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萬里卻遙遙相望，風情迥異又脈脈相吸。東方與西方，人類文明演繹出的兩個世界，千百年來總是發生著絲絲縷縷的聯繫。而東方的古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作為萬國來朝的世界中心，一直是讓人神往甚至狂熱的國度。
在古老的歐洲人心中，遙遠的東方有一座神州大陸、中心之國。它富足、祥和，擁有人類語言所能描繪的一切美好的特質。沙漠、崇山、遠洋，阻擋不了先驅者的腳步，從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到教士、航海家的冒險之旅，東方世界的商品與傳說一路西行，為歐洲文明注入璀璨的光輝，更變成王室貴族至市井細民爭相追逐的國際風尚。
這是歐洲17至18世紀掀起的一股文化旋風。歷經光陰流轉，它於19世紀逐漸淡去，卻化作西方藝術設計領域的學術名詞——「中國風」（Chinoiserie）而永恆存在。
賽里斯的奇幻想像
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第一次文化記憶是「絲」。早在希臘時代，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歷史》中便記錄了絲綢。那時流傳著一個傳說，東方世界有一個產絲的地方，希臘人根據「絲」或「綺」的發音，稱那裏為「賽里斯」（Seres）。
兩千多年前，並立於亞歐大陸兩端的漢朝與古羅馬，分別代表著東西方的早期文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漢朝時通過絲綢之路，將精美的絲綢出口到羅馬，成為當時貴族最貴重典雅的時裝。西方先民終於知曉，那個賽里斯就在漢朝。
就在他們驚艷於絲綢薄如蟬翼、輕若煙霧的品質時，駱駝上的商貿隊也隱約帶來了神秘傳說，激起歐洲人對絲綢與中國的無限幻想。古羅馬學者普林尼的《自然史》浪漫地認為，絲綢是賽里斯人從森林中的羊毛樹上採下纖細的羊毛，以特殊方法紡織而成。
而另一位Ammien Marcellin在著作中把賽里斯描述為富庶、繁榮的世外桃源：賽里斯國氣候溫和，有益健康，城市大而富饒，人們生活在「最大的安寧」中，並與世隔絕。 公元3、4世紀，羅馬帝國受到北方異族的侵擾，盛極而衰，賽里斯國成了歐洲人嚮往並讚美的完美世界。
人神共存的時代，人類總把最好的物品敬獻給神靈，正如遠古的歐洲人為奉祀的神披上了絲綢紗衣。在今天，無論是巴特農神殿的女神像，還是那不勒斯博物館裏酒神女祭司的畫像，我們看到的這些藝術珍品，皆身著絲綢服飾，輕柔飄逸、風度翩翩的儀態，傳達著古代西方對中國最初的憧憬與認知。
遊記裏的大汗之國
公元7、8世紀，絲綢之路的消亡阻絕了東西方的交流，至13世紀才出現轉機。成吉思汗的子孫、蒙古的大汗化身中土的帝王，在東方創立新的大一統王朝——元朝。元帝帶著黃金家族的聖光，繼續執鞭策馬，將中國打造成跨越亞歐大陸的超級大國，也使得東西方的交流再次興盛。
商旅們懷著震驚與仰慕之情，上演著一幕幕東遊記。他們用華麗而誇張的辭藻，記錄下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將那個虛幻飄渺的塞裏斯，構築成更為璀璨輝煌的「契丹」（Cathay）。第一個真正在中國生活並留下文字的，正是來自意大利的商人馬可波羅。
沿著絲綢之路，波羅家族走進中原，並於1275年覲見元世祖忽必烈，並為元朝宮廷服務17年。期間，年輕的馬可波羅是勤勞的行者，足跡遍及元朝的大江南北，見識了一個比家鄉還要廣袤、繁華、莊美千百倍的帝國。回國後，他因熱那亞城邦戰爭被俘，卻在獄中口述，經他人記錄，完成一部風靡多年的《馬可波羅遊記》。
這本書讓中國第一次走進歐洲人的視野。在馬可波羅的筆下，契丹國的城市商業發達，百姓生活富足， 堪稱人間天堂。他對前朝都城——杭州，更是不遺餘力地讚美。那裏有黃金和彩繪裝飾的宮殿，畫舫雲集、拱橋密佈的河湖，還有遍身羅綺、樂而忘憂的百姓，不僅是「世界上最繁榮最有錢的城市」，更是一座「天城」。
或許這部遊記細細描述的景像，大大超出歐洲人的認知，始終被視作虛構文學。馬可波羅之後，傳教士鄂多立克的遊記、虛構的《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更在歐洲人的腦海中勾勒出一個富甲天下的東方大國。這些夢幻般的文字，喚起他們對未知世界的求知與渴望。
中國商品引發的藝術時尚
