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有次在北京，去拜訪了一位在北京市黨校上班的朋友，他帶我去校內看了一個墓地，這是明朝萬曆年間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之墓，當時記得墓地頗為凋零，和我印象中大名鼎鼎的這位傳教士的顯赫名氣實在不相配。
這個墓地是利瑪竇1610年病逝北京時，萬曆皇帝特別贈送滕公柵欄一塊土地為他永久安息之所，之後在北京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多葬於此（法國教士則多葬於杭州傳教士墓地）。這就是有名的滕公柵欄天主教墓園。
利瑪竇一生有很多傳奇故事，其中之一是他最先發現中國有一個流散異域的猶太人社區，即今天很有名的開封猶太人。我在前面《包公灰闌記和所羅門王審案》一文曾經提到，可能在唐朝時候已有猶太人來到中國，隨後在北宋時候開始在北宋京城汴涼，即今河南開封市形成一個猶太人社區。而最早發現開封猶太人的就是利瑪竇。
這個發現過程相當戲劇化。
1605年夏天。一位來京城參加科考的開封舉人艾田應試後在下榻的旅舍讀到一本小冊子《京都異事》，立即心生興趣，因為小冊子說有幾個西域回回在北京建了一個禮拜堂，這些回回信仰天地之間只有唯一一個神存在，艾田立刻決定前去看看。因為這位開封舉人是位猶太教徒，即自稱的一賜樂業教徒。
這天恰好是天主教紀念施洗者約翰誕生之日，即聖約翰浸禮節，禮拜堂正在舉行儀式。艾田上前致意，說他來自開封，家人世代信奉崇拜一神的一賜樂業教，大家都是天主之子，很高興能在開封相遇。利瑪竇很興奮，以為見到一位本地基督教徒。而艾田也以為他是一賜樂業教的同門。
但兩人好像雞同鴨講了好一會後，才發現彼此都誤會了，艾田意識到利瑪竇不是一賜樂業教徒，也不是《京都異事》所謂的回教徒，而是他搞不懂的一個異端教派。而利瑪竇則發現這位一賜樂業教徒對基督教新約一無所知。他把艾田請到內室，拿出一本希伯來聖經（基督教舊約），艾田認得出希伯來文，對舊約故事也非常熟悉。但他已不會讀寫希伯來文，他解釋說，因為他把時間全用在讀中國儒家經典上，不過他的兄長能夠讀寫。這時利瑪竇恍然大悟，這應該是一位猶太教徒，而他也發現了尚不為西方世界所知流散在中國的猶太人。艾田告訴利瑪竇，開封的一賜樂業教有十二姓，即十二個家族，有一個清真寺（猶太會堂），藏有正經53卷，即摩西五經，經西方傳教士研究，證實與歐洲流傳的摩西五經文本完全一致。
兩年後利瑪竇差遣傳教士到開封實地考察這個瀕臨消亡的猶太人社群，從而拯救了人類一段珍貴的歷史。這個消息震驚了歐洲。我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參觀大流散博物館，看到的所有開封猶太人的資料，即來自利瑪竇及其耶穌會教士到開封考察的成果。
利瑪竇（Matteo Ricci）1583年來華，在中國生活27年，是中國明末清初西學東漸這段歷史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對中國近代影響至巨，公認是西學東漸的第一人。在利瑪竇之前，也有一些傳教士來華傳教，但都以失敗告終，而利瑪竇卻創造了奇蹟，成功將天主教傳入中國，1610年他在中國逝世時，已創建了4所耶穌會教堂，成功讓兩千中國人皈依基督教，而這兩千人並非泛泛之輩，很多是中國上層階級的知識份子，包括一些著名的朝廷命官，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這些進士出身的士大夫，其中徐光啟地位最高，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社會影響力巨大
利瑪竇並將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傳到中國，讓中世紀的中國人大開眼界。他為中國製作了第一份世界地圖，他是將歐幾里得幾何學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和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理》是中國第一本西方數學著作，至今中國人學幾何的基本概念，仍是他和徐光啟翻譯的。他還為中國天象台製造了日晷、地球儀、天球儀、望遠鏡等西方先進天文儀器，推動了中國曆法和天象知識的進展，並將西方音樂和繪畫介紹到中國。可以說，利瑪竇是中世紀的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的一位重要推手，對當年中國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大作用。這位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如何高估都不為過。
