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琦：公安如何炮製禁毒戰果（下）

（接上篇）陳玉琦：公安如何炮製禁毒戰果（上）

腳鐐取下以後

在上訴審查、死刑覆核和後續重審中，案件的疑點逐步得到處理。三宗案件反覆出現的關鍵人物缺席，也成為追查的問題。省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理由發回重審。對於戴著腳鐐的人，這首先意味著仍有機會活下去、繼續解釋自己，距離真正回家卻還遠。

2002年3月，荊愛國案被發回重審，腳鐐被取下。他請求到放風的院子裏跑幾圈，所長默許了。荊愛國後來回憶，那天跑得輕鬆、暢快。無罪判決還沒有到來，他先在院子裏跑了起來。

2002年4月28日，楊樹喜的一審死刑判決也被省高院撤銷，發回重審。消息傳到看守所，獄友們為他慶祝。他後來回憶，心情舒暢了一些，覺得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撤銷死刑沒有使他立即回家。2002年11月、2003年4月，檢察院先後兩次讓他指認租車人，他都認出了馬進孝。那個背下二十八條法律條文、開庭時卻暈倒的司機，終於有機會指出把包交給自己的人。從撤銷死刑到獲釋，他又在看守所等了一年多。

到2003年5月，距楊樹喜被關押已經二十二個月。郝惠英接到了領回丈夫的通知。

她帶著裹屍布去了公安局。到了那裏，才知道丈夫還活著。

那一天，楊樹喜在看守所院子裏剝大豆。管教告訴他可以回家，他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緩過神後，把被子等個人物品分給獄友，沒有帶行李。檢察機關已經撤訴。

家裏的紙錢是為迎回遺體準備的，回來的卻是楊樹喜本人。撤銷死刑、繼續羈押、指認交包者、最後撤訴，這些程序節點走完後，一個家庭仍帶著準備後事的理解前來領人。

荊愛國、彭清後來也獲判無罪。彭清在看守所度過了三年多，獲釋時連兒子的年齡都記錯了，需要丈夫糾正。孩子在她看不見的地方長大。

追責判決劃下的界線

彭清獲判無罪後，追究辦案者責任的判決又留下了一道不能略過的界線。據後續責任審判的記載，法院確認辦案人員隱瞞馬進孝真實身份、貽誤查證，造成錯捕錯判；對於合謀造案的指控，法院認為馬進孝的供述缺乏其它證據印證，且與部份證據相互矛盾，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因而未予認定。趙明瑞、倪興剛被以濫用職權罪判刑。荊愛國案已有共同製造假案的裁判認定，兩者的責任證明不能混寫。

彭清獲釋以後，2004年8月11日的一審責任判決，分別判趙明瑞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倪興剛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彭清的三年多被關在看守所，而辦案人員受到的則是附有緩刑的刑罰。刑罰不能按受害者失去的歲月簡單折算，但這樣懸殊的實際後果，仍使追責的充份性成為問題：個人受了甚麼處罰，機關又解釋了哪些責任，都應同被害人的代價一起公開。

法院拒絕以缺乏印證且與部份證據矛盾的供述定案，這本身符合嚴格證明的要求。問題在於，被告已經遭到錯捕錯判，關於合謀造案的指控卻被認為沒有得到充份證明。秘密合作由公安機關掌握，受害者很難自行取得其中的任務和聯絡紀錄。刑事證明應當嚴格，公安機關對自己行為的說明義務也應當嚴格；合謀指控未被法院確認，並不使已確認的隱瞞和錯判變得輕微。

釋放之後

這組案件的傷害，也沒有隨釋放一起結束。與馬進孝有關的第四宗假案涉及十公斤所謂毒品，馬有奴四（編者註：東鄉族人名）在其中被羈押近一千四百天，最終無罪釋放；同案司機袁旺（化名）則在更早的2001年，被羈押十二天後釋放。

在馬進孝事後供述所呈現的經過裏，十公斤案還牽出另一場交換。他的兒子因涉嫌盜竊電單車被關押，馬進孝找到禁毒部門，希望以做成毒品案件換取放人。相關案情記載，他隨後同警方人員把兒子從看守所接出，又找人安排了所謂十公斤毒品的運輸。