15世紀，歐洲人創造了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葡萄牙的探險家達嘉馬（Vasco da Gama）於1497年揚帆起航，第一次到達印度，開闢東方航線。之後，葡萄牙的船隊在中國南部的海面上逡巡徘徊。留存於記憶中的賽里斯和契丹，即將顯露真容 。
此時的中國正處於實行海禁的明王朝，葡萄牙人幾番努力也只能在廣州、澳門等有限的港口城市進行貿易，但這並不妨礙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向歐洲。香料、生絲、瓷器、傢私、茶葉，這些在中國司空見慣的商品，卻是西方人眼中極具異域風采的奇珍異寶。
葡萄牙人因此攫取豐厚利潤，其它各國也隨之加入這場尋找東方神州的探險遊戲。這是一場令整個歐洲為之沉醉的貿易狂歡。伴隨著印度洋的季風，千帆競發，來自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的一隊隊商船駛向東方，踏上夢寐以求的神奇國土，進行季節性大採購，最後滿載而歸。
在17至18世紀，航海貿易的黃金時代，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有緣目睹那些富有藝術價值的中國產品。精妙的工藝，奇異的造型，迅速改變著他們的審美趣味與生活風尚。特別是物品上栩栩如生的完全不同於西方的風景、人物、神話、風俗等圖畫，更成為歐洲人實實在在感知中國的文化縮影。
東方貿易引發的這場中國時尚，不再是基於文字的模糊想像，深埋在西方文化基因的「中國情結」終於有了物化的落腳點。有學者說：「我們每天吃飯的青花瓷碗提供了中國風景的最初一幕。」歐洲人更以模仿中國為榮，貴族們逐漸養成飲茶的休閑習俗，手工匠人們開始探索瓷器的製作秘訣；在繪畫、器具、建築、園林等藝術設計領域，中國元素更是層出不窮，融入西方生活的每個角落。
使臣和傳教士的漢學熱
畢竟，一匹綢緞的色澤，一枚瓷碗的花紋，一片茶葉的味道，所能傳達的文化信息是片面而淺顯的，人們還需要更系統、更真實的描述認識中國全貌。
大航海時代帶來的貿易熱潮，也促使更多的外交使團、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有著淵博深厚的學識和修養，對中華底蘊也有著比馬可波羅時代更為深刻的感受。
1517年，葡萄牙國王派出了使臣Tomé Pires前往東方。這位歷史上第一個拜訪中國的使臣非但沒能覲見明帝，反而被關進廣東的監獄。大明朝嚴謹的司法制度卻給這位特殊的囚徒留下良好的印象，因而，他以敬佩的心情把親身經歷寫成書信，偷偷寄出中國監獄，送到海外。
約60年後，西班牙的使臣Martín de Rada較為幸運，在福建盤桓兩個多月。他購買了百餘種中國圖書，並請人翻譯，作為他考察中國的可靠資料。返回歐洲後，他便撰寫回憶錄《中國札記》，並在書中首先確證，中國即契丹，亦即大明。在這部回憶錄的基礎上，從未到過中國的修道士門多薩遍覽群書，完成歐洲第一部系統介紹中國全景的文化巨著。
在中國艱難宣教的傳教士們，為了更好地融入中國貴族與士人的生活，努力學習漢語和禮節習俗，意外成為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1583年，耶穌會士利瑪竇踏上中土，很快獲得明朝官員的尊敬，獲准長期居留，直至客死他鄉。多年的中國生活以及中華典籍的閱讀積累，讓他得以近距離地接觸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並為之讚歎不已。他更認為，中國的偉大是舉世無雙的，柏拉圖《理想國》裏敘述的理想早已在中國付諸實踐。
利瑪竇身後留下一部手稿《利瑪竇中國札記》，展示了一個地大物博、文明繁盛的中國，成為當時介紹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而他的傳教經驗，也引起歐洲關於如何在中國傳教的「禮儀之爭」。傳教士們紛紛撰文著書，翻譯中國經典，努力把自己對中國的見解告訴歐洲人。如此，更為深層的中華傳統文化大規模輸入歐洲，西方「漢學」就此興起。
至此，歐洲人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視角觀察中國，認識到在海平線之外，一個富裕、祥和的中國竟如此傳奇迷人。 這個發現讓他們欣喜、陶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種叫「中國風」的藝術風格即將華麗登場，在歐洲各地綻放出中西合璧的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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