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國際安全諮詢委員會（ISAB）發布一份報告，題為「中國軍民融合戰略中的生物技術報告」（Report on Bio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Military- Civil Fusion Strategy），對中國軍民融合戰略的生物技術進行了研究，揭露了中國生物技術發展目標、實施和對國際生物安全的影響。
11月12日，該委員會主席埃德溫‧多恩（Edwin Dorn）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說：「中國（中共）已將生物技術確定為可以讓一個國家主宰下一場軍事革命（RMA）的領域之一。根據其戰略，中國（中共）尋求將現代技術應用於軍民融合，以便到2049年把人民解放軍（PLA）發展成為『世界一流軍隊』，（他們）已將生物科技列為研發重點。」
多恩表示：「ISAB的目標是向國務院和其它聯邦機構建議美國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生物技術格局，特別是在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背景下。」
報告指出，中共政府對「生物科技的重視最為顯著，從2016年至2021年，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值估計成長至3,000億美元以上，成長了100倍」。
「中國（中共）發展生物科技產業的策略重點，遠遠超越其他全球生物科技領導者所採用的傳統產業政策。根據數十年來一系列的國家計劃和政策，中國（中共）已將生物科技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並呼籲全國自上而下努力，運用專業知識、融資、補助和外交支持，動員生物科技創新，使之成為『綜合國力』的要素。」
「中國（中共）的國家生物科技策略模糊了公營與私營部門（為受中國支持的公司創造競爭優勢）、民用與軍用計劃之間的界限，（中共）利用合資企業和商業力量來支持軍事目標，提升中共軍隊的能力。產業都要依賴中國（中共）控制的管道，從製藥前體到醫藥、農業創新所需的資料，以及製造業的生物合成途徑等，這與美國希望通過國內和國際生物科技合作夥伴關係，為重要的藥物和化學品建立可持續、多元化且有彈性的供應鏈的目標背道而馳。」
報告說，中國舉國上下、自上而下高度重視發展生物技術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2015年，習近平呼籲從「早期聚變」轉變為「深度聚變」；2016年3月，他稱軍民融合是「利國利軍利民的大戰略」；2017年，他成立了中共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CCMCFD）並擔任主席，強化了他在軍民融合發展中的作用。2017年，軍民融合被納入中共黨章，列入「必須實施」的幾個策略目標。
報告總結了中共致力於軍民融合的特點：
1）消除民用和國防部門之間的障礙，促進技術、人才和資本之間的直接流動；
2）利用民間獲取國際技術、投資、研發和夥伴關係的機會來發展中國的軍事和情報能力；
3）有系統地轉移技術，以確保中共軍隊贏得開發和整合一系列關鍵和新興軍事應用技術的競賽，包括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和量子運算。
在中國的各種戰略文件中，生物技術經常出現，其中包括CCMCFD辦公室副主任的一篇文章，列出了以下任務：
● 強化生物安全軍民協同工作機制；
● 加強傳染病疫情防治協調；
● 推動生物安全相關基礎設施與平台共建，檢查、治療；
● 加強生物安全監測預警網絡體系，提升國防能力。
由於中共尋求全面實施將民用和軍用生物技術研發和加大軍隊現代化建設力度，一些分析人士對中共在成為生物技術領域領先者方面的投資提出警告，指出中共「資助基因編輯、人體功能性增強和其它用於軍事目的的生物技術應用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潛在風險的擔憂」。
分析人士還指出中共軍隊對生物和生物技術應用顯示出了特殊興趣。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分析表明，中共軍事戰略家（包括一位退休將軍和中國國防大學前校長）發表的出版物越來越多，重點關注生物學和生物科技作為軍事戰略的新領域。
這意味著中共軍事專家廣泛考慮如何利用生物技術來提高進攻能力和實現經濟競爭的野心。
CNAS的文章指出：「自2016年以來，中央軍委資助了軍事腦科學、先進仿生系統、生物和仿生材料、人體功能增強和『新概念』生物技術等領域的計劃。」
為了實現生物技術目標，中共進行長期投資，為中共支持的企業打開新市場，同時獲取外國技術、知識，並透過合法和非法手段獲取知識產權。
報告指出，在密切相關的生物製藥領域，中共歷來以不公平和非法手段資助中國企業盜竊知識產權。這些手段包括：
● 給予國內企業極大優惠補貼和監管優勢（包括歧視性審批程序、價格管制、出口融資和採購政策），扭曲市場，迫使外國企業在進入中國市場時成立合資企業；
● 施壓合資企業，迫使外國合作夥伴進行技術轉讓，使中國國有企業取得其資產、數據和知識產權；
● 投資美國公司以獲取寶貴的生物和基因數據，同時嚴格限制對中國控制的基因數據的存取；
● 支持知識產權盜竊，從通過間諜活動、網絡盜竊或黑客行為竊取數據，到招募中國公民在美國大學或公司進行研究，並帶著他們的技能、知識，在某些情況下竊取的數據或材料返回中國。
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的成長與美國的成長交織在一起。美國目前依賴中國公司提供用於研發和生物製藥的製造物資和設備，而中國則依賴美國對基礎研究和美國機構基於研究的培訓的投資來培養自己的專業人才。
二十多年來，中國公民在美國的外國科學家中佔比最大，為美國的整體創新做出了貢獻。
然而，當技術本身構成雙重用途風險，或美國與中國出生的研究人員之間存在敵對關係時，知識產權盜竊或轉移、濫用技術就會成為美國的國家安全問題。
報告說：「鑒於中國優先考慮生物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以造福其經濟、建立其全球領導者的聲譽，並支持其戰爭主導地位的目標，北京有強烈的動機招募在美國學習和工作過的相關技術人員到中國國營或國家支持的機構工作，帶回他們的知識和技能。儘管生物技術公司和大型研發公司不願透露知識產權盜竊的細節，但法庭文件和其它公共記錄描述了生物技術領域（生物製藥和農業應用）的大規模知識產權盜竊。」
廣為人知的法律案件包括為輝瑞工作的中國公民竊取mRNA疫苗的研究數據、以及在美國的中國公司竊取製藥公司的商業機密。
報告表示，中國和美國研發的相互交織使得根除知識產權盜竊行為變得困難；美國司法部被指控在缺乏經濟間諜活動或影響國家安全證據的情況下，通過「研究誠信」針對華裔科學家進行調查，導致了人才流失，對美國創新產生了負面影響。
最後，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和其它政府機構採取措施，發展一個全球生物技術體系，讓廣泛的合作夥伴在科學研究和貿易方面進行合作，以應對中國生物技術軍民融合計劃所帶來的挑戰。
報告展望：「在未來，任何國家（包括中國）都不會對關鍵藥品的數據或供應鏈施加單一控制，而是根據美國及其合作夥伴的共同做法和價值觀，在充滿競爭的全球生物經濟中作出貢獻。這需要採取長期策略，並且需要國務院的領導來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全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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