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傳(三) 初徵名僧名儒 詢以治道（下）

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深深吸引了忽必烈，而他同樣感興趣的是歷朝歷代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及治世之道。從1242年起，忽必烈開始徵召並任用了一些漢人幕僚，比如趙璧、竇默、姚樞、張德輝等，他們都對忽必烈有不小的影響。◎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今屬河北邯鄲）人。幼時好讀書，志向堅定。蒙古軍隊伐金時，竇默被俘，後得以逃脫返鄉。返家後，母親尚在，但家鄉也被戰火波及，混亂不堪，驚恐之下，母子二人都生了病。其後母親病亡，他帶病葬母。蒙軍再次來襲時，竇默南逃渡過黃河，依靠母舅吳氏為生，並開始學醫。後遇名醫李浩，授他銅人針法，自此醫術大為長進，後成為一代名醫。北歸後，他在家鄉為人治病，且不計錢財、不求報答，只要有病求於門下，不論貧富，皆一視同仁，未嘗有一毫責報之心。

金哀宗遷都蔡州，竇默怕蒙兵入侵，便奔往德安，並在此安心讀書。金朝被蒙古滅亡後，蒙古國中書楊惟中奉旨召集儒、道、釋之士，竇默因此北歸，但隱居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討論，以至廢寢忘食。其後又回到肥鄉，以儒家學說教授學生，從此知名於世。

忽必烈聽說竇默的大名後，通過他的友人將他請到府中。到達忽必烈的府邸後，忽必烈向他詢問治世之道，竇默首先提到了儒家的三綱五常，「三綱」即三倫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五人倫：仁、義、禮、智、信。在竇默看來，一個社會如果能諧和有序，一定要遵循三綱五常。

竇默還告訴忽必烈：「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無不敢不正。」即如果帝王誠意正心，那麼上行下效，各級大臣也不敢不正心。

竇默之語讓忽必烈深有感觸，因此一天要召見三次與其交談，每次回答都深合忽必烈的心意。忽必烈從此對他備加優待，不讓他離開左右。

忽必烈又問他當今明於治道者有誰，竇默舉薦了姚樞和許衡，忽必烈馬上請人去召兩人。

此後，忽必烈讓愛子真金跟從竇默學習，還賜給他玉帶鉤，並對他說：「這是金朝內府的東西，你是老人，正適於佩戴，這樣我的王子見此物如見我一般。」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年時楊惟中曾同他去拜見過窩闊台。1235年，蒙古軍南伐宋朝，詔令姚樞隨楊惟中往軍中尋求儒、道、釋、醫、卜諸色人等。蒙軍破棗陽，主將要坑殺該城居民，姚樞極力勸阻，說這樣做並非詔書的旨意，以後如何向皇帝交代。坑殺遂止。

1241年，姚樞被任命為燕京行台郎中，並被賜予金符。不久他因拒絕賄賂，辭官而去，攜家遷居輝州，在那裏建立家廟，專有一室，供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頤等。除了刊印經書，他每日讀書撫琴，打算終老於此。

1250年，忽必烈派趙璧召姚樞至藩邸，以上賓之禮對待，並詢問治國之道。姚樞上書數千言，首先將二帝三王治國平天下之道列為八條，即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

其次列出了拯救時弊三十條，「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主要有：設立中書省和各部，統一政令，綱舉紀張；選賢舉能，裁汰平庸；頒賜俸祿，堵塞貪贓；制定法律，審理刑獄，收生殺之權於朝廷，使冤者能昭雪；設置監察機關，官吏能者升，庸者降；停止徵斂，使部族不能勒索誅求；精簡驛傳，減輕州郡的負擔；修學校，提倡經書，表彰節孝，以培養人才，淳化風俗；發展農業，輕徭薄賦禁止遊手好閒；嚴肅軍政紀律不使擾民；周濟貧窮，撫恤孤寡；實行屯田戍邊，鞏固國防；開通內河漕運，使京都倉廩充足；禁止高利貸，使借貸之家不致破產；設立常平倉以儲糧備荒；建立度量衡制度，使奸商不能欺詐；杜絕誣告，以減少不應有的訴訟……這都是漢人治理國家的有效方式。

