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維韋克拉瑪斯瓦米（Vivek Ramaswamy）：身份政治的由來和回歸卓越之路（一）

美國科技企業家、2021年的暢銷書《覺醒公司》和新書《受害者的國家》的作者維韋克拉瑪斯瓦米談2008經濟危機如何導致「覺醒派」資本主義的興起，美國人喪失目的感和身份感的過程，以及如何用正面的價值觀——追求卓越來復興美國夢。

拉瑪斯瓦米：我們看到了這種受害者心態轉移，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壓迫「奧運會」的結果是兩敗俱傷。

楊傑凱：今天，我採訪了維韋克拉瑪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他是2021年的暢銷書《覺醒公司：美國企業社會正義騙局的內幕》（Woke,Inc. : Inside Corporate America 's Social Justice Scam）的作者。

拉瑪斯瓦米：平權運動是制度性的種族主義，至今仍然在美國存在。我很遺憾地說，它將造成一種新型的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我們曾經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擺脫它。

楊傑凱：今天，我們將深入分析他的新書《受害者的國家》（Nation of Victims: Identity Politics, the Death of Merit, and the Path Back to Excellence），該書講述美國的怨恨文化，同時涉及左派和右派，也提及美國人喪失目的感和身份感的過程。他說，這為企業政治化以及「覺醒派」資本主義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拉瑪斯瓦米：我認為，一種追求卓越的文化需要結果上的不平等、不公平。我將大聲說出人們緘默不言的道理。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1. 2008危機導致「覺醒派」資本主義的興起

楊傑凱：維韋克拉瑪斯瓦米，歡迎你再次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拉瑪斯瓦米：我很高興，謝謝你再次邀請我，楊！

楊傑凱：維韋克，我終於讀完你的書《受害者的國家》，此前我曾經採訪過你，並且稍微談到這本書，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談到《覺醒公司》的另外一面。

拉瑪斯瓦米：我在《覺醒公司》中講述的故事之一是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我們現在在紐約市。其實，在2008年危機之前，在2007年秋季，我正好在紐約市工作，在一家對沖基金公司任職，因此對當時發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的情況是，在2008年危機爆發後，你看到政府斥巨資救助紐約華爾街的大銀行。我是這些救助行動的反對者。順便說一下，我至今仍反對這些救助行動，因為它大錯特錯。直到今天我們仍在為這些罪惡付出代價，不僅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我會稍後再講。

總之，在2008年危機爆發後，事實上，華爾街的那幫傢伙不再是商學院裏年輕學子們競相倣傚的英雄，而是變成一群壞蛋。所謂「佔領華爾街」其實就是佔領華爾街，就在它的入口處附近。

這個國家的資本家階層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們發現：「看哪！『佔領華爾街』，這是一顆難以下嚥的苦果。他們想拿走我們的錢，分發給窮人，幫助窮人進行改革，重建秩序，獲得控制市場的權力。這是一顆難以吞嚥的苦果。」

可是，結果呢，與此同時，新左派誕生，它與「佔領華爾街」的左派的理論稍有不同。新左派認為，重要的不是經濟，而是種族主義、厭女症、偏見和氣候變化。實際上，這等於是給了這個國家的大企業一個機會，從文化的角度救助自己。

不只是政府在救助他們，他們也從文化方面再次救助自己，他們說：「看哪！我們的出路就在這兒，我們得滿足新左派的這些要求，全面配合他們譴責制度性種族主義，前提是他們別再談制度性的金融危機，怎麼樣？」

「我們將思考多樣性和包容性，任命一些少數族裔做樣子進入我們的董事會，大談特談氣候變化對不同種族的影響，我們要先乘坐私人飛機飛往達沃斯，然後做所有這些事情。」但是他們在私下裏說：「這樣做是有條件的，我們期待新左派視而不見，讓我們的公司權力結構保持原封不動，以此為交換條件。」

這是上一本書裏的一個笑話，說一群大銀行資本家和一群「覺醒派」千禧一代上了床，共同生育出「覺醒派資本主義」，卻把「佔領華爾街」拋棄，供他人領養。難道不是這樣嗎？這是他們的交易。

紐約市中心的資本家階層非常擅長玩這一套，以至於矽谷也開始行動。他們意識到：「啊！華爾街這幫傢伙玩得不錯，如果我們在矽谷坐著不動，那麼左派，甚至於奧巴馬左派，就會對我們的權力壟斷構成威脅。」對吧！他們想要打破威脅。大型科技公司起初對左派很冷漠，後來開始對右派很冷漠。

他們意識到：「你看，如果我們同意出讓一些壟斷權力，來推動你們的根本目標，就會解除針對我們的權力結構的威脅。我們將審查你們不想看到的網上言論，刪除你們定義的錯誤訊息。」但是他們私下裏說：「這麼做不是免費的，我們期待著新民主黨能視而不見，保證我們的壟斷權力原封不動。」

這場遊戲就是這麼玩的。其它美國公司也開始倣傚。可口可樂公司宣布，佐治亞州實行的新的投票法，要求投票人出示證件的做法，是制度性種族主義，並考慮如何教導他們的員工群體「不要那麼白」。

