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眾議院以352票對65票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禁止TikTok的法案，除非TikTok的所有者在六個月內撤資或出售該款影片應用程式。TikTok目前由中共控制，其邪惡證明了必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

問題是，隨之而來的政府限制TikTok的執法行為，可能開啟一道後門，使政府可以壓制反對暴政的人們的言論自由。許多人認為這就是當前的現實，而不是對未來的猜測。

首先，中國問題專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和其他人對TikTok的邪惡性質的看法是絕對正確的。第二，《第一修正案》中規定的言論自由，（在此情況下）存在哪些危險？第三，參眾兩院可能會在討論中做出哪些改變，以回應對言論自由危險的合理關切？

眾議員湯姆‧麥克林托克（Tom McClintock，加州共和黨）是一位虔誠的憲法主義者，他說：「我們應該捍衛《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自由和公開辯論……判斷真相和謊言的最好方法是把兩者放在一起，相信人們能分辨出其中的差異。我們最不應該做的就是把權力從人民的手中奪走，交給政府。……回應中共式宣傳的答案不是中共式的壓迫。讓我們在這個非常陡峭且滑溜的斜坡上放慢腳步，以免犯下錯誤。」

來自外國的虛假訊息不能靠類似KGB、蓋世太保、史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古巴情報總局的官僚機構來應對，這些官僚機構反對美國人民的言論自由，而不去回應外國宣傳。美國政府針對的應該是外國敵人，而不是可以自由表達的美國人民。

特別是，為甚麼如此關注TikTok這個社交媒體平台？因為它無處不在，擁有1.7億美國用戶；它是Z世代最喜歡的玩具，Z世代幾乎只在TikTok上進行互聯網搜索。

那該怎麼辦？

中共控制著TikTok

中共控制著TikTok的僱員及其內容，開展政治影響力行動，並收集數百萬美國公民的海量數據。

TikTok及其母公司字節跳動直接從中共官方媒體僱用了約300名員工。TikTok的美國員工被要求在深夜向北京的主管匯報工作，而不是向美國主管匯報。

中共控制著字節跳動，該公司不僅直接控制著中國版的抖音，而且還直接控制著美國版的TikTok。TikTok傳播的有毒內容是中國青少年在抖音上無法接觸到的。

影響

特朗普政府期間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能說流利的中文，他觀察到，TikTok是中共分裂美國人和「導致我們對政府形式失去信任」的最強大武器之一。

TikTok據稱傳播了一段鼓勵校園槍擊的影片。TikTok上還有誘人的販毒影片，招募年輕的美國人。

布魯克斯縣（Brooks County）警察局的豪爾赫‧埃斯帕薩（Jorge Esparza）說：「（他們）展示了大量的金錢、酗酒和聚會。」

TikTok在美國投放廣告，聲稱這是一家愛國的美國企業，而不是中共腐蝕美國青年的工具。

TikTok有自己的粉絲和說客。拜登政府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極力維護TikTok對民主黨的價值，說：「作為一名政客，我認為，你將永遠失去所有35歲以下的選民……無論我多麼討厭TikTok……它適合孩子們的胃口；你知道，這就是美國。」

祖拜登總統在TikTok上進行競選活動。

TikTok聘請了SKDK，利用（這家公關和公共事務公司擁有的）拜登政府的前高級官員游說國會，她們是：政治顧問安妮塔‧鄧恩（Anita Dunn）以及拜登的新聞秘書凱特‧伯納（Kate Berner）、赫比‧齊斯肯德（Herbie Ziskend）、辛格（Sabrina Singh）和泰勒‧切里（Tyler Cherry）。

數據

據Buzzfeed報道，洩露的八十多個內部會議音頻證明，中國員工多次訪問TikTok美國用戶數據。

TikTok獲取了美國人的面部特徵和聲紋給北京，並且封禁了中共的批評者。據Malwarebytes實驗室稱，TikTok收集IP地址，及用戶點擊、輸入和搜索訊息。TikTok有能力監控和審查超過一億部美國智能手機和電腦。

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是特朗普任命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委員，他發推文稱：「TikTok不僅僅是一個影片應用，而是披著羊皮的狼。TikTok收集了大量美國用戶的敏感數據……並且使用嵌入式跟蹤程序『像素』（pixel）在北京訪問這些數據。」

政府侵犯言論自由的危險

政府對TikTok實施禁令所帶來的危險，在美國已經經歷過。記者馬特‧塔伊比（Matt Taibbi）和作家邁克爾‧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揭露了納稅人資助的政府機構為「審查行業綜合體」提供資金。

塔伊比說，政府機構與其私營部門代理之間的聯繫以及審查制度是「數字麥卡錫主義」。

2020年秋天，國土安全部成立了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很快被曝光為審查「虛假資訊」的「真理部」。於是，虛假資訊治理委員會被叫停，更名並重組為外國惡意影響應對中心（FMIC）。

FMIC的成員機構廣泛，匯集了軍事、執法、情報和外交機構。塔伊比還指認了準私人的、通常由納稅人資助的審查機構——史丹福大學的「選舉誠信項目」（Election Integrity Project）、「新聞衛士」（Newsguard）和「全球虛假資訊指數」（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GDI）。

《紐約時報》也加入了中共的陣營，要求TikTok審查那些抱怨選舉誠信的美國人。作為一家由中共全資擁有的實體，TikTok對這一邀請表示歡迎，並在2022年選舉期間審查了所謂的陰謀論和錯誤資訊。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為FMIC及其國內議程進行了辯護，稱其不僅要處理外國干預選舉的問題，還要處理國內的虛假資訊。