馬進孝的供述不能直接確立每名警察的罪責，但它所說的交換，與較早馬宏寶一案中的放人換線索形成了需要追查的關聯。釋放誰、讓誰進入下一宗案件，可能由經營合作關係的人私下議定。馬有奴四近一千四百天的羈押，使這類安排所能造成的傷害有了具體尺度。

袁旺夫妻後來回憶，電視新聞反覆出現他的面部特寫，以及碼放在他面前的二十五塊、共十公斤的所謂毒品。妻子不敢打開電視，擔心再次看到丈夫被作為涉毒人員展示。他回到日常生活後，朋友疏遠，周圍仍有人認定他是花錢脫身的大毒梟。

袁旺還回憶，釋放那天，他問辦案警員，被關了這些天，公安該有甚麼說法。得到的答覆是：「接受調查，這是公民的義務！」他就這樣離開了看守所。強制權力造成的損失，被這句話轉寫成公民應當承受的義務；公安需要說明的責任，卻沒有隨他的釋放一同落實。

電視讓指控先於核驗進入公眾記憶，釋放卻沒有自動消除那幅畫面。公安能夠拘捕、展示和釋放一個人，失真的指控留下的社會後果，卻不會隨這些決定一同撤回。

楊樹喜說，長期羈押和死刑判決的折磨損害了記憶，他已難以繼續開的士。獲釋使他保住了性命，卻沒有把生活送回2001年7月26日出車以前。

還沒有走完的責任鏈

案件後來進入責任審判，結果也各不相同。馬進孝被以詐騙罪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2006年上訴被駁回。張文卓被以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兩罪判處十年；丁永年因徇私枉法罪，一審被判六年，二審改為三年。邊偉宏一審被判三年、緩刑四年，後續案情記載他此後失蹤。這些不同人員、不同審級的結果，不能合併成一句「全部受到懲處」。

撤銷判決、複檢、重審和賠償確實救回了被告，造案者也受到了程度不一的處罰。仍須追究的是，公安提供的虛假材料為何能夠穿過起訴和一審，把無辜者推入死刑程序。

這需要解釋公共經費怎樣支付、獎勵怎樣發出、物證怎樣獲信、關鍵人物怎樣被隱藏，以及如此多的環節為甚麼沒有及時保護被告。無罪判決、撤訴和涉案人員獲刑，不能使這條責任鏈就此停止接受檢查。

公安教材中的秘密關係

《高牆有耳》繼續追索的，是在這些案件裏反覆起作用的秘密關係。馬進孝在司機面前是乘客，在交易中是介紹人，在警方那裏又是可以聯絡的特情來源。理解這些身份怎樣被使用和保護，需要同時閱讀案件與中共自己的教學材料。

較早的公安相關教材對秘密人力來源有成體系的講解。它主要講政治安全領域的秘密人力工作，不能直接當作馬進孝所涉刑事禁毒工作的操作記錄；它呈現的是秘密關係怎樣被組織和保護的。

在保護來源的部份，教材要求，來源指出材料位置後，搜查要給人造成偵察人員偶然找到的印象。行動還可以借用其它檢查的外觀，使對象以為自己偶然暴露；書中也討論製造群眾檢舉的假象，隱藏真正的訊息渠道。

這類保護會改變審查者所看到的事件。即使查獲物真實，秘密來源也可能參與決定警方在哪裏、何時查找，以及怎樣讓行動顯得與他無關。來源報告引出搜查，搜查生成記錄，記錄再被用來支持報告；數份貌似相互印證的材料，可能依賴同一個未經獨立檢驗的起點。記錄增加，並不等於可信度增加。馬進孝案要求追查的，正是被最終「查獲」遮住的安排。

教材還把來源保護延伸到預審：偵察和預審人員事先配合，研究怎樣使用材料揭露對象而不暴露來源，控制報告的使用，並把對象的懷疑轉向其他知情人或關係人。關係的隱匿可以貫穿材料進入審訊的過程。楊樹喜能夠背下條文，卻無法從條文裏知道交包者接受過甚麼任務；這類記錄是否進入審查，決定了辯護能夠追到哪裏。

