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7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訪問希臘、出席第六輪美希戰略對話期間,主辦方特別給他安排了一場外交政策演說。 演講地點選得很有講究,就在雅典衛城附近的一座山崗上,名叫普尼克斯山(Pnyx)。 從這裏望過去,可以看到雅典衛城和著名的巴特農神殿——這裏就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
魯比奧在演講中說,古希臘留給後世的遺產,遠遠不止民主制度和哲學思想,還有探索未知的勇氣、對知識的渴望,以及追求卓越的精神。 他特別提到,公元前480年,波斯大軍攻陷雅典,焚燬了衛城上的神廟,可雅典人後來又重新站了起來,建起了巴特農神殿。 兩千五百年過去了,當年的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和羅馬帝國都已成為歷史,這座神廟的石柱卻仍然矗立在雅典山頂。
一座山崗上的公民大會
今天到雅典旅遊,大多數遊客都會登上衛城,去看巴特農神殿。 但衛城西邊的普尼克斯山,名氣就小得多了。 這裏沒有宏偉的神廟,也沒有成排的大理石雕像,只留下一些石階、岩石平台和古代集會場所的遺蹟。 其中有一處從岩石中鑿出的講壇,便是古代雅典公民大會的重要遺存。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公元前五世紀的一個早晨,雅典城裏的公民陸續走出家門,沿著道路登上山坡。 來的人有農民、工匠、商人,也有家境富裕的貴族。 他們聚集在露天會場,準備商議城邦大事。 今天要不要跟鄰邦開戰?是否派遣艦隊出海? 城裏的公共建設應當怎樣安排? 每逢遇到重大問題,公民大會便要作出決定。
當時的雅典,已經形成了一套頗有特色的民主制度。 希臘文中的民主(Demokratia),由表示人民的demos和表示權力、統治的kratos組成。 雅典公民不必每隔幾年選一位議員,讓他代替自己作決定,而是可以直接參加公民大會,聽取演說,表達意見,最後舉手表決。 這便是後世所說的直接民主。
雅典人為甚麼要實行民主?
雅典的民主制度,也不是一天之內建立起來的。
公元前六世紀初,雅典社會貧富懸殊,許多窮人因為欠債,連人身自由都可能失去。 當時有一位政治家叫梭倫(Solon),他在公元前594年前後推動改革,廢除以人身作為債務擔保的制度,解除許多債務負擔,還按照財產等級重新安排公民的政治權利。 雖然富人仍然佔有不少優勢,但雅典的政治制度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過了將近九十年,另一位改革者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登上歷史舞台。 他把阿提卡地區重新劃分,將不同地方的居民編入十個新部落,削弱傳統貴族家族對地方政治的控制。 從此,雅典逐漸形成以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和陪審法庭為核心的民主制度。
伯里克利與雅典的黃金時代
古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是伯里克利(Pericles)。 他出身貴族家庭,卻成為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領導人物,長期在公民大會上發揮影響力。公元前五世紀中葉,雅典在希波戰爭後日漸強盛,海軍實力雄厚,貿易活躍,文學藝術也進入繁榮時期。 伯里克利推動公共建設,如今人們熟悉的巴特農神殿,便是在他的時代興建的。
伯里克利留給後世最著名的一篇演說,與戰爭有關。
公元前431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戰爭第一年,雅典按照傳統,為陣亡將士舉行隆重的公葬。伯里克利受命發表悼詞。
伯里克利沒有只顧著歌頌死者,而是向雅典人解釋,他們為甚麼值得為自己的城邦奮戰。他說,雅典的制度稱為民主,是因為政權掌握在多數公民手中;在法律面前,人們處理私人爭端應受到平等對待,擔任公職則要看一個人的能力與貢獻。
這番話後來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名篇。
愛在街頭問問題的蘇格拉底
雅典的黃金時代還有一位人物,他沒有留下著作,卻深深影響了後世兩千多年的哲學史。 這就是蘇格拉底(Socrates)。
蘇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469年到前399年,跟伯里克利大體是同一時代的人。 他的父親據傳是做石匠或雕刻的,母親則是接生婆。跟那些收學費、教人修辭術的智者不一樣,蘇格拉底喜歡在雅典的市場、街道和體育場跟人聊天。遇到自認懂得正義的人,他就請教甚麼是正義;有人說自己勇敢,他就追問勇敢到底是甚麼。被他問過的人,常常一開始信心十足,幾個問題下來,卻發現自己原來並沒有想清楚。
