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君：出獄三十五年 我仍然開燈睡覺

我離開拘留所已經三十五年了。可直到今天，我晚上睡覺仍然要開著燈。我喜歡獨自睡在一個小房間裏。白天午休，哪怕只躺一會兒，我也要把門鎖上。睡前還要檢查門窗，有時檢查一遍還不放心，還要再檢查一次。

我知道自己已經回到家裏，不是在拘留所。我也知道家人不是敵人。可是，妻子夜間起身，躡手躡腳地走過床腳附近時，我有時會突然坐起來，脫口而出：「你幹甚麼？」她被我嚇一跳，我自己也很難受。這是我的真實生活，不是電影裏的情節。

我一直在想：一個人失去自由以後，心理究竟會發生甚麼變化？當鐵門終於打開，這種心理變化又會持續多久？

在看守所裏度日如年

1990年，我因1989年的學運被捕。我記得當時的感受，不只是害怕坐牢，更像是掉進萬丈深淵，不斷往下墜，永遠落不到底。那時，時間忽然變得很慢。平時一天很快就過去了，可在看守所裏，我才真正體會到甚麼叫「度日如年」。

在看守所期間，我待過不同的監房，後來又被轉到拘役所。我記得那間六號監房，水泥牆發黑，屋頂很高，窗戶又小又高，白天幾乎見不到自然光。一盞昏暗的燈總是亮著。幾十個人擠在一間監房裏，吃飯、睡覺、上廁所，都在這有限的空間內。後來，這間房裝上了雙層鋼絲床，一張挨著一張，住的人更多了。

有一次，我被關進一間所謂的「小號」。屋裏沒有床和被褥，只能睡在水泥地上。三個人共用一個大桶，夜裏連怎樣小便才能不發出聲音，都得反覆琢磨。在裏面，想正常地吃飯、睡覺、說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把那種狀態比作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動物：低頭吃草時，眼睛仍要四處張望，隨時準備逃命。被關押後，我睡覺時從來不敢完全睡沉。

恐懼怎樣變成規矩

監獄裏不只有門、鎖和高牆，還有一整套人與人之間的規矩。有些規矩寫在牆上，有些則只存在於表情、眼色和暗示之中。你得學會甚麼時候閉嘴，甚麼時候陪笑，甚麼時候不能問問題。

我有過被人蒙住頭毆打的經歷。被打完以後，對方說這只是「開個玩笑」。我還得跟著笑。我至今仍記得自己當時的笑聲，帶著哭腔。人受了委屈，還要裝作若無其事，這種滋味比單純的疼痛更難受。

後來，我被轉到看守所對面的拘留所。判決生效時，我沒有上訴，剩下的刑期已經不多，因此沒有被送往其他勞改農場。拘留所不像高牆環繞的監獄，院牆不算高，白天還要出門勞動。它的管理方式之一，就是反覆集合報數。一天要報多少次，我沒有統計過，估計有十次左右。

早上六點起床，幾分鐘內整理好被褥，跑到空地報數；洗漱之後再報，吃飯之後再報。報數聲像流水線一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個接著一個，報數的人還要迅速轉頭看向下一位。那種速度，在我的印象中，甚至超過了我見過的許多軍訓隊伍。原因當然不是訓練有素，而是報錯數或中途卡住，都可能受到懲罰。

有一個身材瘦小的犯人，他的名字好像叫「胡錦」。有一次，他報數出錯後，被人用繩子緊緊捆了起來。他很快便表示頭暈，隨後獲准鬆綁。事後，他告訴我，他確實有點頭暈，故意把症狀說得嚴重一些，怕再這樣捆下去會出事。此後，他總想站在前面，報數時也格外小心。

一個人只因報數慢了一拍，就可能受到處罰。在這種情況下，他怎敢放鬆？報數看起來整齊劃一，背後卻是人人害怕出錯。

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

被關押在一起的人表面上是同伴，內心卻未必相信彼此。誰也不知道自己說的哪句話會被人告密。我聽說過一些囚犯為了爭取減刑，主動搜集其他人的秘密，甚至打聽重大案件的線索。有一個慣偷，善於與人拉近關係。據說，他從另一名犯人口中套出了對方過去殺人的秘密，隨後向當局舉報，自己也因此獲得了提前釋放的機會。

我不否認，舉報真實犯罪有時能幫助破案。可是，在那種環境裏，魚龍混雜，信任很容易變質。你以為對方是在關心你，他卻可能是在打聽你的秘密；你害怕被出賣，就不得不學會隱瞞。

在監獄裏，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變壞，但那種環境使正常的信任變得格外珍貴，也迫使許多人把提防他人當作生存本領。

當然，我也遇到過好人。一個叫趙富平的同室獄友，在我被過緊的手銬折磨時，想辦法幫我鬆動手銬。他的善意，讓我至今難忘。

拘留所裏的管教人員

我還想說，在這種環境中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囚犯，也包括管教人員。他們每天與犯人接觸，要防止犯人逃跑、發生衝突或尋機報復。他們習慣用冷臉、命令和懲罰來維持權威。有些管教人員與犯人近距離接觸，也面臨一定風險。我聽說過，在一些勞改農場，有犯人因為與管教結怨，拿磚頭襲擊管教人員的事。

