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外宣」海外擴張，但促使這些中文媒體蓬勃發展的原因還是華人，尤其是華人新移民，中文媒體通常被視為比英文媒體更可信、更有說服力的消息來源。即使會英文，很多人還是習慣看中文，從微信獲取大部份經中共網絡審查過濾的「新聞信息」。因此許多華人到海外多年還是「自帶防火牆」。
美國主流報紙進入華人移民圈子的比例極小。法拉盛前市議員顧雅明曾舉例說明，在法拉盛華人和南韓人聚集區，西方主流的英文報如果賣出一份，當地的華文報紙加起來「一天就能賣出200份」，是英文大報的200倍。
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共有能力以不易被美國政府官員所了解的方式，影響美國政治。要了解中共對美國社會的腐蝕和危害性，政策制定者必須了解中文媒體環境，才能更好的應對中共的干涉和對美國華人社區的影響。
借船出海
眾所周知，新華社是中共政府的影響力代理人，但美國政府僅給它貼一個「外國使團」標籤顯然不夠。因為新華社並不直接出報，而是在當地合作夥伴的協助下，通過內容共享協議，向美國華人讀者發報道。這一策略將中共的敘事通過第三方灌輸給美國讀者，而隱藏了官宣的背景。
中共將這一戰略稱為「借船出海」。紐約華社至少有三條船——《中文電視》、《僑報》和《星島日報》，為新華社等喉舌鋪就對外傳播的路徑。
《僑報》於1990年1月在紐約創刊，是美國唯一一家採用簡體字、唯一在北京設立新聞中心的中文日報。其總裁游江2015年發文談論該報的「機遇和挑戰」時，坦承《僑報》的機遇在於「作為中國整體對外宣傳的重要補充部份」，正日益得到中共政府的重視。
美國智庫胡佛研究所2019年的報告《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指出，《僑報》由中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及其中國新聞社派往美國的人員（謝一寧）創立，旨在扭轉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外界對中共政府的負面看法。《中文電視》（Sino Vision）和《僑報》在同一個地點辦公，同屬一個集團。
嚴格講，《僑報》和《中文電視》屬於中共在海外直接造的「船」。但由於《僑報》枱面上以美國人在美國註冊公司的身份營運，因此至今沒有在美國國務院註冊《外國代理人》。
《僑報》微信公眾號 vs. 統戰部
大紀元記者調查發現，紐約《僑報》的微信公眾號nyqiaobao，由《中國新聞社》全資控股的子公司——「北京中新唐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認證和營運。中新社是中共的主要宣傳機構之一，專門面對海外華僑社區。
「北京中新唐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核心業務是為美國、法國、巴西、澳洲等海外華文媒體提供從採編系統、多媒體內容管理、影片發布、電子報發布、app開發、輿情調查、大數據影響力調查分析，到社會化智慧傳播系統等全方位的技術信息支持。
這套「全媒體輿情監控系統」顯示中共是如何整合和協調海外華人媒體與中國境內的官媒，使其成為黨國的大規模監視網絡的重要組成部份。
2018年，中共統戰部職能擴大，國僑辦被納入統戰部領導。此舉將僑辦的中新社直接置於統戰部之下，統戰部通過中新社擁有或控制多家海外華文媒體及其微信公眾號，也包括美國的《僑報》。
僑社對《僑報》的性質心知肚明。長期以來，紐約親共社團所有表態撐共的廣告，同鄉會主席還屆的廣告，一律只在《僑報》刊登，就因為這是直接受控中共的報紙，在《僑報》登廣告是做給中領館和大陸僑辦看的。 例如《僑報》2020年5月24日B03整版廣告，登的是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暨屬下221個社團聲援港版《國安法》。
《僑報》與中共論調一致
《僑報》的特點是大量報道來自新華社和中新社的消息，代表著中共官方的聲音和觀點。除了本地新聞報道當地的華社活動外，大部份新聞版面都由國內直接承包傳送。
《僑報》與中共官方論調一致的表現包括兩大方面：
1. 同時發表相似的文章。如《僑報》自江澤民1999年下令鎮壓法輪功以來，一直幫助中共在海外打壓法輪功。據不完全統計，1999年至2002年5月，《僑報》共刊登300多篇針對法輪功的反面文章，幾乎平均3天一篇，觀點與中共官媒同出一轍。
