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指出，當現任中共黨魁於9月24日抵達白宮時，人工智能將成為議程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已明確表示這一點，而兩國政府整個夏季亦一直為前沿模型的政府間對話作準備。歐洲不會坐在談判桌前，而這種缺席是一種症狀，而非偶然。

在美國出口管制原本意在把中共排除於這場競賽之外近四年後，中共如今已接近美國的人工智能前沿，而且差距仍在縮小。歐洲則仍然相距甚遠，而且差距並未收窄。一般解釋往往歸因於資金，但這個說法並不正確：中共在企業支出遠低於美國企業的情況下，仍逐漸追上美國。

報告指，在2026年至2030年的「十五五」規劃中，中共同時把人工智能視為三種工具——生產力增長來源、科技自主工具及軍事能力，並協調從晶片製造到應用層面的整個產業鏈政策。歐洲則把人工智能視為工業競爭力政策中的其中一項議題。真正應令歐洲政策制定者擔憂的，正是這種戰略範圍上的差異，而非預算規模。

先從人工智能的經濟作用談起。中共需要透過提高生產力，抵銷結構性經濟放緩，包括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房地產業難以恢復昔日角色，以及人口老化。

規劃把人工智能列為「新質生產力」之一，並把通用人工智能列為國家發展目標。中共在競爭力層面的人工智能戰略稱為「人工智能＋」，推動人工智能應用至服務業，並延伸至醫療及教育等領域。北京押注人工智能至少可以減輕結構性經濟放緩的影響。這也是歐洲正在嘗試的方向，但推動力度明顯較弱。歐洲的人工智能應用速度較慢，監管限制亦更大。

第二個目標，在實際層面幾乎沒有歐洲的對應版本。美國於2022年10月對先進半導體實施出口管制後，促使中共政策制定者加快降低對美國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依賴。2025年4月，中共黨魁親自要求推動「自立自強」，並建立一套由國產硬件及軟件構成的「自主可控」生態系統。

歐洲雖然亦談論數碼主權，但仍未建立足以降低自身依賴的基礎設施。歐洲仍依賴美國雲端服務供應商及基礎模型，同時在先進晶片製造及記憶體方面依靠台灣和南韓。

第三個目標，則是歐洲幾乎完全未有正面處理的領域，即國防。人工智能目前已被美中兩國軍隊應用於自主系統、情報分析、物流及戰場決策支援。華盛頓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軍事人工智能投資，其中很大部份透過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推動。北京則把民用科技與工業能力，與軍事研究、採購及生產融合，並已有一套相關軍事理論概念。歐洲的軍事人工智能能力仍分散於各成員國，儘管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重新武裝，已開始刺激國防相關投資。

把上述三項目標連結起來的，是中共政府的支持，而這種支持不只體現在資金上，也體現在整體戰略層面。最龐大的直接資金投入集中於資本密集型的半導體產業，因為在美國出口管制下，這是進口依賴最嚴重的領域。至於產業鏈較上游以外的環節，政府更多是提供支持，而非直接指揮，包括透過算力券及引導基金，引導私人資本，而不是取代私人資本。

受保護的本土市場亦帶來優勢。外國供應商幾乎無法在大陸銷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這讓本土平台可以累積用戶、數據及收入，再以此支持模型研發。中共擁有一個完整、統一的人工智能部署市場，顯然帶來優勢，而這也應為歐洲提供重要啟示。

在海外市場方面，開放權重模型亦有助中共人工智能技術向外擴散，並在價格及控制權方面與美國競爭。這讓中共處於制定標準的有利位置，而這一點顯然應引起歐洲警覺。事實上，中共黨魁今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把中共在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角色制度化，並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美國模式的協調程度較低，但資金投入更大。

有人可能認為，大型私營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無法產生像中共這樣全面的計劃。但實際上，美國的政策目標範圍同樣非常廣，至少明顯比歐洲更廣。

美國政府亦透過政府採購、基礎研究及出口管制，在塑造人工智能創新與部署方向上扮演重要角色。真正的差別在於資金性質。私人投資者的耐性不及國家，也未必有能力處理市場失靈問題。

在美國，這一點在能源領域越來越明顯，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擴建速度正在超越電網承載能力。整體而言，中共和美國都有一套涵蓋創新及國防、而不只是競爭力的整體人工智能戰略，歐洲則缺乏這一點。

就限制而言，中共最大的制約是人工智能硬件，美國則面對能源以及資本耐性不足的問題。歐洲上述問題全部存在，此外還多了一個根本問題：戰略框架本身。

歐洲除了監管之外，幾乎沒有完整戰略。《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最全面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但監管領先並未帶來創新浪潮，也沒有加快人工智能應用。對大型企業而言，合規要求尚可應付，但對小型企業而言，成本卻相當高。

對希望找到一套可自行部署、檢視及調整的高性能模型的歐洲企業而言，最容易取得、且接近前沿水平的選擇，如今越來越多來自中共。本地部署確實可以解決部份外國控制的憂慮，但無法消除由一種依賴轉向另一種依賴的風險。

9月24日，兩國政府將討論一項歐洲高度依賴、但自身貢獻卻有限的科技，其未來發展條件。真正的問題，不是歐洲是否有雄心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領先，而是歐洲各項制度能否像中共和美國一樣，把人工智能同時視為經濟、主權及安全問題，並以這項技術所要求的速度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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