「套在脖子上的繩子」

教材對建立來源的說明，揭示了關係的另一面。除了政治爭取和金錢收買，書中還討論控制使用：以刑事處境或足以損害名譽、地位、財產的私人秘密迫使合作，並寫道：「像一根繩子套在敵對分子的脖子上」。

這一比喻把強制寫得很清楚。國家掌握懲罰和秘密，讓一個人相信，只有繼續為當局工作才有出路。將私隱變成把柄、將正常生活的延續變成服從任務的條件，是權力勒索。來源即使表示同意，也不能使這種關係自動具有自由合作的性質。

有的來源逐利，有的來源先被強制控制，兩種處境都可能進入傷害他人的過程。參與者應當對具體行為負責，指揮機關更應對它設定的任務和強制負責。最先出現在受害者面前的熟人，只是關係的一端；能夠決定他繼續合作還是遭受懲罰的人，掌握著更大的權力。

被借用的信任

書中要求單線領導，限制來源橫向聯繫，縮小機關內部的知情範圍，甚至規定特情這一名稱只在部門內部使用，不應讓來源本人知道。一個人知道自己在幫助機關，未必知道自己被怎樣正式界定，遞交的材料會被怎樣保留和使用。被接近的人所知更少——他可能始終以為自己面對的是同事、朋友或者顧客。

秘密利用社會身份，調用的也是普通人對關係的信任。司機願意接單，朋友願意談話，互助者願意回應求助，這些正常行為都可以成為行動條件。遭到利用的人可能責怪自己輕信，權力卻借此避開了更應被追問的事：究竟是誰設定任務，使一段日常關係承載國家的秘密行動。

教材還有一種轉移懷疑的辦法：公開傳訊對象或其關係人，談無關事項後放走，讓他難以向同伴解釋，促使彼此互不信任。書中把它限定在十分不得已時使用，仍然將製造內部猜疑列為了可供選擇的手段。

這裏，連沒有擔任來源的人也可以被安排承擔內線嫌疑。被傳訊者無法說明，其他人不斷猜測，真正來源繼續隱藏。機關保護一段秘密關係的代價，被轉嫁成一個群體的相互懷疑。朋友的信用和共同體的信任，被當作能夠消耗的行動資源。

袁旺面對的是涉毒指控留下的猜疑，教材討論的是轉移內線嫌疑，兩者並非同一種操作。它們都把解釋自己處境的困難留給了被推到人群眼前的人。機關能夠影響誰被懷疑，受到懷疑的人卻未必取得足以澄清的材料；懷疑因而可以持續，權力的作用則可能繼續隱藏。

當黨的統治成為安全目標

司機因一趟生意成為被安排的人，政治偵察還要追到更前面的選擇：誰被界定為敵人，誰的交往首先成為國家秘密介入的對象。馬進孝案屬於刑事禁毒領域，《高牆有耳》完整研究的中心則是境內政治偵察。

教材把秘密力量置於鮮明的政治敵我框架，要求服從黨的路線、政策與黨委領導。當維護執政黨的統治需要被納入安全目標，和平言論、信仰和結社就可能先成為秘密掌握的對象。危險從被界定為需要監視的人開始，甚至早於任何具體犯罪指控。

公安相關教材還按政治身份劃定工作邊界：黨內問題交由黨的組織處理，黨內嚴禁搞偵察，黨委機關內部嚴禁使用特情；對被劃入敵對範圍的人，則可以展開秘密偵察、控制和爭取。書中也說明，黨內若出現敵探嫌疑，可以報請黨委批准，採取調離偵察等辦法。決定是否進入偵察的關口，仍掌握在黨組織手裏。被誰界定為敵人，因而決定一個人會面對怎樣的權力。

這些規定把黨組織放在劃分敵我、決定偵察邊界的位置。公安服從的政治領導，也成為決定誰應被保護、誰可被秘密控制的權威。政治身份先於平等的公民地位，一個人被劃入敵對範圍，可能在不知情時就被秘密偵察和控制，也無從質疑自己是怎樣被劃進去的。這樣的秩序維護的是統治者對社會的支配：法律和程序照常運轉，適用到誰身上，卻先由政治身份決定。