利瑪竇另一偉大成就是最早系統性地向歐洲介紹了我們中國這個當時對於西方還相當神秘的東方大國，他把中國的儒家經典《四書》翻譯成拉丁文介紹到歐洲，開創了歐洲一個新的人文學科——漢學（sinology），甚至還影響到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
利瑪竇到中國傳教如此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智商和情商都極高，他對中國社會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士（儒家知識人）的階級地位最高這一特性，以及孔孟儒學在中國影響力至鉅有清晰深刻認識，來華後他以很快時間學會中文，然後認真學習和掌握中國儒家經典，他中文流利，熟讀儒家四書五經，可以用文言文寫作，儼然一位中國儒家知識份子形象。因此他得以廣交公卿名流，獲得明朝士大夫的認同，被稱為西儒之士。利瑪竇記憶力尤其超群出眾，過目不忘，儒家經典他可以倒背如流，他的背功讓與他結交的中國讀書人非常佩服和敬重，紛紛向他請教記憶秘訣，利瑪竇還為此寫了本記憶之法的書《西國記法》。
但就是這樣一位對中西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的傳教士，他的墓地和墓碑兩次被中國人砸毀，第一次是1900年的義和團動亂。當時滕公柵欄天主教士墓地已葬有一百多天主教徒，大部份是西方傳教士，知名的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戴進賢、郎世寧等。還有我在前面文章中提到的「被遺忘的斯洛文尼亞傳教士劉松齡」。義和團暴亂發生後，墓園被焚毀挖掘，墓碑被砸。暴亂平息後清政府根據《辛丑條約》重建了墓園，並豎立了一塊道歉碑，還特許在一旁建了馬尾溝天主教堂。天主教墓園再次擴大，最後葬有幾百位中外天主教徒。
中共上台後，馬尾溝教堂和天主教墓地被中共無償佔據，成為北京市黨校的產業。800多墓碑全部被移走，周恩來考慮統戰價值，只批准留下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3塊碑石。
但到文革破四舊，紅衛兵大破壞，連這3塊碑石都不能倖免，欲完全砸毀，還是黨校一位工作人員急中生智，說不如將碑石深埋土中，讓其永世不得翻身。這3塊碑石才得以倖存下來，不過十年文革後的1979年重建利瑪竇墓，三碑石從地底挖出時，發現有嚴重破損，今天看到的並非原貌，而是是經過修復的樣子。到1994年才收集了散落黨校各處的60多塊碑石，包括劉松齡的墓碑，在原址重新豎立。但已有好一些墓碑永久消失，連蹤跡也無處可尋。
就如同劉松齡在中國的再發現是他的祖國斯洛文尼亞向中國官方追尋的結果，利瑪竇墓的重建也是源於利瑪竇祖國義大利的要求。文革後的1978年中國社科院一個代表團到義大利參加學術會議，義大利提到利瑪竇墓被推平一事，代表團回國後向中共高層寫報告，提議重建利瑪竇墓，獲得批准。搞笑的是，雖然文革已過，1979年北京革命委員會為此事發了一正式公文，但不敢提到利瑪竇耶穌會教士的身份，只稱他是「義大利學者利瑪竇」。
如今北京黨校中的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教士的墓園已成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這並不能保證再不會發生砸碑毀墓之災。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教士的墓園已被砸了兩次，會不會有第三次？文革逝去，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後，如有人問這個問題，我會認為，不會再有第三次，紅衛兵那一次應該已是絕響。但在南斯拉夫砸館事件後，加上近年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再起，我已不敢回答得如此決絕。◇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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