看了姚樞的建言，忽必烈認為其才華出眾，於是常常召其來詢問，並將其視為自己的主要謀臣，同時聘請他為其長子講授經書。

姚樞（1201年～1278年），字公茂，號雪齋、敬齋，諡文獻。（公有領域）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初生時因為有大鳥停在庭院內，因名「鶚」。他自幼聰敏，能每天背誦詩文千餘言，長大後長於詞賦。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科舉中狀元，其後在金朝做官。蔡州為蒙古軍攻陷後，王鶚被俘，後被救出，在保州安身。

1244年，他被忽必烈聘請到漠北府邸，忽必烈對他格外優待，每每賜座，並直呼其「狀元」，不叫他的名字。王鄂每日為忽必烈講解《孝經》、《書經》、《易經》及齊家治國之道，講述古今事物之變化，常常講到深夜。如此一年有餘。忽必烈曾為其所論感動，說：「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

之後王鶚請求還鄉，但忽必烈請他留下，並賜給他一所大宅院。忽必烈還讓自己的近侍闊闊、廉希憲、柴禎等五人以王鄂為師，學習漢文化。

◎張德輝，金朝大儒，曾供職於金國御史台衙門。金滅亡後，在蒙古大將史天澤帳下為官。1247年受忽必烈召見。張德輝在《嶺北紀行》中記載了晉見忽必烈的經過。

第一次見面，忽必烈問張德輝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張德輝答道：「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有人說，金因為好儒學而亡，有這種說法嗎？」張德輝回答說：「金朝宰臣中雖用一二儒臣，但其餘都是世襲的武將，討論軍國大事時並不讓儒臣參與。而且以儒生而進為宰臣的，大抵只佔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金國的存亡，自有人應負責任，儒臣有何過錯？」忽必烈點頭稱是。

在面對忽必烈「祖宗的法度俱在，而許多未能付諸實施，該如何是好」的疑問時，張德輝指著銀盤比喻說：「開創國家大業者，如製造這銀器，要精選白金良匠，按一定規矩製作而成，交給後人，傳之無窮。但應交給謹慎厚道的人掌管，才永為珍寶。否則不僅會損壞，而且恐有被偷去的危險。」忽必烈沉思了良久才道：「這是我所不能忘懷的。」

忽必烈又詢問中原有哪些人才可用，張德輝舉薦了二十餘人，包括魏璠、元裕、李治三人。元裕即元好問，與李治都是張德輝的好友，為元史張氏傳中所說「封龍山三老」之二老。

1248年春，在忽必烈與張德輝的第二次談話中，忽必烈詢問為何要對孔子行祭奠之禮，張德輝告訴他，孔子是萬代主宰天下者之師，所以歷代君主都尊敬他。把孔子的廟修建得十分莊嚴肅穆，按時祭祀。崇敬與否，對聖人無利也無害，但可以見君王崇儒重道之意如何。忽必烈遂說：「從今以後，此禮勿廢」，即祀孔大典要持之永久。

此外，張德輝還解釋了「領兵與治民哪個最危害百姓」之問，並建議要任用有德行之人，才可以避免荼毒百姓。

毫無疑問，對於早就「思大有為於天下」的忽必烈正是通過這些漢族高僧、名儒的講授，進一步了解了佛法，了解了儒家文化，了解了如何做一名帝王，了解了如何治理一個國家，這為其完成祖父未竟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歷代帝王中，忽必烈對唐太宗、宋太祖和金世宗十分重視，其中的金世宗正是金朝走向全面漢化的關鍵人物，而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攬了房玄齡、杜如晦等一批人才，並在他們的幫助下成就一代偉業，這也讓忽必烈印象頗深。是以，在後來的治國和為人行事方面，忽必烈也有意仿傚這幾位明君，包括廣攬人才。

無疑，從忽必烈的走向看，當時的他已經認識到儒家對國家「大有利」，因此有意以儒治天下。後來，在即合罕位和成為元朝皇帝後，也始終對儒家文化保持著興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