從言論到報告

新青年學會案呈現了另一種關係：李宇宙向國安報告朋友的活動，相關材料後來進入對朋友的訴訟。此處不展開案情，只指出這類案件需要檢查私人討論怎樣被記錄、概括並賦予組織性質和政治意圖，以及來源接受過甚麼任務與反饋。

政治報告也可能令選擇的真實材料失真：保留激烈言辭，略去隨後的否定；記下一個設想，省略它未形成決定；羅列朋友的聯繫，卻不說明實際關係。這些是需要防範的報告偏差，並非對某個案件已經查實的概括。被記錄者若不知道報告存在，連自己的話被怎樣解釋都難以糾正。

對未來危險的判斷，還可能形成無法被反證的循環：沒有行動，被解釋為潛在危險；停止活動，被解釋為轉入隱蔽；沒有發生事件，又被解釋為控制成功。沒有明確界限和獨立檢驗，這種預防性權力會讓和平生活成為沒有終點的偵察對象。

的士司機需要解釋包的來路，朋友之間的政治討論則需要解釋話語和報告的來路。引出討論、組織見面、概括言論，都可能影響最終材料的含義。來源參與安排，國家就已經參與事件；只呈交結果，把自身的作用留在保密檔案裏，等於讓國家同時控制指控和對指控的解釋。

數碼技術也不能代替這種審查。位置記錄可以準確，截圖可以真實，關係圖可以細密；仍要查清誰安排見面、誰提出話題、誰選擇截圖、誰賦予政治意圖。更強的技術接在錯誤的目標定義和封閉的來源管理上，可能只是讓失真的解釋保存更久、傳播更遠。

保密的邊界

英國2022年的秘密人力來源規範提供了一個值得對照的標準：公權力暗中操縱關係，即使沒有取得傳統意義的私密資料，也可能侵入私人生活；授權需要考慮必要性與比例性。（見規範第2.16—2.17段）朋友、同事和群體成員之間的信任，本身就有應受保護的價值。

能夠保護來源安全的制度，也必須讓獨立審查者接觸國家的任務、利益和行動，讓承受不利後果的人有實際機會挑戰材料的形成過程。保密可以有具體、受審查的理由，不能變成機關對自身構陷、誘導和隱瞞行為的永久豁免。

追究這種權力，也需要拒絕它向社會散布的無邊界猜疑。一次舉報、立場相近、事後獲益或同場被捕，都不足以單獨證明某人是特情。具體任務、聯絡、報告和行動，才是追索責任的依據。把沒有證據的內線指認散向受害群體，會使機關製造的不信任繼續替它發揮作用。

回到裹屍布

回到郝惠英帶去的裹屍布，問題已經足夠具體。她接到了領人的通知，卻以為丈夫已經死去。一個家庭為仍活著的人準備後事，是造案與審查失效落在人身上的後果。

楊樹喜終於活著回家。那個把包交給他的乘客、預先等候的警察、接受材料的程序，以及後來打開案件的審查，都必須放在同一條責任鏈上看，公民有權要求國家解釋自己怎樣被送上被告席，也有權要求國家證明它對現場做過甚麼。任何單位的成績，都不能以一個普通人的自由和性命來結算。

以黨的統治需要劃分敵我，秘密調用社會關係，再把核驗和責任封閉在機關內部，這套極權暴政把公民置於統治權力之下。支配可以被稱作保護，構陷可以被記作戰果，強製造成的損失可以被說成義務。糾正幾宗案件、救回幾個被告，不能為這樣的支配關係賦予正當性。公民的自由應當約束公安權力，而不能等候公安在需要時重新交還。（全文完）

教材與制度參照

公安相關教材，秘密人力來源的建立、使用、管理與保護相關內容。
案發時施行的刑事訴訟法，1996年修訂文本，第43—44條及死刑覆核、執行相關條款；核驗採用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收錄的英譯本。
UK Home Office, Covert Human Intelligence Sources Code of Practice 2022, December 13, 2022，尤其第2.16—2.17段。

《大紀元》重磅獨家研究巨著《高牆有耳：中共特情制度研究》電子書現已全球上架，點擊訂閱／購買完整報告，看清黨國如何將普通人炮製成禁毒戰果。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