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周五裁決 起訴至宣判橫跨近5年

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支聯會案，明天（2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頒布裁決。歷時24天的審訊於今年5月落幕，控辯雙方圍繞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等綱領的法理定義、憲法秩序、言論自由邊界以及「非法手段」的法律理據。

本案自2021年9月起訴至今橫跨近5年，其中受審的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鄒幸彤已還押近1,800天，而選擇認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則還押近1,600天。

控方的核心案情指出，支聯會自1989年成立至2021年解散期間逾30年沿用的「五大綱領」，本質上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控方代表、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在審訊中多番強調，「結束一黨專政」其自然合理的意思必然等同於「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故被告必然涉及以違憲的非法手段顛覆中央政權。

為此，控方提出本案起訴需要證明「雙重意圖」，即被告除了有意圖煽動他人，亦旨在煽動他人作出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且行事時帶有實際犯罪意圖。控方引述《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指「推翻」一詞可解釋為「徹底否定」，力陳「結束一黨專政」中的「結束」與「推翻」在語義上屬於同義詞，而國安法第22條下「推翻、破壞」政權的「非法手段」並不一定涉及武力，違憲行為即可被視為控罪元素中的「非法手段」。

辯方稱「結束」含意中性

代表李卓人的大律師沈士文與自辯的鄒幸彤，則在庭上極力反駁控方對綱領的字眼詮釋。沈士文援引《漢語大詞典》指出，「結束」在中文語境中屬於中性詞，意指「完結，停止進行，不再繼續」，是用於描述一種現象，並不等同於帶有行動性質與「打倒」意味的「推翻」。沈士文重申，支聯會的綱領僅是提供政治口號，從沒有提供具體的行動路線圖，且控方至今無法指證支聯會曾鼓吹市民採取何種具體非法行動。

此外，李卓人親自出庭作供，指出「一黨專政」一詞並非他所捏造，而是包括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及趙紫陽等前中共領導人都曾使用過的政治字眼。李卓人表示，毛澤東在1945年建國前曾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概念，與支聯會的綱領完全一致，同樣指向結束一黨獨佔政府的制度。他認為中國憲法第二條指「權力歸於人民」正是中共的承諾，因而他們的訴求本是追求中共當年的民主諾言。

鄒幸彤援引南韓「光州運動」判例

自辯的鄒幸彤在結案陳詞中將焦點提升至憲法理論層面。她質疑，本案的核心在於法律是否旨在保障中國共產黨的永久執政，並禁止人民推動民主轉型。她提出，憲法存在的最大理由是為了規範和規範權力運作，而不是用來限制普通普通人，「點樣可以spin到去話中國憲法竟然會禁止人民去結束專政、會禁止自己存在嘅理由呢」。她更直指，控方將《國安法》第22條中的「非法手段」直接定義為「違反憲法第一條」，在法律邏輯上屬於「循環論證」。

為支持其「法律不應盲目擁護勝者為王」的論點，鄒幸彤在法庭上詳細援引南韓「5.18光州民主化運動」後前總統全斗煥受審的判例。她指出，全斗煥當年曾掌管權力並改寫憲法，但南韓最高法院最終裁定，不論憲法經歷多少次修改，仍須以人民、自由、民主及權力保障等原則作為最根本的理念秩序，因此真正「紊亂憲法」的是動用軍事力量鎮壓平民的執政者，而非抵抗戒嚴的光州市民。她懇請法庭在價值被重塑的年代，守住法律的尊嚴與底線。

言論自由與「其它非法手段」的適用性

審訊的另一大焦點，在於對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論自由空間。法官李運騰在審訊中提出，在處理「其它非法手段」時，法庭必須考慮民主派初選「47人案」（吳政亨案）的判例。

對此，沈士文回應指「47人案」的核心在於「濫用職權」及「違反職責」，涉及立法會議員違背《基本法》賦予的職能。然而，支聯會成員僅為普通市民及民間團體，並不具備公權力，因此不涉及「濫權」或「違反職責」。他強調，任何市民都可以根據中國憲法第41條所保障的權利，對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提出批評與建議，這種批評若不涉及實際計劃或具體行動，絕對屬於言論自由的合法保障範圍之內。

證人形容綱領環環相扣

在長達24天的審訊中，法庭內亦多次出現控辯與法官之間的激烈交鋒。鄒幸彤曾傳召前支聯會常委關振邦出庭作供，關振邦形容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如同「奧運五環」般環環相扣，並以「釋放民運人士」及「平反八九民運」為一直以來的優先運作基礎。

在關振邦憶述其因1989年香港百萬人遊行而加入支聯會的過程中，法官多次打斷提問，指出本案並非「審理六四」，並要求鄒幸彤在提問時以「六四事件」代替「六四屠城」等字眼，警告不應在法庭進行「政治宣傳」。鄒幸彤則反駁，支聯會所使用的字眼和敍述均是有事實根據，旨在確立言論自由的範圍。

本案所有結案陳詞已於今年5月中旬完成，法庭將於明日正式頒布裁決。

案件編號：HCCC 155/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