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中共錢如何腐蝕媒體業

中共大外宣不被人信任，買單的人並不多。但只要砸大錢，在國際主流報刊上插入新聞廣告，隨著報紙外發，大外宣就能進入千家萬戶，依靠「借船出海」「贏得全球人心」。

你想讓「講好中國」的文章刊登在美國《時代周刊》？每頁可能得上萬美元起跳。《時代》就允許他們的品牌被用於中共的宣傳，把廣告設計得像新聞，有標題、配圖和長篇文字。但實際上，這些都是付費廣告商設計的。

想在《洛杉磯時報》上刊登整版的「北京專版」？或者在《USA Today》刊登關於中國經濟、自然環境和文化的「中國觀察」？每頁可能得花幾千美元。這些報刊與中共的英文版喉舌《中國日報》（China Daily）有合作，《中國日報》就是付費廣告商。

根據美國司法部外國代理人（FARA）報告，去年，《中國日報》每月向《時代周刊》支付約8.5萬美元的廣告費，刊登「中國觀察」文章。同樣地，每月向《洛杉磯時報》支付3.4萬美元，比如在去年9月17日的一期中刊登了四版插頁文章，包括北京專版、成都專版和特別報道。而《USA Today》去年則收到了10.75萬美元的付款。

《中國日報》今年3月17日在《洛杉磯時報》刊登的「中國觀察」廣告，在左上角註明「廣告」，在左側備註：本電子拆頁確認廣告於所示日期和頁碼刊登在《洛杉磯時報》上。（美國司法部FARA官網資料截圖）

《中國日報》2023年9月17日在《洛杉磯時報》刊登的「中國觀察」廣告，圖為報紙上端和下端的截圖合成。報端上方註明：本增刊由《洛杉磯時報》媒體集團在特定區域印刷和分發，不涉及《洛杉磯時報》的編輯人員。報端下方註明：《中國觀察》的資料由中國日報發行公司代表中國北京的《中國日報》發行。更多資訊已存檔在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美國司法部FARA官網資料截圖）

《中國日報》2023年9月17日在《洛杉磯時報》刊登的四頁「中國觀察」新聞插頁。根據司法部的要求在每頁報端和下端，除了註明為「廣告」外，還註明：本增刊由《洛杉磯時報》媒體集團在特定區域印刷和分發，不涉及《洛杉磯時報》的編輯人員。《中國觀察》的資料由中國日報發行公司代表中國北京的《中國日報》發行。更多資訊已存檔在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美國司法部FARA官網資料截圖/大紀元合成）

《中國日報》2023年9月17日在《洛杉磯時報》刊登的四頁「中國觀察」新聞插頁，有標題、配圖和文字。但實際上，這些都是付費廣告商設計的。（美國司法部FARA官網資料截圖/大紀元合成）

《中國日報》2023年9月25日在《USA Today》上刊登的「中國觀察」新聞，右上角註明「付費廣告」，報紙下端註明：《中國觀察》的資料由中國日報發行公司代表中國北京的《中國日報》發行。更多資訊已存檔在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美國司法部FARA官網資料截圖）

曾在西媒報刊見過「中國觀察」夾頁的人，應該對此做法非常熟悉。這和《僑報》的今日北京、今日廣東、武漢專版、成都專版很相似，但不同的是，《僑報》的專版上沒有貼「廣告」的標籤，也沒有在每頁註明「更多訊息已在美國華盛頓司法部備案」。

據稱，《華盛頓郵報》刊登「中國觀察」的廣告內容已超過30年。許多有名的刊物也都刊登過這種偽裝成新聞的中共廣告軟新聞。直到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幾家中共媒體列入「外國代理人」之後，這些情況才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司法部2023年10月5日收到的《中國日報》刊登在時代周刊的新聞電子版，在報紙頂部和尾部標記為「廣告」，「《中國觀察》的資料由中國日報發行公司代表中國北京的《中國日報》發行。更多資訊已存檔在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美國司法部FARA官網資料截圖）

欺騙美國讀者「借船出海」始於30年前

若把美國新聞編輯室比喻為推出報紙的品牌印刷廠，那麼《中國日報》的形象則可以描述為投放大量資金到各個品牌印刷廠，將北京大外宣引入其輸送帶，加上主流品牌的印記。在過去四年裏，《中國日報》為此投放了上千萬美元。假設每頁收費1萬美元，四年就能散播一千頁的內容。而這些主流品牌每天能夠觸及數百、數千萬讀者。

