡壘，必將隨著私有制的滅亡而滅亡。到了共產主義，沒有了家庭，人們就有了最自由的性交方式。
有著這樣思想的恩格斯也身體力行，付諸實踐。他宣稱一生不結婚，不要家庭。1843年，恩格斯在英國曼徹斯特認識了瑪麗，並與其同居，其後，還與瑪麗的妹妹莉西還有她們的侄女同居一室。瑪麗姐妹都是愛爾蘭人，也都是恩格斯的紡織廠裏的女工。
雖然瑪麗接受了恩格斯這種混亂的生活方式，但她一直想成為恩格斯的妻子。在她臨嚥氣前，瑪麗最後一次懇求恩格斯給她一個妻子的名分，否則死不瞑目。恩格斯終於作了妥協，違心的答應了，且以瑪麗希望的宗教儀式舉辦了婚禮，於是瑪麗含笑撒手人寰。
瑪麗死後，恩格斯繼續與莉西和其侄女同居，她們從未得到恩格斯的任何婚姻的承諾，只能當了恩格斯一輩子的情人。
漠視生命 崇尚暴力
與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對於生命也是極端漠視，二者都對數百萬人的死亡無動於衷。馬克思曾寫道：「一個寂然、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社會中進行。革命不會在乎它毀掉的人命，就像地震不會在乎它毀掉的房屋一樣。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勢的階級和種族，必須被擊敗。」
而恩格斯在《馬劄爾人的鬥爭》（《The Magyar Struggle》）中也寫道：「下一次世界大戰將不僅導致各個反動階級和反動王朝、也將導致整體反動民眾從地球表面消失。那也是進步。」
《馬克思與撒旦》一書中寫道，對於在沙俄犯了殺人罪被處決的恐怖分子，馬克思稱他們為「不朽的烈士」或「驚人能幹的夥伴」。而恩格斯則寫到「我們進行的美味的復仇」。他還使用這種措辭：「（俄國）國內的進展多麼壯麗啊！謀殺變成了家常便飯。」「讓倫理道德問題靠邊站吧……革命者為達目的，無論採取何種手段都是對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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