雖然FMIC的任務是打擊外國干涉選舉，但它轉向了美國國內的虛假資訊。FMIC支持資金充足的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致力於打擊國內的虛假資訊。

同樣，2018年成立的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擁有30億美元的巨額預算，其工作重點也從外國利益調整為國內選舉安全這一「關鍵的國家基礎設施」，關注的問題是不受歡迎的美國言論和集會。

CISA作為一個政府機構，與企業、大學和研究中心，包括史丹福大學的選舉誠信夥伴關係（Election Integrity Partnership，EIP），不合理地結盟，審查言論。

美國政府資助了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和史丹福大學的審查工作。史丹福大學的EIP與其它政府機構——國土安全部、國務院以及國務院的全球參與中心——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針對特定的錯誤資訊進行「標注」。據《紐約郵報》報道的電子郵件顯示，史丹福大學EIP的「虛假資訊」小組在2020年大選前與CISA合作，審查美國人。

CISA主任詹‧伊斯特利（Jen Easterly）聲稱，關注錯誤資訊將保護美國的「認知基礎設施」。CISA在認知上受到了挑戰。來自史丹福大學EIP的CISA顧問凱特‧斯塔伯德（Kate Starbird），以及前中央情報局法律顧問蘇珊娜‧斯伯丁（Suzanne Spaulding）建議針對「惡意訊息」，即事實真實、但「具有誤導性」的訊息進行打擊，真相並不重要。

然後是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出人意料地使用了代理機構——保障民主聯盟（Alliance Securing Democracy，ASD）、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阿斯彭研究所，最著名的是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PLC）。在SPLC的2022年的《仇恨與極端主義》年報中，SPLC給十幾個家長權利組織貼上了極端主義的標籤，如「自由母親」（Moms for Liberty）。在SPLC的指導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將家長們視為恐怖份子。司法部長加蘭（Merrick Garland）把矛頭指向了「自由母親」組織，因為該組織譴責政府推行的反白人、反異性戀課程。

在聯邦調查局的一宗案件中，最高法院一致決定反對聯邦調查局秘密將200萬人列入審查名單。

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說，聯邦調查局「試圖說服一家中間媒介刪除第三方的私人言論……這在（諾伍德訴哈里森）一案中寫得很清楚」，此舉「侵犯了言論自由」。

「國家不得誘導、鼓勵或推動個人去做憲法禁止的事情。」巴雷特說。

推特、Facebook、Google和其它公司接受了各政府機構的審核「請求」。拜登利用Facebook和推特單方面解除了美國對中共的訊息戰，反而對自己的美國政治對手發動了一場虛假資訊宣傳戰。

在被馬斯克接掌之前，推特的內容「版主」經常與聯邦調查局和其它政府機構交換電子表格，上面有政府機構希望審查的成千上萬人的具體姓名。

馬斯克發現，政府機構可以訪問推特用戶的私人資料。美國憲法規定，對公民進行竊聽必須獲得授權。

至於阿斯彭，它主張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可以完全獲取社交媒體上的數據，以便對社交媒體平台進行監管。在「公共利益」名義下，FTC同意限制虛假資訊，即使這是以言論自由為代價。

答案是甚麼？

參議院的辯論圍繞著延長出售TikTok的時間，尋找買家，以及允許任何外國買家。

參議員沃納（Mark Warner，維珍尼亞州民主黨）與魯比奧（Marco Rubio，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合作，建議給字節跳動更多時間出售TikTok。

參議員本‧卡丁（Ben Cardin，馬利蘭州民主黨）反對外資控股，他告訴保守派新聞網站《華盛頓觀察家》：「我覺得，如果沒有外資控股，我會感覺更舒服。」

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俄勒岡州民主黨）表示，「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政府的侵害。」

懷登憤怒地譴責前財政部長史蒂夫‧姆欽（Steve Mnuchin）尋求外國（可能是沙特）投資者。

魯比奧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在尋找不受中共《國家安全法》約束者」。他希望參議員們理解「字節跳動可能被武器化，用於資訊戰，對抗美國」。

同樣，華納堅稱，「我們只是想確保最終控制權不在中共手中。」

遺憾的是，這場辯論普遍忽視了言論自由的問題。雖然要求中共撤資還沒有達到全面禁令，但美國政府及其審查代理人對言論自由的威脅仍然存在，與中共的威脅一樣。

答案既簡單又複雜。政府機構應該將槍口轉向打擊外國的虛假資訊，而不是反對天賦的自由權利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

數十年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一直在對美國進行「超限戰」和不宣而戰的政治戰，卻沒有得到任何重大回擊。問題是，太多的政府機構不感興趣，甚至不願發動一場僅僅是回應虛假資訊的防禦戰。

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憲法、法律和道德責任，轉而攻擊正在行使其自然權利和憲法權利的美國同胞。

作者簡介：

羅傑‧坎菲爾德（Roger Canfield）博士撰寫了四本關於中共在美國境內的政治影響和情報活動的書籍：《中國娃娃》[China Doll，與理查德‧德爾戈迪奧（Richard Delgaudio）合著，2000年]、《隱形入侵》（Stealth Invasion，2002年）、《中國商人》（China Traders，2000年）《中國的特洛伊木馬》（China’s Trojan Horses，2002年），發行量為100萬冊，《讓紅色中國付出代價》（Make Red China Pay，2021年）發行量為25萬冊。坎菲爾德是海軍退役老兵，航空電子技術員。他在克萊蒙特‧麥肯納大學（CMC）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並在克萊蒙特研究生院獲得政府學博士學位。

原文：The TikTok Issue: Countering Evil, Constitutionall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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