這種借船出海的對外宣傳模式，始於30多年前。在引領這個風潮的先行者中，有兩位值得注意的人物。

首先是《僑報》的首任社長熊斐文（1990年至1995年）。他原名熊懷濟，是人大黨史系畢業的中共黨員。在被中共委派到美國擔任《僑報》社長之前，他曾在香港擔任「中國通訊社」的社長兼總編輯，並將名字改為熊斐文（Sioeng Fei Man）。

《僑報》、中通社、中新社都隸屬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系統（簡稱僑辦），他們都是一家人。《僑報》和紐約中新社還共享辦公地址。僑報的資金，特定版面以及內容本身都來自中共政府，本質上是黨控媒體、黨媒。

《僑報》的今日北京等版面為各地的外宣服務，上面明確標明了製版來源，有些來自各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中宣部下屬企業，有些由中新社提供，有些則沒有註明。（電子僑報截圖，大紀元合成）

然而，《僑報》在商業登記時，卻是委託美國當地人出面，但當地人並不擁有實權，實權在北京派遣的人手中。這種做法是為了規避美國法律禁止外國政府在美國經營報紙的限制，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

同時，《僑報》也隱瞞了資金來源。2011年，一名僑辦老員工向大紀元投書稱：這些黨媒每年從國僑辦獲得的資金數額從幾十萬到幾百萬美元不等，因為讀者和觀眾稀少，必須依賴中國納稅人的錢來維持營運。他指出，儘管中共政府聲稱不干涉它國內政，但實際上從未停止透過海外黨媒進行政治活動，並推廣其專制統治的欺騙宣傳。

為了增加收入，《僑報》主辦者在1994年與赴美考察的《深圳特區報》編輯人員交談時，發現對方有意在海外宣傳廣東，於是提出共享國內新聞資源，合作出報的意願。雙方隨後達成協議，並獲得廣東省委宣傳部的支持。1995年7月1日，兩報同步刊登了「今日廣東」專欄，標誌著中國大陸報紙在海外建立「窗口」的新趨勢。

這種新的對外宣傳模式開始形成。《僑報》隨後陸續推出了「今日福建」、「今日江蘇」、「今日北京」等多個省市的專輯。

在《僑報》牽線下，廣東省外宣辦又先後在僑辦旗下的法國《歐洲時報》、加拿大《現代日報》、巴西《南美僑報》和馬來西亞《光華日報》開辦了「今日廣東」版面，實現一版多用。該模式將中共的宣傳搬到了國際舞台，被視為「外宣戰略的一大突破」、「經濟有效的外宣範例」，獲得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和僑辦的「肯定」。

據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僑報的部份資金來源正是僑辦透過這種省市專版，以廣告費的形式提供，這些款項每月會匯入中國銀行的帳戶。

中國新聞插頁蔓延到英文媒體

將中國的新聞插頁蔓延到英文媒體，還有第二位關鍵人物，名叫熊德龍（Ted Sioeng）的印尼富商。他於1995年10月以300多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親台的美國華文報紙《國際日報》。之後，他改變了該報的報道方向，大量增加中國的報道，開設「今日雲南」、「今日貴州」等專欄專版。

同時，熊德龍也瞄準了英語媒體和讀者，他在加州最大的《洛杉磯時報》上投放廣告，每周用八個版面刊登中國的新聞，開設英文版的中國福州、天津等城市專版介紹，塑造中共的形象。他還包辦了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和香港《文匯報》在美國、印尼的發行，以獲得來自中國的商業優惠。

這種模糊新聞與廣告界限的插頁版，逐漸在更多英語媒體上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僑報》的首任社長熊斐文，也是熊德龍在收購《國際日報》後所委任的社長。

在熊德龍收購《國際日報》後，他將報紙交給了熊斐文管理，這位曾任美國《僑報》社長和香港中通社社長的人物，使得外界盛傳熊德龍的收購行為可能是受到中共指示的。

熊斐文先後在《僑報》與《國際日報》擔任社長，但兩報的性質不同：前者受中共僑辦控制，後者是私人擁有。前者如同中共的親生兒子，而後者則是被領養的兒子。

中共對海外的黨控媒體，即所謂的「親生子」，經常通過隱藏資金來源和人物真實身份來遮掩，不讓外界了解其真實情況。但對於「領養子」，中共則沒那麼多顧慮，熊德龍在大陸受到了很多吹捧，因此相關資料很多。熊德龍的經歷非常典型，其背後的故事有助於理解中共如何在海外進行滲透。

「借船出海」操盤手成美總統座上賓

熊德龍兼有荷蘭、印尼血統，出生後被父母遺棄，由一對來自廣東梅州的印尼華僑從孤兒院收養。儘管他是「老外」長相，但母語是中文。1982年他移居美國，在中共的支持下，一躍成為洛杉磯地區的頭號親共僑領，主持了許多中共的集會，紅極一時。

