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前往日本治病的南京民主人士朱虞夫，通過美國緊急入境通道待遇，於7月28日順利抵達美國。

現年71歲的朱虞夫，是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因為追求民主曾被中共多次判刑，入獄16年。去年得知罹患胃癌，在家屬的奔波維權下，終獲中共當局放行前往日本治療。不過，朱虞夫雖身在日本，卻還是被杭州國保長臂管控。

日前，朱虞夫在美國的妹妹朱小硯告訴大紀元記者，「我哥哥在美國國務院的敦促下，得到了美國移民局的人道主義緊急入境的許可，若沒有意外發生，我哥哥乘坐的航班將會在洛杉磯時間28日下午的2點半到達洛杉磯。」

她說，這段時間離朱虞夫的簽證到期日越來越近，杭州國保幾乎每天都和他確認回杭州的日期，為了確保哥哥赴美的安全，直到他轉機之前，她沒有讓任何人知道他的行程。

朱虞夫是在傅希秋牧師、陳闖創律師等人的幫助下來到美國。

朱小硯表示，「朱虞夫是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一個人道主義的緊急入境通道。這個不是簽證，這個入境允許在美國住二年，通知中明確告知需要在這個二年之內轉換身份，至於轉換方式應按實際情況來確定。我想我哥哥最實際的情況應該是政治庇護。」

朱虞夫目前已經在美國，精神狀況良好。朱小硯表達感謝大家對朱虞夫的支持和幫助。

在朱虞夫到美國前，他公開了一篇二千字的自述，道盡他這一生為追求民主自由遭遇的波折和各種打壓。以下是全文：

我是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今年71歲。自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對專制暴政嫉惡如仇，立志改變肆意踐踏人權的社會，讓每一個人都生活得有尊嚴。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杭州建立民主牆，探討中國產生「文革」的深層次原因，冀以剷除產生「文革」的土壤，與朋友一起創辦「四五」月刊。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鎮壓，取締，被脅迫回單位接受「幫教」批判，從事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在當局一貫的連坐手段中，所有的親戚都被牽連。

1989年「六四」期間，我因為同情學生，與朋友們參加了幾次聲援學生的活動，被立案偵查——「收容審查」關押了27天，被當時的工作單位杭州市江乾區房管局撒銷了工會主席職務，下放基層。

1998年6月25日，與朋友們一起組織成立「中國民主黨」，6月30日因為散發「中國民主黨成立宣言」被捕，在杭州凱旋派出所關押二天。7月8日再次與朋友們一起被捕關押和監視居住。

1999年6月17日又突然被捕，在萬山遣送站被關押三個月後又轉去杭州下城區特警隊關押，並於9月中旬轉為刑事拘留被關進杭州市看守所。於11月9日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2006年9月刑滿釋放（6月至9月三個月的關押不算刑期，應是超期關押）。

因為我不認罪服法，並且持續參與民主運動，遭到杭州國保頭頭的忌恨，其公開揚言「朱虞夫上次苦頭沒有吃足，還要把他弄進去」。

為了給2008年的奧運會保駕護航，2007年4月，湖北國保由杭州國保陪同來我家拘捕民主覺人胡俊雄，市國保那個頭頭夥同另一個警察暴力攻擊我兒子，我見狀上前解救兒子，那個惡警將之前出警抓賭時扭傷的腳踝誣稱被我所傷，再次將我以「妨礙公務罪」判刑二年。

國保頭頭也在判決書上作為證人，2011年民主呼聲日盛，杭州國保將我作為殺雞儆猴的對象，以我創作的一首小詩《是時候了》為由，將我再次拘捕，羅織言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七年。於2018年3月4日刑滿釋放。刑滿釋放後我一直被軟禁在家，不准離開杭州，甚至一度不能跨越杭州城內的錢塘江。

在我三次被判刑下獄的日子裏，我的家人、子女的學習、工作、就業也受我的牽連而歷經坎坷。

我是一名基督徒，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對基督精神充滿崇敬，藐視權貴，憐憫弱者，犧牲自己，造福大眾一直激動著我。我願意像主那樣，背負起沉重的十字架，走過那條充滿著血與火的荊棘之路。但是當年統治者不允許人們有任何宗教信仰，成為基督徒只是我深心的夢想。

第二次出監獄後，朋友帶我去杭州崇一堂參加查經，卻被國保便衣跟蹤，市國保特意去找教堂阻攔我的信仰活動。這更堅定了我受洗成為一個正式基督徒的決心，在慕道班學習後，我於2009年8月1日受洗皈依了主。

長期的監獄生活嚴重的損害了我的健康，作為一名政治犯，在監獄遭到特別殘酷、殘忍的對待，我第一次服刑的省六監公然對我說：「你是反對共產黨來坐共產黨的牢，坐在共產黨的牢裏，當然不會讓你過好日子！」

我在監獄裏是被長期隔離關押的，監獄裏規定不准任何人與我講話，除了個別主管警察，其他獄警都不能進我的囚室，為了摧殘我的意志，規定我不准看書看報，不准自學。更為可怕的是，監獄裏長年給服刑人員吃霉米飯，特別是2003年後，基本每月至少有二十天以上都是吃的發黑了的霉米飯。

根據管理條例，被關押人員都應該有「放風」（曬太陽）保障健康的安排，我所在的監區也每周安排二次放風，但是我卻沒有放風的資格，在北向的囚室裏，只有夏天的落日餘暉照進囚室，心情非常鬱悶，向監區頭頭提出放風要求，此人是個聲名狼藉的貪腐分子，他居然對我說：「你要曬太陽很方便，只要幫教帶你到對面陽台上坐坐就可以了，我又沒有拿你甚麼好處，為甚麼要對你好。」

在萬般無奈之下，我絕食抗議，但是監獄是個一手遮天的地方，此人要看管我的幫教犯嚴密封鎖消息，在我絕食的第十三天晚上，我突然倒下了，慌張的醫務犯向值班的內管獄警報警，將我帶去監獄醫院搶救，這個秘密才被監獄獲悉，於是調走了此人。

我長長的三次監獄生涯都被酷刑對待，因為被嚴酷的非人道對待嚴重地損害了我的健康。出獄後，我被剝奪了養老金和健康保險待遇。

去年三月份，我的四妹病危，她在臨終前希望兄妹能見上一面，但是卻在我臨上機前被國保攔阻，並被沒收護照，我最終還是沒能見上我已經闊別二十多年妹妹的最後一面。

自最後一次出獄後，我隱隱感覺到我的身體健康越來越差，由於被剝奪了養老保險金和健康保險待遇，我沒有經濟能力來承擔我的體檢費用，所以生病後都是靠自己硬扛過去的。

2023年11月2日，我被急救到醫院，經醫院檢查後得出胃癌晚期的結論。並立即住院作了全胃切除手術，作了二次化療，因為感覺到自己來日無多，且家門口的24小時的嚴密管控，強大的精神壓力及抑鬱情緒顯然會惡化我的病情，更因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國內無法使用高療效、低副作用的藥物，我家人建議我先赴日治病。

政保部門在醫院了解到我病情的危重、生存期已經屈指可數，且有我海外家人與政保部門的多次陳情與力爭，終於同意放行我赴日治病。但是，由於我的家人目前都在美國，我急迫地希望在我來日無多的日子裏，能與家人團聚，生活在一起，能感受一下這輩子未曾有過的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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