2. 使用相同的語言和措辭。例如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僑報》版⾯上，港⼈抗爭者被稱為「暴徒」、「非法示威者」，「佔理大暴徒，95%為校外人」，「中方召見美大使，抗議涉港法案」。再如《僑報》跟著新華社的論調，將俄烏戰爭稱為「俄烏局勢」，因為普京拒絕用「入侵」或「戰爭」這樣的詞彙。
尋求塑造和影響美國決策
中共尋求在地緣政治問題上影響美國輿論，媒體是否採用代表中共的宣傳，有幾個觀察指標：法輪功、民運團體、香港、西藏、台灣、新疆，中華民國、中共、習近平以及中美爭端等。
例如2019年7月11日和12日，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過境紐約，旅美中國民運人士到她下榻的酒店歡迎時被人圍攻，這群人自稱「愛國人士」，扛著五星紅旗打人。大紀元記者拍攝了現場打人影片。
7月13日，紐約《僑報》在A2以「蔡英文過境 抗議聲不斷」為標題報道，描寫成「支持者與抗議者一度爆發肢體衝突，引警方介入」。配圖是親共團體舉著「主張台獨、走向戰爭」「不承認一中 背祖忘宗」「蔡英文破壞中美關係」等展板與橫幅的照片。同一版面是中新社的「美企售台武器 將受中方制裁」一文。
2015年8月15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呂巡訪問紐約僑社時，中共對媒體的影響力得到了凸顯。當時，《世界日報》記者在報道中將沈大使說的「中華民國是有情有義的國家」，改成「中華民族是有情有義的」，並扭曲沈大使的講話原意，說沈大使「永遠記住中國人的身份」。次日遭到大使抗議後，《世界日報》刊登更正啟事。
再如，2019年11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自由法案》援助逃離迫害的香港人，次日《僑報》發表「美涉港法案成法 中方五連擊」「俄專家：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使當地形勢複雜化」。
在此前後，親共僑社進行了配合中共官方的表態。2019年11月26日、12月11日，《僑報》兩次報道「美東僑界227僑團組織聯署／強烈譴責美國國會通過涉港法案和涉疆法案」，內容是「譴責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華裔社區反對，簽署和通過xx人權政策法案⋯⋯美國企圖分裂中國，因此旅美華人華僑堅決支持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美國反華勢力⋯⋯。」
此外，在中共代理人的影響下，紐約華埠中國新年遊行的主辦方一直拒絕法輪功團體參加遊行。2017年《美國之音》曾報道「法輪功案受挫 加州參議員斥中領館干涉立法」，提及加州參議會在司法委員會全體通過「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持續迫害」決議案的情況下，突然把該案打入冷宮，源自中領館發送電郵給加州參會全體成員，聲稱該決議案「將嚴重傷害加州和中國的合作關係，也會嚴重傷害中國人民和加州廣大華人社區的感情」。
法輪功團體的遭遇不僅反映出中共輸出迫害政策、試圖操控美國政府對中共侵犯人權閉嘴，更反映出中共挾持中國人民和「海外廣大華人社區」干預美國內政的手段。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這些活動和宣傳聲稱代表了華人社區「民意」，尋求塑造和影響美國的決策，來符合這些人利益。實際上這不是華人社區想要的，而是中共想要的。
美國應對工具不足
現在的主要問題是，面對中共的影響力工程，美國政府還沒有有效的制約手段。對華人圈發生的事情，對中國媒體進軍海外的規模及其隱蔽和複雜的媒體策略，因為隔著一層語言障礙，華盛頓或美國媒體還沒有完全理解。
《星島日報》自2001年由擔任中共政協委員的香港商人何柱國買下後，立場已轉為親共。紐約星島對中國事務的報道，是由香港星島總部提供材料，其內容始終都支持北京，包括其一半以上的美國內容也來自一家名為Star Production的中國深圳公司。
但直到2021年何柱國將《星島》賣給佳兆業主席郭英成的女兒郭曉亭後，美國司法部才得以勒令美國《星島》註冊為「外國代理人」，要求其每半年向美國政府報告其財務來源和支出情況。
美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ARA）旨在讓公眾知情，並不規範代理人的運作。星島也只在每日報紙頭版最下方標示一行小字說明其代理人身份，但沒有多少讀者會留意到。該法對中共滲透行為的震懾作用、對「現實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