199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熊德龍成為「中國門」捐款醜聞中的關鍵人物之一。據稱，他向民主黨捐贈了與中共有關的資金，並在募款活動中坐在主桌的克林頓總統和戈爾副總統旁邊。儘管熊德龍當時既不會說英語，也沒有綠卡，更不具備政治捐款的資格。

熊德龍和熊斐文還參加了在南加州一座佛教寺廟舉行的有爭議的籌款活動，兩人坐在主桌，副總統戈爾擔任演講者。據報道，這次籌款活動中的部份資金來自佛教尼姑和僧侶，這些人頭捐款被懷疑是用來掩飾真正的外國資金來源。

1997年，美國司法部長、CIA、FBI和國家安全局長向國會報告，稱他們有可靠情報顯示熊德龍是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熊德龍家族給民主黨的40萬美元捐款中，有一半來自「海外帳戶轉帳資助」，資金來源被認定是經過香港而來自於中共。

當時新聞周刊報道指出，執法部門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中共為贏得影響力而採取了三管齊下的策略：利用美國的親共代理人網絡非法向政客輸送政治獻金；展開積極的宣傳攻勢；向目標政客的親屬提供「經濟利益」，即在中國大陸有利可圖的商業交易。其中熊德龍被視為輸入金錢和宣傳的渠道。

面對美國司法部的調查，熊德龍選擇逃往中國，此後未曾返回美國。而《僑報》的開山社長熊斐文，在此事件中作為沉默的證人，被國會召喚但拒絕作證，援引了美國憲法賦予的「不自證己罪」權利。

美國政界對金錢的渴望被中共鑽了空子

「中國門」事件的起因可追溯到1994年的中期選舉，當時共和黨結束了民主黨長達40年的國會控制權，這使得總統的政治地位不穩，迫切需要資金支持連任。

在這種背景下，1996年大選期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使出渾身解數」尋找新的資金來源，包括舉辦與總統共飲咖啡的活動、出租白宮內著名的林肯睡房，以及接受與中共政府有密切聯繫的亞裔捐款。飢不擇食的後果，就是1996年克林頓競選連任時，爆出了中共間諜給他和DNC提供大量現金的「中國門」醜聞，當時正值江澤民執政時期。

由於捐款金額高達上百萬美元，且涉及到外國資金介入美國大選的指控，事件越燒越大。然而，調查僅持續了幾個月便被中止，最終有17人被判有罪，而有60多名涉案者逃離美國，其中包括澳門富商吳立勝。司法部對「中國門」的調查也就不了了之。但美國聯邦參議院委員會在1997年和1998年公布了幾千頁的調查報告，至今仍可查閱。

「借船出海」在美國如何運作

政治黑金可以滲透並影響美國議會的決策，那麼在媒體領域，「借船出海」會是怎樣的一種運作方式呢？

熊德龍早年曾對媒體說，《國際日報》擺脫困境靠的是把自己的船借給中共媒體，因此，他總結出的特色化發展道路是「與中國報紙合作，利用自己的網絡，『借船出海』使中國訊息能及時傳送到僑胞面前」。

在2015年發表於中新網的文章中，熊德龍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是「華人媒體的必然使命」，「即充當民間公共外交的角色」。

他提到，天津《今晚報》有50個海外版，而《國際日報》是其首個海外合作夥伴。2014年，《國際日報》因在《洛杉磯時報》加頁插入的一則關於重慶的新聞廣告而獲「中國記協」的獎，「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國際傳播案例。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為此發來賀信。」

在羅英洋撰寫的《客家區域文化叢書：印度尼西亞客家》中，描述熊德龍擅於資本運作，通過將《國際日報》的整體廣告合約「打包」，然後高價轉賣給更大的資本家，實現了廣告收益的倍增和利潤的極大化。經過「打包」的廣告大權，歸購買版權的資本家，貫上其知名度，價值提升了，客戶不是直接與報紙打交道，而是跟購買版權的資本家簽約。這一資本運作形式，不僅增加了報紙的效益，也使得購買版權的大商家獲得巨大利益。

文章說，在盤活廣告上，熊獨出心裁，把中國給他的廣告小財源，借用資本運作，開拓成大財源。「這一獨創⋯⋯很自然把呆板的廣告培育成又一顆『搖錢樹』」。

熊德龍在2017年梅州網的採訪中進一步解釋說：「有讀者就有影響，有影響就有辦公司做生意的可能。我們做報紙的，比任何一個行業都不好做，但如果和做生意掛起鈎來，則比任何一個行業都好做！這就是我的『秘訣』。」

