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很多盛事在香港發生。雖然2月時國際邁亞密香港表演賽因為美斯缺陣而鬧出公關災難，但無阻市民見到鐘意的盛事便踴躍參與。最新一項盛事是《100%多啦A夢& FRIENDS》巡迴特展，在星光大道和K11 MUSEA展出，更在不同地鐵站擺放相關雕塑，實行與民同樂。市民在5月多啦A夢無人機表演後，可以再一次與熟悉的兒時玩伴開懷歡笑。
在「香港盛事年表」上見到日本的多啦A夢，就如在中國憲法上見到德國的馬克思和俄國的列寧，一樣出眾。然而，香港人種類繁多，文化背景亦不盡相同，未必所有人都喜歡多啦A夢，有左派朋友吐嘈：「為甚麼日本鬼子的機器貓在香港大行其道？為甚麼中國的喜羊羊不能成為香港盛事？」
這個問題，其實已涉及中國與日本軟實力在香港的角力。鹹魚青菜，各有所愛，有人喜歡長津湖的冰雕連，有人喜歡日本的機器貓，本屬自然。然而，上述左派朋友的問題，答案其實已在其中：多啦A夢已經在香港本土化，已經紮根。
首先，「機器貓」一名，只有中國大陸和台灣使用，香港從1973年開始便稱為「叮噹」。事緣當時的暢銷兒童刊物《兒童樂園》開始連載相關漫畫，名字的靈感來自機器貓身上的鈴鐺。「叮噹」一名，文化意義深遠。首先，名字水平較「機器貓」高得多，後者只是客觀描述角色是一隻機器貓，「叮噹」則將角色變成可愛可親，這有助奠定叮噹在香港動漫文化中的殿堂地位。相比於「男人愛高達，女人唔明白」，叮噹更能深入人心，不少名人如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亦酷愛叮噹。
名字到最後是一種身份認同，「叮噹」一名表明香港與中、台不屬於同一個身份。
《兒童樂園》當時未取得版權，反而提供更多靈活性，更改漫畫中的設定，適應本土文化，例如和服換成本地衣服，和室席地而坐改成一般桌子和椅子，甚至自行將黑白漫畫變成彩色。當時日本文化未濃，懂日語者亦不多，本土化的叮噹更能有效與香港人建立長久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叮噹」一名，幅射能力既闊且久。當叮噹從漫畫走入「公仔箱」時，無綫電視亦採用「叮噹」為動漫命名，更將名字放進粵語主題曲中：「叮噹呀，誰都喜歡你，小貓也自豪」。如是者一直至1992年文化傳言正式購入版權，才開始採用「多啦A夢」。然而吾等年紀較長的，仍會堅持使用叮噹一名。
換言之，「叮噹」不止是一個命名習慣，更是一個存活幾乎二十年的文化和歷史現象、身份認同，一個不能磨滅的香港印記。
當然，以現在的政治情況，要將喜羊羊和長津湖變成香港盛事，完全有可能，最少「鼓勵」全港接近80萬學生出席，出來的效果應該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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