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說（5）：道千乘之國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五》）

【註釋】

千乘之國：乘，音shèng，古代用四匹馬拉著的兵車。春秋初期，大國都沒有千輛兵車；到孔子之時，千乘之國已經不是大國。按：此處千乘之國似可理解為大國，一如《道德經》中「治大國若烹小鮮」之「大國」。

人：古代廣義的「人」指一切人羣，狹義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階層的人。楊伯峻認為這裏的「人」和「民」（使民以時）對言，用的是狹義。

使民以時：古代以農業為主，楊伯峻認為「使民以時」即是《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不違農時」。朱熹說時謂農隙之時。

【討論】

本章為孔子論治國的大綱。「道千乘之國」，為甚麼說「道」不說「治」呢？中國上古史中，從「三皇五帝」到「三代」（夏商周），聖王治世，形成一個「道統」，孔子傳承了這個「道統」，為國以道，講政教、教化，這大不同於近代以來的政治學。這裏的「道」字，又涵蓋了如下所說的五件事。

（一）「敬事」。國事、政事，皆大事也。對此，講究誠、敬、慎、勤四字（當然，這四字也是修身之道）。孔子之時，國有大事，要到太廟祭告，這就是「敬」的表現之一，敬天地神明和祖宗。孔子教弟子「政事」，首先強調一個「敬」字。孔子也從政過，是如何做的呢？且看一個細節：上朝的時候，（孔子）跟下大夫談話，顯得溫和而快樂；跟上大夫談話時，顯得正直而恭敬。君主臨朝時，他顯得恭敬而不安，走起路來卻又安詳適度（《論語‧鄉黨》）。

（二）「信」。古往今來皆講「信」，孔子講的有所不同。孔子曾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為甚麼呢？因為「信」要以道義為基礎，如果違反道義而「言必信，行必果」，那不就是自己往陷阱裏跳嗎？古代法家也講「信」，如商鞅的「徙木立信」，可那更多的是權謀。

（三）「節用」。國家如何富足？儒家經典《大學》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最忌諱為政者好大喜功、奢靡鋪張，「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李商隱《詠史二首‧其二》）。

（四）「愛人」。西周行封建，天子最高，之下是諸侯、大夫、士，再下就是平民了。這裏的「人」，是指士以上。「愛人」是孔子論治國的一個重要原則，「親親」和「尊賢」都包含在其中。「愛」字從心，如果人皆有仁心、與人為善，那全社會都會是一個善的循環。且看《說苑》裏的「滅燭絕纓」故事：晉楚交戰，楚國一個大臣奮勇爭先、拚力死戰，楚莊王感到奇怪，就問：「我德行淺薄，從來沒有特殊優待過你，你這次為甚麼英勇陷陣奮不顧身呢？」這位大臣說：「我罪當死，我就是當年宴會上酒醉牽王后衣服、帽纓被王后扯斷的那個人，大王您沒有怪罪（反而讓群臣都把帽纓扯掉，喝酒盡歡而散），我早就想用頸血湔敵來報答大王的恩德了。楚莊王「愛人」並不求報，而報自來。

（五）「使民以時」。古代農業社會，農業最講不誤農時，否則一年收成就有問題。《禮記‧王制》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地官司徒‧均人》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凡力役的徵調，依照年成的好壞：豐年公事平均每人徵用三天，中等年成平均每人徵用兩天，歉收年成平均每人徵用一天。發生饑饉疫病就免除力役、免除賦稅，不徵收山林川澤和各種從業稅。）以後歷朝歷代，雖不一定做得到，但「使民以時」成為古代中國的一項政治傳統了。

對於本章，朱熹曰：「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錢穆說：「本章孔子論政，就在上者之心地言。……所言雖淺近，然政治不外於仁道，故唯具此仁心，乃可在上位，領導群倫。此亦通義，古今不殊。若昧忽於此，而專言法理權術，則非治道。」

最後談個問題：為甚麼《論語》在「學而時習之」「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巧言令色鮮矣仁」「吾日三省吾身」之後就論治國呢？

這有一個背景。春秋以前，世官世祿，「官師合一」「學在官府」。但是，隨著宗法制的解體，天子、諸侯的權力相繼衰落，「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時，私學興起，開設私學的孔子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而私學的興辦，促成了「士」這個新興的知識者階層的產生，此「士」已不同於舊宗法制度下作為低級貴族的士，他們或者出身於貴族與官宦之家，或者出身於普通庶民、工、商階層。他們投拜於各位私學先生門下，多是「干祿」、所謂「學而優則仕」。孔子教學有四科，「政事」為其一（據《論語‧先進》），「政事」科的中心內容當然就是如何治國平天下了。

當然，孔子本人也是有政治理想的，孔子門人多有政治抱負，無論是「內聖外王」還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都是渴望貫穿學問和事功的。對此，晚清時人有精闢概括：「經濟出自學問，經濟方有本源；心性見之事功，心性方為圓滿。」（《格言聯璧》）#

主要參考資料：

《論語註疏》（十三經註疏標點本，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四書直解》（張居正，九州出版社）

《論語新解》（錢穆著，三聯書店）

《論語譯注》（楊伯峻著，中華書局）

《論語三百講》（傅佩榮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論語譯注》（金良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先秦史》（沈長雲著，人民出版社）

點閱【論語說】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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