他在同年福州市舉辦的世界華文傳媒論壇上，特別強調「媒體融合」的重要性，並以《國際日報》與《洛杉磯時報》合作，中國新聞插頁隨《洛杉磯時報》同步發行為例，說明「華媒就應與美國當地媒體及中國媒體『打成一片』」的理念。

「借船出海」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共的海外影響力不僅範圍更廣，力度也更大。這種影響在《華爾街日報》、華府的有線電視節目中都十分明顯。

美國國會於2017年舉行了一場聽證會，主題為「中國的訊息控制、全球媒體影響力和網絡戰策略」。「自由之家」東亞高級研究分析師薩拉·庫克（Sarah Cook）作證指出，中共的外宣行動傳達了三大目標：塑造中共正面形象和對中共獨裁的良性看法，鼓勵外國投資，以及邊緣化、污名化或全面壓制反共聲音和尖銳的政治評論。

庫克在她的書面證詞中提到，中共壓制中文異見媒體的手段正在擴散到美國主流媒體。例如2017年1月，「中國觀察」在《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廣告插頁中攻擊神韻藝術團和法輪功，使用中共官宣的語言，並呼籲讀者抵制在紐約和華盛頓舉行的神韻演出，儘管神韻的票房需求旺盛。

她說，這是「中國觀察」首次在主流媒體上用假新聞廣告的方式，對美國本土的中國異議團體、藝術機構進行仇恨言論攻擊。

庫克認為，中共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於外宣和媒體審查，但效果有限，因此其手段變得更加隱蔽和複雜。從中長遠來看，隨著中共與美國媒體之間經濟依賴關係的加深，這可能會對某些議題施加自我審查的壓力，引起了對其政治和經濟影響的深切擔憂。

「借船出海」在台灣怎麼運作

中共這種操縱輿論的情況並不限於美國。根據台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的研究，台灣報紙上以不透明的方式刊登中共政府單位製作的新聞，大約始自2009年。

在2012年3月的一個例子中，《New Talk》的調查報告揭示了福建省省長訪台時，旺旺-中時傳媒集團如何配合福建省政府和廈門市政府的宣傳計劃，並從雙方獲得資金，在省長訪台期間在《中國時報》及其附屬報紙上刊登了一系列相關的嵌入式新聞，以「外加預算」方式購買新聞報道。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在「台灣媒體的中國因素」文章中指出，旺旺集團在北京建立了旺旺-中時文化傳媒機構，將中共政府的廣告包轉包給台灣其它媒體公司，賺取中介費。一些在中國擁有商業利益的台灣資本家也考慮購買台灣媒體所有權，以增加政治影響力並獲得中國的投資補貼。

文章舉例說，旺旺集團與華夏時代集團合併後，從中共當局收取了大量嵌入式廣告費，其中國子公司旺旺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在2011年獲得了4,700萬美元的中國官方補貼，這佔淨利潤總額的11.3%。此外，旺旺集團一直透過其媒體影響力爭取中共政府的特殊利益。

中共從「借船」過渡到「買船」

植入式新聞以獨特的方式模糊了新聞和宣傳之間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是利用了傳統本地新聞的衰落。2021年，中國記協網發表文章討論如何開展隱性的宣傳，認為即使是自稱獨立的西方媒體也無法完全脫離資本的影響。

根據FARA的記錄，《中國日報》在美國的廣告支出從2009年的50萬美元激增至2019年的500多萬美元，顯示出這種宣傳策略的擴張。許多媒體公司因財務困難而對這些廣告收入趨之若鶩。

中共在美國法律的約束下，近年試圖更積極地從「借船」過渡到「買船」，特別是透過美國的個體企業家，接管西方文化媒體。就類似馬雲在香港購買《南華早報》的操作。中共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秘密行動和操縱行為也是一個新的趨勢，形式多樣。

在與中國媒體的合作中，許多美國媒體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所達成交易的性質。民主黨65區區領袖于金山回顧了從老布殊到奧巴馬時期（1989年至2017年）的美中外交關係，說當時的關係密切到了「水乳交融，有求必應，要甚麼給甚麼」的地步，以至於「甚麼都不理」，忽視了這些交易的本質。

旅美中國學者何清漣在其著作「世界華文媒體的政治版圖」中指出，許多國家的華文媒體早已被中共以多種方式控制。與90年代初期相比，這些媒體的報道內容發生了明顯變化，更多關注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而忽略了人權侵犯、社會抗議等敏感話題，幾乎成為新華社消息的延伸。這些媒體越來越像宣傳品，無法依賴市場機制持續運作，只能依靠討好北京才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