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73周年。一方面,港府當大肆宣傳香港在國安法下正譜寫「由亂及治,由治及興」新篇章;另一方面,港警宣布十一當日將派出八千警力,這與「由亂及治」的宣傳形成強烈反差。加上對移民潮不斷否定、港府高層不斷寫信抗議海外傳媒「報道不實」,三年來香港全方位倒退,說明中共首肯的一班「忠誠廢物」不可能管好香港。原因安在?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九七前說:「我感到憂慮,不是因為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它將逐點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廿五年間,這預言不幸言中。社會精英深明表忠才可「有飯食」,每天嘴裏都是「習主席指出」;面對國安法帶來的毀滅性結果,他們一味歌功頌德。教育當局更不用說,自1998年起一直鍾情於篡改歷史,最新的得意之作是招來一班學生製作國慶音樂宣傳片,內容卻是篡改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特別刪走「少年獨立則國獨立」一句。事事奉承,處處忌諱,香港怎會有出路?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開放透明的政治環境是重要基石。可是,中共拒絕吃這一套。到目前為止,共產黨在香港仍以地下黨的方式運作,超然於一切法律,其活動不需對香港和香港人負責。根據程翔的推算,香港有40萬地下黨員。梁振英當選特首後第一個前往謝票的地方就是中聯辦。香港政治因而具有極大不確定性,西環實而中環虛,港府墮落成文匯大公的執行部門。結果,紅線處處,法治削弱,甚至不惜違反聯合國的要求,不將國安法下的香港人權報告翻譯成中文,被人質疑是港府刻意阻止該報告在民間流傳。

由於香港政治的服務對象不是香港人而是中共,所以港府成立立法會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政治立場不正確者不得參選。「左」成了香港新常態;公職人員為保不犯錯,爭相鬥「左」,結果變成「極左」。六七暴動那段日子,三聯仍可以賣「最高指示」的書,左校仍可繼續宣揚自己的政治信念;到了今天,香港已成為了「禁書天堂」,民主自由在學校裏已成了禁忌(公社科卻可以宣揚帝國主義帶來了麥當勞和迪士尼樂園)。九七後港府以「親疏有別」作為政治原則,現在以防疫為名所檢控的食肆,絕大部份都是黃店。無他,殖民地年代一直行之有效的「政治中立」已被左派攻破,香港公職人員要吃飯,便需「政治掛帥」。

結果,便出現了香港施政失誤最根本的原因:將香港人當中國人管。早在1983年,兩位華人物理學家聊天,楊振寧認為英國人把香港治理得好,中國人也可以,陳方正不以為然。曾幾何時,中共也知道對香港不能粗暴,中聯辦主任姜恩柱曾說過,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需要認真體會。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特區成立大典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主宰自己的命運。可是到了今天,香港人卻成為了被改造的對象,一切從娃娃抓起。最近左報強調的「去殖化」,說到底其實是「去香港化」。

移民潮未解,回鄉潮又至。十一前夕,香港開關,香港人蜂湧至日本旅行,這不啻為對中共政權的另類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