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過馬勒當拿「上帝之手」，也知道美斯、碧咸等足球明星，但中學體育科成績拿G級（對，由A向下數，第七級的G）的我，對所有體育包括足球都不感興趣。來英已3年，曾幾次衝動想融入本地足球文化，但既是老鼠拉龜，又後繼無力，遂不了了之。然而，今年暑假後，出現了轉機，不得不認真對待足球。原因是甚麼？作為廿四孝老竇，自然是因為我家化骨龍。開學後他迷上了足球，與我們的話題總離不開它，而且每天總得拉我踢幾球。為了與他好好溝通，我不得不主動多讀一點足球的書。
作為史佬，我最關心的仍然是足球與政治的關係。「體育無關政治」這些低智言論，不值一駁，國際賽事以國家為參賽單位，這已構成體育的政治基礎；世界盃賽事全球觀看人數達地球人口的一半，身份認同政治、賽後的騷亂，在在說明足球的政治能量。
足球的政治能量，既可走向暴動，也可走向和平。前者的最佳例子，當數1990年5月南斯拉夫克羅地亞舉行的一場球賽，代表塞爾維亞的紅星隊與代表克羅地亞的迪納摩隊（Dinamo）於馬科西米爾體育場（Maksimir Stadium）對壘。賽前幾個星期，南斯拉夫剛巧舉行了50年來首次多黨派選舉，克羅地亞地區支持獨立的政黨勝出，因此政治氣氛十分緊張。當日開賽前，場內兩支球隊擁躉互相掟石，軍警出動催淚彈、水炮鎮壓，然後便出現了經典的一幕：迪納摩隊長Zvonimir Boban因為警察毆打一名球迷而踢向該警察，這一踢成為克羅地亞民族抗爭的圖騰，他自己則成為了民族英雄，傳媒更將克羅地亞一年後宣布獨立扣連到這一踢，稱為「開啟戰釁的一踢」（the kick that started a war）。Boban事後接受CNN訪問時說：「我是公眾人物，我會不惜放棄生命、球員生涯，以及個人名譽帶來的一切，來捍衛一個理想、一個堅持：為克羅地亞而奮鬥。」
足球作為和平力量，最佳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聖誕停戰」。1914年7月28日宣戰後，各國都認為戰爭最多只會維持幾個月，當年聖誕節前便可以結束。可是，到了聖誕，說好的停戰沒有出現。於是英、法、德等國士兵自行停火，爬出戰壕，互相祝福，甚至舉行簡單球賽。這說明自1863年出現現代足球第一套賽例後，至此足球文化已經在歐洲深入人心。
國際足球賽事既然以國家為單位，球星代表哪國參賽自然成為關注焦點，處理不好便無異於引火自焚。一次大戰期間出生於德國、右腳有六趾的Ernest Wilimowski，他的家鄉在戰後被劃歸波蘭，成為波蘭人。長大後他成為球星，為波蘭贏得多項賽事。二次大戰爆發，德國入侵波蘭，波蘭足球陷入停頓，但他因為太愛足球，而又出生於德國，便得以在德國繼續職業生涯，但在波蘭眼中，參加敵國國家隊，是徹頭徹尾的叛國行為。於是，戰後當他想「回國」時，已共產化的新波蘭政府斷然拒絕，他只能留在德國；1974年世界盃在德國舉行，Wilimowski想與進來參賽的波蘭隊員見面，亦被拒絕。
所以，參加球賽與做人一樣，選擇站在哪邊，絕對不能兒戲。◇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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