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星堆開始，我寫了一系列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故事。上文講中國元雜劇《包》的故事情節可能受到希伯來聖經影響，提到猶太人來華歷史，也提到基督教一個早期教派景教傳入中國的故事。
西方的基督教最早何時傳入中國？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前，近代人咸認為應該是元朝中西交通頻繁之時，當時有天主教徒來到元大都，最有名的是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他沿著絲綢之路來華，在華生活17年，經海路回國後發表了他那著名的馬可孛羅東遊記。但後來明朝將蒙古人逐出中原之後，中西交通中斷，要到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於16世紀上半葉來到珠江才有西方基督教士來華傳教。
不過後來一件文物的發現，改變了大家的認知。在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崇仁寺修繕時發現一塊碑石，碑石上方刻有9個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當時在華傳教博學多識的耶穌會教士憑碑文認出，這個景教就是基督教在中東的一個古老教派聶斯脫里派。這一發現立刻震驚歐洲基督教世界，因為按照這個碑石的記載，基督教早在唐朝貞觀年間已到達中國傳教，一下把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拉遠了一千年。
大秦景教碑，英文稱Nestorian Stele。大秦是古代中國對古羅馬帝國區域的稱呼，也指波斯，大秦景教就是來華傳教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的中文譯名，景是取「光明」之意。碑文記載說，此碑是公元781年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聶斯脫里派教徒，即景教徒立碑記述景教傳入中國150年的歷史。碑文說，唐朝貞觀9年（公元635年）大秦景教派傳教特使阿羅本經波斯來華，獲唐太宗容許在華傳教並建教堂大秦寺。因此有史可考的基督教來華之始應該是公元635年。
基督教聶斯脫里派主要在今天敘利亞等一帶。現在仍存在，稱東方亞述教會，全球尚有100萬教徒。獲得唐朝皇帝恩准後，景教在唐朝曾興盛一時，全國多處建有大秦寺。連我的家鄉，遠在西南內陸的成都也有景教徒傳教，在成都西门石塘街建大秦寺，現此處稱為「送仙橋景教遺址」。宋人的《蜀都故事》記載，到了宋代這個寺遺址處仍可發現景教徒遺留的珠寶。發現碑石的崇仁寺就在唐朝長安大秦寺的舊址上。碑石除中文，還有聶斯脫里派教徒使用的古敘利亞語。
但後來因為唐武宗滅佛，波及所有夷教，景教也遭殃，大秦寺被砸，景教碑被掩埋，其後景教徒還遭黃巢農民軍屠殺，景教遂逐漸退出中國，到明朝時候絕跡，其來華歷史也被人遺忘。
對大秦景教碑的記載，西方最初是不相信的，懷疑是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偽造。
我前文說，阿拉伯旅行家阿布賽义德哈桑印度中國遊記（成書於9世紀中葉到10世紀初）記載黃巢農民軍曾在廣州屠殺來華經商的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祆教徒，這裏所說的基督教徒應該就是景教徒。這本中國印度遊記是阿拉伯有關中國的最早文獻之一，但要到近代18世紀和19世紀，這一重要的阿拉伯文獻才被西方的東方學者發現，翻譯成多種文字。因此在此之前，西方對聶斯脫里派早在中國唐朝時候已來華傳教是一無所知的。因此大秦景教流行碑的出土轟動了羅馬教廷和歐洲史學界。如果碑文記載可靠，這說明在哥倫布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傳教士來華的近一千年之前，西方的基督教已光臨過中華大地。
