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周小龍經香港機場出境，大公文匯在機場以採訪為名進行滋擾。周小龍成功出境後，接受《看中國》訪問，期間講出以下一番話：「大家真係要想辦法懲戒《大公報》《文匯報》，佢地響香港係無資格生存，佢地連八卦雜誌既素質都無，佢淨係一張滋擾人哋，去搞到人好不安，不停騷擾人哋的行為，無資格做一個媒體，我哋慢慢諗一啲方法，睇下點樣可以他朝有一日大家齊心合力殲滅咗呢個媒體佢。」
左報自然暴跳如雷，全版指控周小龍「煽暴」。
正常香港人重溫兩報的採訪過程，不難發現所謂「記者」的行為最少可以說是不知所謂。其中一個問「周生，你走佬去邊度呀」。我做了50年香港人，從未見過香港記者在提問時對個人自由範圍的事情會像中共般上綱上線。這種極不專業的提問，旨在挑起受訪者情緒，企圖讓對方在鏡頭前出洋相。
他又說：「我哋記者喎，正常問你野咋喎，你可以唔回答，記者有採訪自由喎。」記者已在提問，已在實踐採訪自由。「記者有採訪自由喎」這一句，表明這位「記者」根本不懂採訪自由為何物，令人質疑他是否經過專業訓練的記者。
我個人的經歷，亦令人質疑左派傳媒作風並不正派。「庚子科場案」中，歷史科開考前一天，左派網媒點新聞、橙新聞要我解釋我臉書上的抗日戰爭帖子「沒有日本侵華，哪有新中國？忘本呀！」次日開始，大公文匯便以A1頭版對我迫害，將帖子扯到公開試題目，指控「文憑試美化日本侵華」，並公開我的家庭私隱。迫害的背後，隱藏了連考評局也不敢談論的無恥行為：我的臉書帖子超過一萬個，左報怎能料事如神「選中」一個與文憑試中日關係題目有關的進行批鬥？最重要係中日關係從未在卷一歷史資料題中出過，當年擬題員堅持要擬一條中日關係的題目方能成事，外界根本不可能在開考前知道。要讓這次批鬥迫害事件發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試題在開考前已外洩，有人早已知悉中日關係題目；第二，由駭客進攻我的臉書，下載所有帖子，逐一找尋最有利的刊出。我在開考後發現有兩名駭客仍在我臉書內。換言之，相關報道中有關我的臉書資料，有可能是以侵犯我個人私隱得來的，然後在開考前一日開展一場快狠準的迫害工程，借「日本侵華」和「漢奸」議題進行炒作，讓事件在愛國陣營急速升溫。
左報在中共立國前夕被「奪舍」，奪舍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原則下講的基本上是人話。像1907年秋瑾遇害，《大公報》並沒有譴責其為黑暴，其社論曰：「但以一女子身，有何能力，有何設施，而謂為黨于革命，以猛獅搏兔之力擒之，似此種種野蠻手段，已不見直于萬國。」若能初心不變，維持清朝時的水平，安能不得民心？「狗屎報」之惡名，又怎會不脛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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