這就是他們使用的詞，如何變得「不那麼白」，以避免有人指責他們的產品導致全國範圍的糖尿症和肥胖症，他們自稱非常關心黑人社區。

Nike譴責美國250年前的奴隸制，但是對今天發生在中國新疆的真實的奴隸制卻屁都不放，並且使用外國勞動力生產標價250美元的運動鞋，然後賣給居住在中心城區的黑人孩子，而他們連上學用的課本都買不起。這太妙了！各方皆大歡喜，然而這是一種玩世不恭的包辦婚姻，匪夷所思的是雙方互不尊重，都在暗自嘲笑對方，同床異夢。

這幾乎就是狼狽為奸，然而卻能維持下去，各取所需。這就是「覺醒派產業混合體」這個私生子的身世。我認為它的權力既超過大政府、大企業，因為它是一個嵌合體，幾乎是一個可怕的雜種，以多種方式粉碎了普通公民的夢想，壓制了普通美國人的聲音，破壞了經濟。

楊傑凱：這種意識形態的很多信眾，開始充斥這些大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他們開始僱用有相同思想傾向的員工，因為他們懂得如何正確使用暗語等等。

拉瑪斯瓦米：我是這麼看的，「覺醒派」遇到資本主義，就利用其背後的「綠紙片」（指美元）為自己充足了電。在那之前，「覺醒派」在美國學術界基本上是一種邊緣哲學，寄身在某些文科學院，被認為是對制度的一種挑戰。如果你問：它是何時從對制度的一種挑戰演變為一種新制度的？答案是：當「覺醒派」遇到資本主義，就被市場的潛在力量充足了電，變得幾乎無處不在。

左右兩派美國人身份認同的需求，使「覺醒派」毒瘤趁機滲透。

楊傑凱：你在新書《受害者的國家》裏提到，我們正處在國家身份危機之中，這種危機感並不只存在於左派當中。

拉瑪斯瓦米：是的，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二部份，就是說探戈需要兩個人來跳。換個角度講，如果沒有消費者群體以及員工群體要求大公司做同樣的事情，大公司的詭計就不會奏效。我在《覺醒公司》一書中對這個問題討論得還不夠，因為這是另外一個複雜的問題。是的，這是政府與大公司之間玩世不恭的自上而下的聯姻，可是千禧一代，我們這一代，更年輕的一代，又做了甚麼呢？

事實上，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大多數人，甚至不到40歲的人，都期待這種看上去有道德感的行為，甚至鼓勵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以及公司招聘員工的過程展現某種品德。這原本是一個文化問題，與大公司、大政府關係不大，但是與我們所知道的文化有關。我的診斷出現在《覺醒公司》結尾和《受害者的國家》開頭，就是說此刻我們的國家，整個一代人，楊，都對某種事業充滿渴望。

在我們民族史的這個關頭，我們非常渴望獲得目的感、意義、身份。在過去，能滿足這種目的感的事情包括愛國情懷、勤奮、家庭、信仰和、國家身份等等，然而在當代，這些東西即使沒有消失，都已經慢慢消退了。

留下來的是一個身份的黑洞，你看到一個真空越來越深，於是毒藥開始填充這個空洞，於是「覺醒派」趁機潛入美國人的心靈深處。唯科學主義開始氾濫，卻不同於科學。唯科學主義，以及各種不同的宗教，一個接一個地踐踏靈魂。原因何在？

就是這個真空吸引了毒藥。我在寫完《覺醒公司》之後，照了照鏡子，就開始在全國巡遊。在此之前我是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的行政總裁，後來開始針對這些問題大聲疾呼，指出我在商界、在大學裏迅速發現的數不清的偽善，政府與商界勾結，使新「覺醒派」毒瘤滲透到幾乎每一個主要機構。偽善屢見不鮮、俯拾即是。

2. 需要用正面價值觀—— 追求卓越來填補這個目的真空

我對鏡自問：「好，我們該怎樣解決問題？」當然，一些價值觀可以洞察問題、教育民眾，他們就會知道該怎麼做。但是，在拿起針線縫補之前，我們需要填補那個黑洞，那個目的真空，用某種更豐富、更有意義的東西來稀釋毒藥、去除毒性。這就是我在第二本書中要完成的任務——「好，我們已經發現這個目的真空，下一步該怎麼做？」

要填補這個目的真空，就需要正面的價值觀，比如說追求卓越，我在書中對此進行論述。一個理想的美國身份的核心內容，就是毫不動搖地追求卓越，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以此作為個人的人生目標，這也是美國夢的一部份，是美國人身份的一部份。

如果我們不用某種更積極的價值觀填補這個真空，它就會充滿傷害。我在這本書的前半部份，論述了受害者身份成為我們新的民族身份的過程。

在這本書的後半部份，我呼籲讀者行動起來，填補那個身份真空，追求我們共同追求的卓越，那是美國身份的一部份。但是，從A到B的路途曲折複雜，需要經歷很多坎坷。

一種執著追求卓越的文化，需要認可不平等、不公平的結果。我要把別人不敢說的話大聲說出來，因為我認為我們需要這樣做。

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時達到終點或都到達同一個終點，無論是在籃球場、教室，還是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下。

我們不可能建立一種制度，讓人人平等地獲勝，或者平等地失敗，那不是一種真正追求卓越的文化，兩者不可兼得。　

有人說，至少起點相同或者大致相同；也有人說，即使有人到達終點，仍然有問題。這是物質意義上的差別，在名義上和道義上沒有差別，公民自身價值沒有差別。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仍然是平等的。這是化解矛盾之路，否則路途充滿荊棘，在這個國家有關不平等的辯論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