為甚麼會有人懷疑是尾隨利瑪竇之後來華的耶穌會教士編的謊言？因為景教徒在中國長安建大秦寺，傳播基督教之時，歐洲基督教的傳教士尚未跨過中歐的多瑙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歐洲土地，比如德國現今諸多基督教國家尚是被基督教視為化外蠻荒之地，仍是異教徒國土，因此懷疑所謂大秦景教碑根本就是耶穌會教士搞鬼偽造歷史。直到後來在中國西安、福建泉州、北京房山地區，陸續有更多大秦景教歷史文物出土，質疑和爭論才逐漸平息下來。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文物意義上可說是價值連城，甚至有學者認為可與摩押石碑、羅塞塔石碑這些世界著名碑石相媲美。原碑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並規定禁止出境展覽。曾有西方學者擬重金購買送往大英博物館珍藏，但為清廷政府所拒。其後此碑複製了多份運往歐洲，其一現藏於梵蒂岡博物館。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故事後來還有了續集。
2009年當日本深秋之際，我第二次到日本關西地區觀賞紅葉，上了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總本山高野山，夜宿已有1,100年歷史的宿房赤松院。次日遊覽真言宗創始人空海弘法大師的陵寢奧院。沿著奧院的參道而行，一道斑駁殘舊的石碑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這道碑的上方刻有9個中文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我非常意外，中國國寶級的文物、大名鼎鼎的大秦景教碑怎麼會出現在日本的高野山上？
遊高野山回香港後查資料，發現日本高野山的大秦景教碑原來是摹本，但這個複製品也有很高文物價值，立於此地也有一百年歷史了，並涉及中西和日本三方的一段文化交流佳話。
在高野山安眠的空海大師是唐朝時候的日本留學僧，他跟隨遣唐使渡海赴長安青龍寺學法，學成歸國後在高野山修行，建金剛峰寺，創真言宗，是日本佛教的開山祖師之一。高野山遂成日本佛教聖地。關西另一座佛教聖地比叡山，我第一次到關西看紅葉，也特地上山一遊。這是和空海大師一道渡海赴唐留學的同學，日本佛教天台宗開山始祖最澄大師的道場。兩人一道赴唐，學成歸國後，各成一派大師。
正是比叡山之遊帶給我的震撼，讓我隔年再上高野山。據日本華文女作家劉燕子說，大秦景教曾由日本赴唐留学僧帶回日本，在日本的文化中留下若干蛛絲馬跡。高野山和比叡山這兩座佛教道場因此還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還不僅於此，大秦景教碑故事還有續集，下半場還有英國人加入。
高野山這面大秦景教碑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英國宗教學者和旅行家戈登夫人（Elizerbeth Anna Gordon）於1911年贈予高野山的。戈登夫人是位奇女子，她1891年和丈夫開始環球旅行，於是年遊高野山時被東方宗教神秘氣氛所傾倒。她一生熱愛日本文化，認為佛教真言宗與基督教有許多相通相似之處，佛教的彌勒佛就相當於基督教的彌賽亞（救世主），因此主張佛耶結合，提出了「佛耶一元」這個概念。大秦景教碑文用中國人熟悉的佛教教義和文字闡述基督教教義，高登夫人認為具有某種象徵意義，遂贈予高野山，以彰顯不同宗教不同教派可以相互溝通彼此包容的精神。20世紀初，民族主義思潮在全球正方興未艾之際，戈登夫人有此普世的先鋒前衛意識，實在令人佩服。
今天有許多國人受官方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洗腦，鼓吹仇恨，宣揚排外意識，甚至穿日本和服都被狹隘民族主義偏見夾扁了腦袋，愚昧無知的「愛國賊」扭送派出所，且不說公民有穿衣自由，這些愛國賊甚至完全無知到不知日本和服含有中國元素，實際來源於中國唐朝服裝。
在這個令人沮喪時代，在日本留唐高僧安息的佛教聖地看到英國基督教學者戈登夫人贈送的這塊碑石，真是感慨萬千，也令人深思不已。大秦景教碑及其這塊摹本承載了東西方歷史中多種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豐厚歷史，這是在人類幾千上萬年歷史中，與戰爭、仇恨、奴役、征伐、暴力等黑暗力量相對立的光明一面，也是人類文明能夠不斷進步的正能量。我們需要的就是繼承發揚這種偉大精神，而擯棄鼓吹仇恨宣揚暴力的負面文化傳統。◇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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