相反，自從貼上「代理人」標籤後，星島比《僑報》更直截了當的充當大外宣，例如中共駐芝加哥總領事趙建去年8月9日在《星島日報》美東版發表署名文章，直接向星島讀者針對台灣問題發表2000字的長篇大論。
而《僑報》在美國以私人公司背景註冊，其背後運作資金依然成謎。
紐約《僑報》在法律上的正式名稱和發行商為「太平洋文化企業」（Pacific Culture Enterprise Inc）。《僑報》還有一個名稱叫亞洲⽂化中⼼，查看紐約州註冊網站，他們在不同的年份用過不同的公司名。至於亞洲⽂化中⼼、太平洋文化企業、格律文化傳媒集團之間的關係，由於是私人公司，外界很難搞清楚。
正如胡佛研究所在2018年發表的《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報告所說，很難看清楚「準黨媒」的所有權結構。比如，枱面上「亞洲文化」（Asian Culture）和 「傳媒集團」（Media Group）以美國私人公司的身份掌控親共媒體《美國中文電視》和 《僑報》；事實是，該公司裏頭的員工曾服務於中共國營的中國新聞網 。
「我們掌握的消息來源並堅稱，這些員工被中國政府派駐美國，為在美政治宣傳計劃打基礎。相較於中共直營的媒體集團，『私人公司』身份使得任何要令它關門的行動，在法律或倫理上招致更多挑戰。」報告指出，類似情形也出現在那些受到中共魔爪影響的獨立出版商及網站身上。
即使胡佛研究所的報告認識到，《僑報》及《美國中⽂電視》的成⽴是為了服務於中共的⽬標，「這些業務中的⼤多數CEO和編輯都是國內新聞編輯和記者，還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官員。」「根據中⽂電視的前任⾼管王愛冰的說法，從1990年開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每年向中⽂電視提供80萬美元，最終將其補貼提⾼到200萬至300萬美元之間。王在2011年致海外華⼈事務辦公室的信中指控了其廣泛腐敗⾏為。」
但因為私人公司有其自主權和經營自由，美國的法律對這種情況無能為力，報告提出問題：「如果美國法律允許報紙發行人或網頁經營者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美國政府又怎麼能實行差別待遇、拒絕親共立場的表達？」
問題的關鍵是，這不是正常的美國私人公司，向誰效忠是個大問題。正如北京多年的重要統戰對象、新加坡《聯合報》前總編林任君2011年9月在「第七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所指出的：
「這些海外華文報，有很多是以『僑報』的身份存在，以『僑報』模式經營的；有些連效忠的對象也是中國，而不是所在的國家。在資源方面，包括報社的資金和人力，新聞來源等，則相當依賴中國國內的支持。⋯⋯與其說它們是『海外華文報』，不如說是中國報章的海外延伸版。」
中共正在影響數百萬美國華裔 學者：中共媒體需關閉或賣掉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胡佛研究所的報告提出的建議是：「美國當局需要確立買下美國媒體的中國企業真正的『所有權結構』。任何受國外機構所有或控制的媒體，特別是為外國政府立場服務者，都必須依照FARA登記。美國也應當進行全面性的審視，評估FARA規範的範圍之外的組織及其員工，是否需要登記為『外國代理人』，還有人主張應當確保這些組織的僱員收到一份揭露報告，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在替國外代理機構工作。」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卡普蘭教授（Seth D. Kaplan）半年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觀點文章《中國的宣傳如何影響西方》也提出，美國政府應該要求企業披露其與中國或中共統戰組織的所有權結構和財務關係，並逼那些受到中共影響的媒體「要麼賣掉，要麼關掉」。
他說，美國國土安全部必須揭露微信等社交軟件所帶來的國安風險，該部門應起草法規、要求他們遵守美國言論自由和私隱標準。如果他們不遵守，政府應該禁止他們進入美國市場。因為「中共正在影響數百萬華裔每日接收的信息。如果北京的宣傳活動不受遏制，所有美國人都將承受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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