讓我至今難忘的一件事，是一名犯人反覆報告自己生病了。一名姓劉的醫生來到牢門口，叫那名犯人蹲下，問他：「你病了嗎？」

犯人回答：「病了。」

醫生便扇了他一個耳光。犯人改口說沒病，又被醫生打了一下。醫生說：「沒病你怎麼說病了？」

說病了挨打，說沒病也挨打。最後，那名犯人既沒有得到藥物治療，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我當時想：醫生本該治病救人，怎麼能這樣對待犯人？

另一位醫生卻給我留下了完全不同的記憶。我的兩隻腳前掌潰爛，甚至爛出了洞，走路很疼。報告病情後，一名醫生讓我到衛生所，為我上藥，還給了我幾粒口服藥。當時，他給我倒了一杯水，讓我多休息一會兒，還說有病就告訴他。

他給我的那杯水，幾十年後我仍然記得。出獄以後，我專門去找他，想請他吃飯，可他已經被調離，我沒能找到他。今天想起來，我仍然對他充滿感激。

還有一位看守所所長，在我剛入看守所、反覆喊冤時，找我談過一次話。他看過我的檔案後，說覺得我「有點冤」，但他沒有權力放人。他說：「我們就像倉庫一樣，你們就像商品，放在我這兒。我要保管好，不丟失，不損壞。」

他的話讓我明白，他只是一個看管者，並不能決定我的命運。

拘留所留下的後遺症

1991年，我出獄了。身體雖然離開了高牆，但心理上的警戒卻沒有消失。我仍然活在痛苦的記憶裏。隨著歲月流逝，心中的痛苦逐漸減輕，但直到今天，一年之中仍有大約一個月，我會特別難受。

出獄後的頭十年，我特別害怕再次被捕。父親曾告誡我，我的檔案還留在公安機關，一旦有甚麼風吹草動，他們就可能首先想到我。父親的話，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提醒。

湖北的夏天再熱，我也不敢開著窗戶睡覺。每晚鎖好門後，我還要再檢查一遍；窗戶關嚴了，也要再摸一遍。

2016年，我來到美國。看到這裏不少房子沒有鐵窗，木門看起來也不厚。我想，這樣的門，一腳不就能踹開嗎？於是，我花了幾十美元買了一根頂門杠，還養了一條德國牧羊犬。夜裏讓牠守在走廊，我則睡在樓上。別人看到的是一棟普通住宅，我卻仍在防備一場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

這種警惕甚至影響了我說話和睡覺得方式。有時，我會不由自主地發出一個聲音，剛開口就察覺不對，立刻把話截住。原本可能要說的是「同意」，結果只發出一個「同」字，聽起來卻像怪叫。這種情況相當頻繁，有時甚至每天都會發生。這究竟是甚麼症狀，我不知道。

有時，妻子半夜起來上廁所，輕輕走過床腳附近，我可能會猛地坐起來，把她嚇一跳。我並不是害怕妻子會傷害我，但身體總會不由自主地做出過度反應。

對黑暗的恐懼、獨自睡覺時鎖門的習慣，也伴隨了我很久。這些都是我出獄後長期承受的後遺症。

警惕性高的代價

我知道，人需要防範危險，提高警惕有時確實能保護自己和家人。在拘留所的經歷，讓我學會凡事先考慮最壞的結果。這種習慣曾幫助我減少損失，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有一次，一位大學同學從美國回來，準備在杭州創辦公司。聚會時，大家都祝他成功。我卻對他說：「你首先應該想到失敗。失敗了怎麼辦？最壞的結果能不能承受？」

我本想提醒他注意風險，但他聽了很不高興。他認為，自己的學識、專利和工作經驗，足以支持他創業成功。我原本是一番好意，卻因為說得不合時宜，讓他感到我在潑冷水。我們也因此逐漸疏遠。

我承認，自己對妻子、孩子以及熟悉的人，有時也過於戒備。這是長期生活在危險環境中形成的生存本能。這種戒備心理妨礙了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信任。它讓我更加謹慎，也讓我付出了失去友情的代價。

拘留所生活的影響會持續多久？

人們常常問，刑滿釋放後，生活能不能恢復正常？我認為，對有些人來說，監獄裏的恐懼記憶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淡化；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種影響可能持續很久。我的經歷就是一個例子：三十五年過去了，影響仍然存在。

我今天講述這些，不是為了證明監獄裏只有惡人，也不是說所有管教人員都會變得殘酷，更不是說所有出獄者都會報復社會。我親眼見過罪惡，也親身感受過善意。

我想問的是，中共的拘留所制度究竟要把人帶向何方？如果一個人在被拘留期間感受到的是恐懼，學會的是隱瞞，經歷的是羞辱，失去的是對他人的信任，那麼，出獄後又怎能輕易恢復正常生活？如果管教人員在工作中長期處於防備和壓制的狀態，又怎能保持同情心、耐心和正常的人際關係？

我認為，良好的管教環境應該保障人的基本尊嚴，杜絕虐待，讓病人得到應有的治療；同時，也應讓工作人員清楚自己的職責與權限，並讓服刑者在服刑期間學會與人正常相處。

我離開監獄已經三十五年。寫下這些往事時，許多記憶湧上心頭。我幾次流下眼淚，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地方。

我想把這段往事講出來，因為我想說，中共的拘留所不僅令人恐懼，那種殘酷的環境還會傷害人的心理與精神，甚至影響人的一生。

希望所有曾經受到傷害的人，都能慢慢找回失去的尊嚴與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