蘇格拉底也曾參加過戰爭,在雅典軍隊裏服役。他不是一個只會坐在家裏談哲學的人。根據學生柏拉圖的記述,他在戰場上表現勇敢,還曾在危急時幫同伴脫險。 然而,這樣一位關心公民德行、又曾為城邦作戰的哲學家,最終卻被雅典自己的法庭判了死刑。
一座民主城邦 為何判哲學家死刑?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已經70歲了。這時的雅典早已失去昔日的輝煌。經過近三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敗給了斯巴達,民主制度一度遭到推翻,後來雖然恢復,政治氣氛仍然緊張。
就在這一年,蘇格拉底被人控告,罪名是「不敬城邦所信奉的神明」以及「敗壞青年」。 控告者認為,他長年質疑傳統觀念,又吸引許多年輕人追隨,會對雅典的社會秩序造成不好的影響。 蘇格拉底則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強調自己一直在勸導雅典人關心靈魂、德行與智慧。
按照當時的審判制度,案件由大批公民陪審員投票決定。蘇格拉底被判有罪,最後又被判處死刑。
據《克里托篇》記載,朋友曾勸蘇格拉底逃走,並願意幫他安排一切。 然而,他不願意用逃亡的方式否定自己長久以來對法律與城邦義務的思考。到了執行死刑的那一天,他跟朋友們討論靈魂和死亡,最後飲下毒芹汁。·
一個以公民參與政治聞名的城邦,通過合法的審判程序,處死了自己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這件事後來不斷引起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討論:多數人作出的決定,就一定公正嗎? 法律程序跟道德正義之間,又該怎麼取得平衡?
蘇格拉底之死,成了古雅典民主制度最受爭議的一頁。
雅典留下的 不只有民主
蘇格拉底去世後,他的學生柏拉圖(Plato)創辦學園,留下《理想國》《申辯篇》等重要著作。 後來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又建立自己的學派,研究政治、倫理、邏輯、動物和自然現象。 師徒三代相承,成為西方哲學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一段傳承。
而在哲學之外,古希臘人也留下了許多成就。 希羅多德被後人尊稱為「歷史之父」,修昔底德則以嚴謹分析戰爭原因和政治形勢聞名。 醫學家希波克拉底的名字,至今仍跟醫師職業倫理聯繫在一起。 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影響了後世數學教育,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出。
古希臘城邦彼此競爭,雅典跟斯巴達更曾打得你死我活。 然而,正是在這個並不太平的世界裏,希臘人對政治、自然、歷史和人的命運展開了長久的探索。他們相信,人應當運用理性追問問題,也重視勇氣、節制、公正和智慧等德行。 這些思想經由羅馬時代、拜占庭世界、中世紀學術傳統以及文藝復興,逐漸傳入後世歐洲,也對近代美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影響。
回到2026年10月7日的雅典。 當魯比奧站在普尼克斯山上談論西方文明時,兩千五百年前的公民大會早已散去,蘇格拉底和伯里克利也都成了歷史人物。不過,雅典人曾經討論過的那些問題——如何治理國家、怎樣理解公正、公民應當承擔甚麼責任,以及個人在城邦面前應當保有多大的自由——今天仍然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
正如魯比奧演講中所警告的,西方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未來十年作出的決定,將影響下一個世紀的命運。他認為,西方要麼繼續走向萎縮、受制於人與衰落,要麼從現在開始採取行動。按照他的說法,在特朗普領導下,美國已經作出選擇:重新追求國家實力,奪回關鍵供應鏈的控制權,重建工業基礎與國防能力。從古雅典的興衰談到今日美國的戰略選擇,魯比奧把一場外交演說放進了兩千五百年的歷史背景之中。這也讓普尼克斯山上的這場演講多了一層意味:當年雅典公民曾在這裏討論城邦的命運,今天的美國國務卿則站在同一座山崗上,談論西方文明將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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