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中學畢業旅行十三陵公廁的恐怖經歷。這個文化衝擊，30年後的今天仍歷歷在目。不過，這並非中國對我的第一次衝擊。我的第一次是1978年。
那年，我8歲，文革結束不久，仍是華國鋒年代。廣九直通車於次年才恢復，要去廣州探親，便需在深圳轉火車。深圳聯檢大樓於1985年才落成，之前由英界去華界，要自行爬越一列列的火車，這對於帶滿行李支援祖國的旅客，著實不易。
過關需時，之後又要等好久才有火車往穗。結果，凌晨兩三點出門，晚上九時多才到達廣州親戚的家。若是今天，放下行李後第一時間當然要安頓幼小（即是我）睡覺，然而當年旅客到埗後按法例要求要馬上到派出所辦理臨時戶口登記。在派出所的感覺仍記得很清楚：擠着十多人的房內，那唯一的4W鎢絲燈泡下，所有身體、嘴巴好似雕像般一動不動，等候着進行登記的同志法落。那是第一次感受到「幹部」的震攝力。
更精彩的衝擊還在後頭。一天，親友成群到泮溪酒家午膳。泮溪曾接待過無數中外貴賓，是中國著名酒家。它與荔灣為伴，園林山水，風景怡人，庭院內的滿洲窗、曲廊、木雕檐楣更具文物價值。那些年，我家做裝修，工友們每朝開工前都在茶樓飲茶，我課餘時也會參與，對茶樓的運作頗為熟悉。泮溪的經歷，是一生難忘：茶客不單要自己開茶，還要去廚房自取點心、自己換枱布；不單沒有點心車，連服務員也沒有幾個。事後問長輩原委，原來革命同志們弄好點心，便算完成應盡之義，其它原屬「服務業」範疇的工作，在社會主義眼中是剝削行為。後來，鄧小平修正主義（或稱「改革開放」）橫行，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無產階級的底氣沒有了，赤貧問題再次尖銳起來，那是後話。
離開泮溪，在荔灣公園遊玩後，要坐公車回親戚家。那裏是總站，幾十人在候車。公車駛來，人們像蝗蟲般疾湧至公車四周，窗和車門無孔不入，奮力鑽進，彷彿車廂內就是他們生命的歸宿。我的親戚也不示弱，把我舉起從車窗塞進車內，因此幸得一座。這應該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從窗進入另一空間。
還有一次，在廣州最大的商場南方大廈。那時我已經喜歡買書，在新華書店看中兩本書。書都放在窗櫥內，要叫服務員拿取。兩位女服務員正高聲聊天，我請其中一位幫忙，她怒目視我，把書用力擲在我面前。嗯，明白了，「服務業」是剝削嘛，我在剝削她聊天的權利。
那時，香港人辛苦用擔挑運東西回廣州，救濟親朋，支援祖國。中國的親友要甚麼，電視機、雪櫃、電單車，一封信過來，這邊便會盡量滿足。曾經有親戚甚至扮跌跛腳，以生活需人照顧為名申請大陸的年輕子侄來港。平時也會收集超市的膠袋，返鄉時送贈。香港人對中國施恩不望報。可是，50年過去了，上一代人的無私支援，換來了甚麼？
四個字：恩將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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